第27章 要要(2/2)
康熙点头赞同:“世民陛下所言极是。朕在平定三藩后,曾因蠲免赋税的政策未能及时落实,导致江南百姓不满,朕立刻派遣官员前往督查,确保政策落地,并向百姓道歉。民心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有真心待民,才能凝聚民心。”
朱元璋则从“官员治理”的角度补充:“朕认为,复兴与中兴的前提是‘吏治清明’。若官员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即便推行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赢得民心。朕在大明初期,严惩贪官污吏,剥皮实草,就是为了让官员不敢作恶,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世民陛下的贞观之治、构陛下的南宋中兴,都离不开清明的吏治。”
赵匡胤结合大宋的经验,说道:“朕认为,复兴与中兴还需‘文武平衡’。朕建立大宋后,虽推行‘重文抑武’,却也重视武将的作用,设立‘枢密院’,让武将参与军事决策。世民陛下重用李靖、李绩等武将,才得以平定东突厥;构陛下重用岳飞、韩世忠等武将,才得以遏制金兵南下。若文武失衡,要么如秦二世般因武将叛乱而亡,要么如南宋后期般因文臣误国而灭。”
赵构听到此处,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此前对武将的猜忌,开口道:“诸位陛下所言,让朕深受启发。朕此前虽重用岳飞、韩世忠,却也处处提防,担心他们成为藩镇。如今看来,文武平衡的关键在于‘制度约束’,而非帝王的猜忌。朕计划在枢密院参赞官的基础上,设立‘军法司’,负责监督武将的军纪,同时允许武将参与军事战略的制定,让他们感受到信任。”
刘彻此时开口,话题转向“外患应对”:“朕当年北击匈奴,实现大汉复兴,关键在于‘先固内政,再谋外战’。朕先推行休养生息,让国库充盈、百姓富足,再训练军队、联合西域诸国,才得以击败匈奴。构陛下若想应对金兵,也需先稳固江南内政,让流民安居乐业、国库充盈,再联合西夏、蒙古等势力,孤立金国,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兴。”
康熙则分享了自己应对噶尔丹的经验:“朕亲征噶尔丹时,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对顽固抵抗者坚决剿灭,对愿意归附者给予安抚。构陛下应对金兵,也可采取类似策略:对金国的主战派坚决抵抗,对金国的主和派可尝试议和,以争取时间稳固内政。外患应对不是一味强硬,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讨论到正午时分,康熙命人摆上御膳,帝王们边吃边聊,话题从“民心凝聚”“吏治清明”“文武平衡”延伸到“文化传承与复兴”——李世民说起大唐的“科举制度完善”如何选拔贤才,赵构说起南宋的“书院建设”如何传承儒家文化,刘邦说起大汉的“独尊儒术”如何统一思想,朱元璋说起大明的“《大明律》编撰”如何规范社会秩序。这些文化举措虽时代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目标——通过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王朝复兴与中兴提供精神支撑。
李世民提到,贞观年间,他命孔颖达等学者编撰《五经正义》,统一儒家经典的解读,避免因学术分歧导致思想混乱;赵构则说,南宋在临安、建康等地设立“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分院,邀请朱熹、陆九渊等学者讲学,培养了大批有家国情怀的学子;康熙则补充道,大清在编撰《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同时,还组织学者编撰《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传承是复兴与中兴的灵魂。”朱元璋放下筷子,严肃地说,“朕当年推翻元朝后,恢复华夏衣冠、重修孔庙,就是为了让百姓重拾文化自信。若一个王朝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即便疆域再广、国力再强,也难以长久。”
刘邦深表赞同:“朕当年建立大汉后,虽推崇黄老之学,但也重视儒家文化,正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仁政’‘大一统’思想,符合王朝复兴的需求。文化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王朝的发展服务。”
午后,帝王们的讨论聚焦在“复兴与中兴的差异”上。李世民认为,复兴是“在王朝初建时,通过制度创新、民心凝聚,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如贞观之治、洪武之治;而中兴是“在王朝中期或后期,通过政策调整、危机应对,让国家重新走向兴盛”,如汉武帝的汉武中兴、唐宪宗的元和中兴。
赵构则补充道,中兴比复兴更难:“复兴时,王朝虽新,却无历史包袱,可大胆推行新政;而中兴时,王朝已积累诸多问题,如土地兼并、官员腐败、外患威胁等,推行新政往往会遭遇更大的阻力。比如朕的南宋中兴,既要应对金兵外患,又要解决流民问题、财政危机,还要平衡文武势力,难度远超世民陛下的贞观复兴。”
康熙则总结道:“无论是复兴还是中兴,核心要素都是相通的——以民为本、吏治清明、文武平衡、文化传承。复兴是‘打基础’,中兴是‘补漏洞’,只有牢牢把握这些核心要素,才能让王朝长治久安。”
当金光再次亮起时,帝王们都明白,分别的时刻又到了。李世民握着康熙的手,郑重地说:“玄烨陛下,你对‘复兴与中兴核心要素’的总结,让朕深受启发。回到大唐后,朕定当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加强文化传承,让贞观之治更加稳固。”
赵构则对刘邦说:“汉高祖陛下,你‘休养生息’的政策,是南宋中兴的关键。回到临安后,朕定当继续推行流民安置、轻徭薄赋,让江南百姓安居乐业,为抗击金兵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金光散去,乾清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康熙站在殿中,看着案上《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复兴与中兴”章节初稿,心中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这场跨世相聚不仅让李世民、赵构找到了推动王朝发展的方向,也让《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刻——这部方略不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历代帝王治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王朝延续千年的精神财富。
此后,康熙加快了《历代帝王治国方略》的编撰进度,将李世民的贞观复兴、赵构的南宋中兴、自己的康熙盛世作为“复兴与中兴”的典型案例,详细阐述了“以民为本、吏治清明、文武平衡、文化传承”四大核心要素,并亲自撰写按语,强调“帝王治国,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可照搬历史,却需借鉴历史”。
而在其他时代,帝王们也将跨世相聚的智慧融入治国实践:李世民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