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 蓝衣男孩（1/2）
一
我叫沈默，一个在殡仪馆工作了七年的化妆师。每天和死人打交道，早已习惯了福尔马林的气味和那种死寂的沉默。朋友们都说我这名字取得好，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但说实话，我从来不相信鬼。
死人就是死人，是一具不再运作的肉体。灵魂什么的，不过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用来安慰自己的说辞罢了。七年来，我见过形形色色的遗体——寿终正寝的老人、意外身亡的年轻人、甚至支离破碎的交通事故死者。我从没遇到过任何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
直到那个雨夜，殡仪馆送来了一具小男孩的遗体。
那天的雨下得很大，是南方夏天特有的那种暴雨，噼里啪啦地砸在殡仪馆的铁皮屋顶上，像无数只手掌在同时拍打。我正准备下班，老周——我们的夜班守夜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推开了化妆间的门。
“沈默，又来了一单。”老周的语气有些不自然，他站在门口，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来。老周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但今天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什么情况？”我放下已经收拾好的工具箱，重新穿上工作服。
“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溺亡的。”老周顿了顿，“家属要求连夜整理仪容，明天一早就要火化。”
我点点头，示意他把遗体推过来。几分钟后，一辆转运车被推入了化妆间。白色的裹尸布下，一个小小的轮廓隆起，像一张空了一半的床。
老周帮我掀开裹尸布，然后几乎是逃一般地退到了门外。我皱了皱眉，觉得他今天格外反常。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男孩。
他大概五六岁的模样，安静地躺在转运车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像是在睡觉。他的皮肤因为溺水而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青白色，嘴唇发紫，眼睑微微浮肿。但即便如此，依然能看出来他生前是个很好看的孩子——五官精致，睫毛很长，头发是那种很深的黑色，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是一件小号的卫衣，胸口印着一个已经褪色的卡通图案。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裹着他瘦小的身体。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工作。第一步是清理遗体表面的污渍和水分。我拿起海绵，蘸上特制的清洁液，轻轻擦拭他的脸。水温很低，触感冰凉，但这在溺亡案件中很常见。
当我擦到他颈部的时候，我停住了。
他的脖子上有一圈深紫色的痕迹，不是尸斑，而是那种被勒过之后留下的淤青。我俯下身仔细查看，心里一沉。这痕迹的纹路很清晰，像是被某种细长的绳索勒过——而且不是一圈，是两圈。
我抬起头，看向门口的老周：“这孩子是溺亡的？”
老周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老周沉默了几秒，然后低声说：“派出所送来的，据说是在城东的河里发现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没有继续追问。在这行干了这么久，我学会了一件事——不要过多打探死者的背景。知道的越多，心里越难受。
我开始给男孩化妆。粉底、腮红、唇彩，一套流程下来，他的脸色看起来好了很多，不再那么青白吓人。我特意给他选了一种偏暖的色号，让他看起来像是在暖光下睡着了一样。
接下来是头发。我用吹风机把他的头发吹干，然后用一把小梳子仔细地梳理。他的发质很好，又黑又软，梳起来很顺。我给他梳了一个整齐的偏分，露出光洁的额头。
最后是衣服。我打开一旁的袋子，里面有一套新的衣服——是家属准备的，一套深蓝色的小西装，配着一件白衬衫和一个蝴蝶结。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换上这套新衣服。
他穿着那件旧蓝衣服来的，我觉得让他穿着自己熟悉的衣服走，可能会更安心一些。这种想法很感性，很不专业，但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做了。
我只把那件湿透的蓝衣服用吹风机吹干，重新给他穿上。衣服干了之后，上面的卡通图案清晰了一些，是一只咧嘴笑的章鱼，周围是模糊的水泡。
全部整理完之后，我退后一步，打量着自己的作品。男孩安静地躺在那里，脸色红润，嘴唇粉嫩，头发整齐，像是只是睡着了，随时会醒来一样。
“好了。”我朝门口喊了一声。
老周走进来，看了一眼，然后飞快地别过头去。他的眼眶有些发红。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老周的声音有些哑，“我就是……我有个差不多大的孙子。”
我没说话。老周有个六岁的孙子，这事我知道。他手机屏保就是那孩子的照片，胖乎乎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先走了。”我脱下工作服，拎起工具箱，“明天一早的火化，你安排一下。”
“行。”
我走到门口时，老周突然叫住了我：“沈默。”
“嗯？”
“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看起来不像死了？”
我回过头，看了男孩一眼。说实话，确实不像。他的神态太安详了，安详得有些不真实。一般的溺亡者面部会呈现出一种挣扎后的扭曲和痛苦，但这个男孩没有。他的表情平静得像是自己走进水里，然后安静地躺下的。
“别想太多。”我说，“好好值班。”
那天晚上雨一直没停。我回到家，洗了澡，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就看到那个蓝衣服的小男孩。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闷闷的。
我索性坐起来，打开电视。午夜频道在放一部老电影，黑白画面，讲的是一个走失的孩子最终回到家的故事。我看了不到十分钟就关掉了。
凌晨两点，手机响了。是老周。
“沈默，你能不能过来一趟？”老周的声音在发抖。
“怎么了？”
“那个……那个男孩……”
“什么情况？”
“他……他的表情变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过来看看吧，我说不清楚。”
