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试水的温度（2/2）

“先别激动。”李云龙压下心中的躁动，“赵政委说了，这只是‘鱼饵’，看看就好。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裤子衬衫做好，让信用证顺顺利利兑付了！有了这第一步，才能谈后面！”

赵刚的办公室成了临时的“技术情报分析中心”。来自香港的设备简介照片和说明，被放大冲印出来，贴在墙上。他请来的几位绝对可靠的重工业专家（来自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的秘密技术顾问），正对着这些模糊的图像和只言片语的说明，进行一场艰难的“拼图游戏”。

“赵政委，从这张轧机牌坊的局部结构和铭牌样式看，很像是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四十年代末期生产的1700中板轧机的配套部件。”一位冶金专家指着照片说，“这种轧机在当年是先进水平，如果核心部件（如轧辊、轴承座、主传动齿轮）状态完好，其技术价值和直接利用价值都非常高。但问题在于，照片只显示了牌坊一角，我们无法判断其他关键部分是否存在、状态如何。”

另一位化工专家则对那组塔器照片更感兴趣：“这几张照片里的盘管和阀门形式，非常类似当时美国UOP公司或环球油品公司设计的**流化催化裂化（FCC）装置**中的反应器或再生器的内部构件。如果真是，哪怕只是部分旧构件，对我们理解这类先进炼油工艺的设备结构和材料要求，也有极大参考价值。但同样，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其完整性、腐蚀程度以及是否包含核心技术部件。”

“这些重型机床和船用柴油机部件，情况类似。”机械专家补充，“照片太模糊，缺乏关键尺寸和技术参数。不过，从大概的轮廓和制造风格看，应该是美国战后工业鼎盛时期的产品，基础工艺水平很高。”

专家们的结论高度一致：清单展示的设备类别，恰恰击中中国重工业最薄弱又最急需的环节（大型轧钢、先进石化、重型精密加工、大功率船用动力），其潜在技术价值巨大。但现有信息犹如管中窥豹，真实性和可用性完全无法评估，很可能是对方精心筛选过的、最具诱惑力也最不完整的“广告图片”。

“对方很懂行。”赵刚听完汇报，沉吟道，“他们知道我们缺什么，渴望什么。所以抛出的诱饵，针对性极强。但他们又极其谨慎，不给任何实质信息，让我们心痒难耐，却无从下手。这是在测试我们的技术判断力，更是在测试我们的定力和谈判策略。”

他指示：将专家分析结论整理成文，作为内部参考，但不做任何对外回应。对霍启明的指令不变：专注于执行试单合同，对设备清单仅表示“收到，已转交相关部门评估”，不做进一步追问。他要让对方先着急，看看在试单顺利执行后，对方会不会主动拿出更具体、更有诚意的设备信息。

同时，他让专家们根据这些模糊线索，结合国内实际需求，秘密草拟一份“理想设备与技术资料需求详单”，内容要极其具体，包括希望获取的设备型号、技术状态要求、配套资料清单（如图纸、操作手册、维护记录）、以及可接受的交换条件范围（用多少轻工品、什么品类）。这份详单，将作为未来如果谈判深入时，中方的“要价”依据和风险控制底线。

平壤，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并未放弃他的“数据共享”计划。他不再直接强求，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向朝方轻工业省赠送了一套由莫斯科计算中心开发的、用于“生产计划优化”的初级线性规划软件包（以打孔卡片形式），并派来一名年轻的技术员，表示可以“免费”为朝方重点工厂提供数据分析和优化建议。

朴成浩将情况告知程佩珊。两人都明白，这是“糖衣炮弹”的升级版——软件本身可能无害，甚至有用，但一旦使用，必然需要输入详细的产能、原料、工时、成本数据，并由苏方人员“指导”分析。这无异于将家底敞开了让人研究。

“接受软件，但严格限定使用范围和数据输入。”程佩珊建议，“可以选一个非核心的、生产流程简单透明的车间（比如包装车间）进行‘试点’，输入的数据仅限于该车间的公开信息。分析结果由我们的人自己看，有问题也不向他们请教核心技术，只问一般性的管理问题。同时，我们要加快自己的‘手工图表’建设。”