我犹豫了三秒钟，然后穿上衣服出了门。雨小了一些，但还在下，街道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我开车二十分钟到了殡仪馆，远远就看见化妆间的灯亮着，老周站在门口，缩着肩膀，像一只受惊的老猫。
“在里面。”老周指了指门内，没有跟进来。
我走进化妆间，一眼就看到了转运车上的男孩。
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男孩的脸变了。
我离开之前，他的表情是安详的、平静的，嘴唇微微合拢，眼睑自然下垂。但现在，他的嘴巴张开了，露出里面发白的牙龈和一小截舌头。眼睛虽然没有睁开，但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整张脸呈现出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像是在尖叫，又像是在哭。
他的手指也不在原来的位置了。我之前把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但现在，他的右手移到了身体一侧，五指弯曲，像是在抓什么东西。
最让我心惊的是他的脖子。
那圈紫色的勒痕变得更加深了，颜色从紫变成了近乎黑色的深红，像是有人刚刚又勒过一次。而且勒痕的边缘有一些细小的、指甲抓过的痕迹——他自己的指甲。
我僵在原地，盯着男孩的脸，大脑飞速运转。第一个念头是：有人动过他。但马上否定了——殡仪馆晚上只有老周一个人值班，而且化妆间的钥匙只有我和馆长有。
第二个念头是：尸体痉挛。这是一种罕见的死后现象，在某些暴力死亡的情况下，尸体的肌肉会在死亡的瞬间剧烈收缩，导致死后姿势的改变。但尸体痉挛通常发生在死亡的那一刻，不会在死亡几个小时之后才出现。
而且，表情的改变……这在医学上是说不通的。尸体的面部肌肉已经失去了神经控制，不可能自主地改变表情。
我慢慢走近转运车，伸出手，轻轻触碰了男孩的下巴。他的皮肤冰凉，但肌肉并不僵硬——事实上，他的下颌关节非常松弛，很容易就合上了。
这说明他死亡的时候，面部肌肉是放松的。那么现在的“痛苦表情”又是怎么来的？
我注意到他的右手——那只从胸前移开的手。我掰开他的手指，掌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指尖有一些白色的絮状物，像是某种纤维。我用镊子夹起一小撮，放在灯光下看了看。
是棉花的纤维。
殡仪馆里到处都有棉花，这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些纤维嵌在他的指甲缝里，像是他用力抓挠过什么东西。
一个溺亡的六岁男孩，在死后几个小时，自己改变了姿势，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还抓了一把棉花？
我觉得自己的理智在一点点瓦解。
“沈默？”老周在门口小声喊，“怎么样了？”
我没有回答，而是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卷白色的医用胶带，把男孩的双手重新固定在身体两侧，然后用一块湿毛巾盖住了他的脸。这是我在处理一些“不安静”的遗体时偶尔会用的方法——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没事。”我走出化妆间，对老周说，“可能是尸体的肌肉收缩导致的姿势变化。你今晚别待在化妆间了，去值班室休息。”
老周点点头，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怎么了？”
“沈默，有件事我没告诉你。”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这孩子送来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们说，发现这孩子的地方，是城东的‘孩子桥’。”
我感觉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来。
孩子桥。
城东确实有一座桥，叫虹桥，是一座很老的石拱桥，横跨在一条叫清水河的小河上。但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人叫它虹桥。所有人都叫它“孩子桥”。
原因是——那座桥是几十年来整个城市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年都有孩子在桥下的河里溺亡。有人说桥下有暗流，有人说河底有水草，但最流传的说法是——桥下住着一个水鬼，专门拉小孩子下水。
更诡异的是，所有在桥下溺亡的孩子，被打捞上来之后，脖子上都有一圈紫色的勒痕。
“老周，你在殡仪馆干了二十多年，这种事你应该比我见得多。”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你怕什么？”
老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不懂。二十多年前，我亲眼见过一件事。”
“什么事？”
“那时候我还在老殡仪馆上班，有天晚上送来一个溺亡的小女孩，也是从孩子桥捞上来的。化妆师给她整理仪容的时候，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我感觉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
“化妆师吓坏了，当场就晕了过去。后来我们把她送去医院，医生说她是假死，被水呛了之后昏迷了，其实没有死透。那个女孩后来活了下来。”
“所以呢？”
“所以我在想……这个男孩，会不会也没有死透？”
我回头看了一眼化妆间的门。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
“不可能。”我说，“如果他是假死，送到这里的时候早就被发现了。而且他的皮肤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斑，这是不可逆的。”
老周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慢慢走向值班室。他的背影佝偻着，像是在一瞬间老了十岁。
我在化妆间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进去。我锁上门，把钥匙装进口袋，然后开车回了家。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二
第二天一早，我七点就到了殡仪馆。火化安排在八点半，我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打开化妆间的门时，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表情再次改变、姿势再次移动、甚至更离谱的事情。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切都没有变。
男孩还是昨晚我离开时的样子：双手被胶带固定在身体两侧，脸上盖着湿毛巾。我掀开毛巾看了一眼，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依然是那种痛苦的、扭曲的神态。脖子上的勒痕也还是那种近乎黑色的深红色。
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做最后的整理。我换掉了那块湿毛巾，重新给他化了一层妆，试图用粉底遮住脖子上的勒痕。但痕迹太深了，遮了三层还是隐约可见。
八点二十分，家属来了。
来的是一个女人，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烂桃子。她的身边跟着一个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脸色铁青，嘴唇紧抿着。
女人一进化妆间就哭了出来，扑到转运车上，抱着男孩的身体，肩膀剧烈地颤抖。男人站在一旁，没有哭，只是死死地盯着男孩的脸，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乐乐……乐乐……”女人反复叫着男孩的名字，声音嘶哑，“妈妈来了……妈妈来看你了……”
我站在一旁，保持着职业性的沉默。这种场面我见过太多次了，每一次都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心上慢慢地割。
“他……他怎么会这样？”女人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他的表情……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
我犹豫了一下，说：“溺亡的过程通常不会有太大痛苦，很快就失去意识了。”
这是谎话。溺亡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溺水者会经历极度的恐慌、窒息感和挣扎。但这个时候说真话没有任何意义。
女人没有再追问，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男孩的头发，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那种近乎疯狂的悲伤。
男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男孩脖子上的勒痕处，眼神阴郁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八点半，火化工老刘来推遗体。老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在这行干了十几年，早就对生死麻木了。他一边推车一边嚼着槟榔，嘴里还哼着一首跑调的流行歌。
“等等。”男人突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摩擦。
他走到转运车前，弯下腰，把男孩的衣领往下翻了翻，露出了完整的勒痕。然后他直起身，看着女人，说了一句话：
“这孩子的死不是意外。”
女人的哭声戛然而止。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男人。
“你看这个痕迹。”男人的手指着男孩的脖子，“这是被人勒过的。不是淹死的，是被人勒死的。”
我感觉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女人凑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叫，几乎要晕过去。男人扶住她，转向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我要报警。在警察来之前，不能火化。”
我点点头，示意老刘先别动。然后我走出化妆间，给馆长打了电话。馆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让家属自己处理，我们配合。”
十五分钟后，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四十多岁，姓马，是个老刑警；另一个二十出头，看起来像是刚从警校毕业的。
马警官先是查看了男孩的遗体，然后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他的表情很严肃，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家属呢？”他问。
“在外面。”我说。
马警官走出去，和那个男人谈了大概二十分钟。谈话的内容我没有听到，但马警官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凝重了。
“沈师傅，”马警官对我说，“这个男孩的遗体暂时不能火化，需要做进一步的尸检。”
“没问题。”我说。
“另外，”马警官犹豫了一下，“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昨晚你整理遗体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情况？”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马警官压低声音：“孩子的脖子上有勒痕，这你肯定看到了。但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的遗体有什么异常？”
我想了一秒钟，然后决定说实话：“有。昨晚我整理完之后离开，半夜守夜人发现他的表情变了，姿势也变了。我过来看的时候，他的表情从安详变成了痛苦，右手也移到了身体侧面。”
马警官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他旁边的年轻警察则明显地打了个寒噤。
“你确定没有人动过他？”
“确定。化妆间只有我和守夜人有钥匙，而且守夜人一整晚都在值班室。”
马警官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沈师傅，你在这一行干了多久？”
“七年。”
“遇到过这种事吗？”
“第一次。”
马警官点了点头，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答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但没有点着，只是在手指间转动着。
“二十多年前，”马警官缓缓说道，“我刚入行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一个溺亡的小女孩，也是在孩子桥，也是在殡仪馆里……遗体自己动了。”
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马警官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时，他停下来，回过头，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看着我。
“那个案子一直没有破。”他说，“因为法医尸检的结果是——溺亡，没有任何他杀的痕迹。脖子上的勒痕，法医说是水草缠的。”
“那这次……”
“这次不一样。”马警官说，“这次脖子上的勒痕，纹路非常清晰，是尼龙绳之类的绳索留下的。水草缠不出那种痕迹。”