朴成浩依计而行。他选定了第二被服厂一个辅助性的辅料裁剪车间作为“试点”，只提供该车间每日的工时记录、辅料消耗量和任务完成量等最表层数据。苏方技术员帮助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录入和计算流程，得出的“优化建议”无非是调整排班、减少等待时间之类，并无实质新意。

与此同时，在“技术图书馆”那个小房间里，朴成浩和几位核心组员，在程佩珊的指导下，开始尝试用最原始的方法，对清津橡胶厂“TC-1”系统运行几个月来的温度控制记录数据进行手工整理和分析。他们绘制简单的运行趋势图、计算温度波动标准差、统计不同设定值下的能耗对比。没有计算机，全靠算盘、计算尺和坐标纸。

过程笨拙，结果粗糙，但意义重大。当他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绘制的图表，直观地看到系统在某个参数区间运行时温度最稳定、能耗最低时，那种通过自己动手发现规律的成就感，是任何外来“优化建议”都无法替代的。程佩珊鼓励他们将这种方法整理成简易指南，在“互助小组”内分享，并将其命名为“基于生产记录的简易效能分析法”。

“我们不能被别人的工具框住思路。”程佩珊对朴成浩说，“哪怕工具再先进，如果数据不是自己的，分析过程不是自主的，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南辕北辙。我们这套土办法，慢是慢，但每一步我们都清楚怎么回事，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数据防火墙’和‘分析能力’。”

两周后，纽约花旗银行开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准确无误地抵达香港汇丰银行，经“信天翁贸易”审核，条款完全符合合同规定。霍启明心中稍定——至少，对方在支付环节的第一步，表现出了规范和诚意。

大连总厂经过最初的忙乱和返工，第一批两千件工装裤和一千打衬衫终于生产完毕，通过了厂内质检和霍启明指定的香港公证行（SGS）的装船前检验，获得了合格的检验报告。货物装上租用的外籍货轮，从大连港启运，数日后抵达香港，在葵涌货柜码头完成转船，准备发往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港。

就在货物即将离港前夕，霍启明接到了威廉·张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威廉·张语气轻松，先是确认了货物出运信息，然后仿佛闲聊般提起：

“霍先生，第一批合作非常顺利，我很高兴。顺便提一下，我的一些工程师朋友，对上次给贵方看的那种‘伯利恒轧机部件’做了更详细的整理。他们发现，除了牌坊，似乎还有配套的万向接轴和部分轴承座，保存状况比预想的好。如果贵方真的有兴趣，或许……可以在我们下次见面时，看到更清晰一些的照片，甚至是一些粗略的尺寸草图。当然，这完全不影响我们当前的合作。”

饵，又一次抛了出来，而且似乎裹上了更多的“糖衣”。霍启明按捺住心跳，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谢谢张先生告知。设备的事情，我们还在内部评估，毕竟涉及面太广。我们还是先把眼前这批货安全、准时地交到您的客户手中吧。等这批交易顺利完成，我们再找时间详谈其他可能性。”

挂掉电话，霍启明知道，“试水”的温度正在升高。信用证的顺利开出和货物的如期出运，验证了对方在商业流程上的可靠性。而对方主动提供更多设备信息，则表明他们急于推进到下一阶段。一切似乎都在按赵刚设定的“分层试探”剧本进行。

但霍启明心中那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他知道，最危险的阶段，往往不是在开局，而是在对方不断加码、己方似乎看到希望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或许就在货物抵达美国、信用证顺利议付之后，当对方拿着“更清晰的照片和草图”坐到谈判桌前时。

太平洋两岸，一场以轻工品为媒介、以重工业设备为目标的复杂博弈，刚刚完成了第一次小心翼翼的触探。水温尚可，但深水区的暗流与礁石，依然隐藏在平静的海面之下。大连车间里为“毫米”而战的汗水，沈阳办公室里对模糊照片的研判，平壤斗室里手工绘制的图表，与香港会议室中冷静的商业对话，共同构成了这盘大棋中，看似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落子。齿轮在各方心照不宣的推动下，开始缓缓咬合，但谁也无法预知，当它真正全速转动起来时，带来的会是强大的动力，还是致命的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