马警官走后，殡仪馆恢复了安静。男孩的遗体被转移到了冷藏室，等待法医的尸检。女人和男人也离开了，女人走的时候几乎是被人架着出去的，整个人像一摊烂泥。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了。我只是一个殡仪馆的化妆师，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剩下的，是警察和法医的事。
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孩子桥上，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桥下的河水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河水很静，静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男孩——他站在河中央的水面上，穿着那件蓝色的卫衣，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叫他的名字——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没有反应。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水面上的木桩。
然后他慢慢抬起了头。
他的脸上没有五官。不是模糊，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平滑的、完整的皮肤，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像是从来没有长过眼睛、鼻子和嘴巴。
我惊恐地看着他，想转身逃跑，但脚像是被钉在了桥上，一步也迈不动。
然后他开口了——虽然他没有嘴巴，但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是一个孩子的、细小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
“叔叔，我好冷。”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浑身被冷汗湿透。窗外天已经亮了，是那种阴天的灰白色，像是蒙了一层脏兮兮的纱布。
我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梦里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那个没有五官的男孩的脸像是烙在了视网膜上。
“只是一个梦。”我对自己说，“只是一个梦。”
但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梦。七年来，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任何一个我处理过的死者。他们在我眼里只是工作对象，下班之后，我不会再想起他们。
这个男孩不一样。
我起床洗了个冷水澡，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水流过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的右手手腕上有一圈浅浅的红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
我盯着那圈红痕看了很久，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是睡觉的时候压到了，也许是手表的表带太紧了。但我知道这些解释都很牵强。
那圈红痕的位置和宽度，和男孩脖子上的勒痕几乎一模一样。
三
接下来的三天，一切都很平静。男孩的遗体在冷藏室里安安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出现任何异常。法医来做了尸检，取走了一些组织样本和体液。马警官来过两次，和馆长谈了一些事情，没有找我。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也许那个梦只是我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也许男孩遗体上的变化确实有科学的解释——比如尸体肌肉的不同步收缩，或者某种我还没学过的死后现象。
但第四天，老周辞职了。
他是早上来找馆长的，说要辞职，立刻就走，连工资都不要了。馆长很惊讶，问他为什么。老周不说话，只是摇头，脸色灰白得像一张旧报纸。
我去值班室找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他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用了十几年的保温杯。
“老周，到底怎么了？”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老周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老周？”
“那孩子……”老周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那孩子来找我了。”
我感觉心脏停跳了一拍。
“什么意思？”
老周慢慢转过身来。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窝深陷，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过觉。他的嘴唇在发抖，下巴上的胡子茬像是几天没刮。
“连续三个晚上，我梦到他了。”老周说，“第一天晚上，他站在我的床尾，穿着一件蓝衣服，浑身湿淋淋的，水从他的头发上滴下来，滴在地板上，滴滴答答的。他看着我，不说话，就是看着我。”
“第二天晚上，他走近了一些，站在我的床边。他的脸离我很近，我能看到他的眼睛——全是黑的，没有眼白。他问我：‘爷爷，你为什么不救我？’”
“第三天晚上——”老周的声音断了，他用力咽了一口唾沫，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吞回去，“第三天晚上，他爬上了我的床。我感觉到了——湿的、冰凉的，一个小小的人，躺在我身边。他的手抓着我的胳膊，抓得很紧，我挣不开。他在我耳边说：‘爷爷，我好冷，你抱抱我。’”
老周说完，撸起左臂的袖子。我看到他的小臂上有五个深紫色的指印，像是被一只小手用力攥过。
我盯着那些指印，大脑一片空白。
“老周，你确定这是……”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老周几乎是吼出来的，“我醒过来就看到了！我睡觉的时候门是锁着的，窗户也是关着的！没有人进来过！”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老周苦笑着，“你能帮我什么？你能让那个孩子别来找我吗？”
我无言以对。
老周拎起帆布包，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深深的、彻骨的疲惫。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沈默，听我一句劝。”老周说，“离那个孩子远一点。别再去冷藏室了，别去想他，别去管他的事。就当从来没有见过他。”
“可是……”
“没有可是。”老周打断了我，“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碰的。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不怕了。但我错了。有些东西，你越是不信，它就越是来找你。”
老周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殡仪馆的大门方向。
我站在原地，看着老周留下的那个空荡荡的值班室。床铺很乱，被子掀开着，枕头上有一个人形的凹痕——那是老周躺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茶叶已经泡得发烂，茶水呈现出一种浑浊的褐色。
我注意到床边的地板上有一小片水渍。不是茶水，是清水，无色无味的清水。水渍的形状像一个小小的脚印——一个孩子的脚印。
我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那片水渍。冰凉的，像是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水。
我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出了值班室。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尽量不去想那个男孩。我照常上班，照常处理其他遗体，照常在下班后回家、吃饭、睡觉。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像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但我心里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我也开始做梦了。
第一个梦很简单。我站在一个很大的水池边，水池里的水是墨绿色的，看不见底。水池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漩涡，漩涡的中心有一件蓝色的衣服在旋转——就是男孩穿的那件卫衣，胸口印着一只咧嘴笑的章鱼。
衣服在水里转了很久，然后慢慢沉了下去。沉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衣服里面裹着一个小小的身体——是那个男孩。他蜷缩着，像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双手抱膝，脸埋在膝盖里。他慢慢地沉入深绿色的水中，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不见。
第二个梦复杂一些。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白色的，地板上铺着白色的瓷砖，到处都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看起来像是一个医院的太平间。
房间的中央有一张不锈钢的解剖台，台上躺着一个人，盖着白布。我知道那是那个男孩。我想走过去，但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然后白布自己掀开了——不是被风吹开的，是从
男孩的手。
他从解剖台上坐了起来，转过头看着我。这一次，他有五官了——正常的、完整的五官。他的眼睛很大，黑色的瞳孔像两颗玻璃珠，直直地看着我。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说什么，但我听不到。
我拼命地想听清他在说什么，但耳边只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台老旧的冰箱在运转。
然后他笑了。
一个六岁的男孩，坐在解剖台上，穿着蓝衣服，对着我笑。那个笑容不是天真的、孩子气的笑容，而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像是在说“你终于来了”，又像是在说“你不该来的”。
我再次从梦中惊醒。这一次，我的枕头是湿的。不是汗水，是水——清水，无色无味的清水，像是有人把一块湿毛巾放在了我的枕头上。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是干的。又摸了摸脸，也是干的。只有枕头中间的那一片是湿的，形状像一个孩子的头——后脑勺的位置。
我打开床头灯，仔细查看那片水渍。它正在慢慢扩散，从枕头的中央向边缘渗透。我凑近闻了闻，没有气味，就是普通的水。
但水的温度很低，低得不正常。现在是夏天，室温有二十七八度，就算是自来水也不会这么凉。那是一种接近冰点的温度，像是刚从冷柜里拿出来的。
我突然想到——冷藏室的温度，就是零上四度。
我扔掉枕头，换了一个新的，然后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去冷藏室看看那个男孩。
我知道这不理智，也知道老周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但我必须去。我需要亲眼看看他，确认他只是躺在那里的一具尸体，而不是别的什么。
冷藏室在殡仪馆的最里面，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是一扇银色的不锈钢门。门上有一个圆形的温度计，显示当前的温度是3.8℃。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冷藏室不大，大概二十平方米左右，三面墙上是冷柜，一面墙是货架，上面放着一些装殓用品。灯是白色的日光灯，有两根，其中一根在不停地闪烁，发出轻微的“滋滋”声。
男孩的遗体在最里面的一个冷柜里。我拉开冷柜的抽屉，白布包裹着的身体出现在我面前。
我掀开白布。
他还在那里。安静的、冰冷的、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表情还是那种痛苦的扭曲——眉头紧皱，嘴巴微张，像是在无声地尖叫。脖子上的勒痕因为冷藏的缘故变得更加明显了，呈现出一种深紫色的脉络状纹路，像一条蛇缠在他的喉咙上。
我伸出手，轻轻触碰了他的脸颊。皮肤冰凉，但很柔软，像是一个活着的孩子在雪地里玩了很久之后回来的温度。
然后我注意到一件事。
他的右手——那只之前在掌心里有棉花纤维的手——手指微微弯曲着，但这一次，他的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掰开他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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