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海图上的新坐标（2/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姜工如获至宝。他们结合自己失败的经验和这个新样品带来的启发，重新调整了扩散工艺的多个参数，改进了电极制作方法。

终于，在一个凌晨，测试仪器的指针稳定地跳动起来，显示出一个接近设计指标的放大倍数和频率特性！

“成了！真的成了！”实验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虽然成品率依然低得可怜，性能稳定性还需要大量测试，但第一只由大连“实验点”自主试制成功的锗合金扩散晶体管，诞生了！姜工给它起了个名字——“海鸥-A型”晶体管。

消息传到李云龙那里，他立刻赶到实验室，拿着那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还带着手工焊接痕迹的“海鸥-A”，手都有些颤抖。“好！太好了！这是咱们自己的‘电子海鸥’！比缝出件衣服、做出个齿轮，意义一点也不小！”

他知道，这只小小的“电子海鸥”，意味着大连在电子工业这个更前沿、更关键的领域，也戳破了一个小孔。虽然离翱翔天际还差得远，但至少证明了，在这片以重工业和轻工闻名的土地上，也能孕育出精密电子的萌芽。这为“天鹅”收音机的真正自主、乃至未来更复杂的电子设备研制，点亮了一盏微弱的、却属于自己的灯。

平壤，彼得罗夫对程佩珊和朴成浩的“技术互助小组”兴趣日增。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参加沙龙式的讨论，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实质性”的建议：由苏方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分析软件和计算工具（运行在笨重的苏制电子计算机上），帮助朝方和中方技术人员，对生产数据、工艺参数进行“更科学”的统计分析，以期“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这是一项福利，程同志，朴同志。”彼得罗夫语气诚恳，“靠手工计算和经验估计，太落后了。科学管理需要数据支撑。我们可以派员指导你们使用这些工具，并帮助建立初步的生产数据库。这不仅能提升清津厂、第二被服厂的项目水平，对于你们中方在大连的管理，想必也有借鉴意义。”

程佩珊和朴成浩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所谓“数据分析”和“建立数据库”，意味着要将生产过程中的大量原始数据（包括设备运行参数、原料消耗、工时记录、质量检测结果等）输入苏方提供的系统和工具中。这些数据看似平常，但经过系统化采集和分析，很可能暴露出生产体系的关键能力、薄弱环节、资源调配模式，甚至推断出一些未公开的技术参数和产能极限。这比单纯参观工厂或索取技术资料，更为深入和隐蔽。

“非常感谢彼得罗夫专家的好意。”程佩珊斟酌着词句，“引入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确实是方向。不过，我们目前的项目管理还比较粗放，基础数据记录不全，恐怕还达不到使用先进计算工具的条件。而且，涉及具体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需要遵循我们各自国内的相关规定和工厂的保密制度。我们是否可以先从一些更通用的、不涉及具体生产细节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交流开始？”

朴成浩也补充道：“是的，彼得罗夫同志。我们现在‘互助小组’的重点，还是在消化吸收现有技术资料，解决眼前的具体工艺难题。数据分析是个好工具，但我们想先打好基础，等条件成熟些再引入。”

两人一唱一和，再次将彼得罗夫的提议挡在了门外。彼得罗夫显然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强求，只是说：“当然，尊重你们的节奏。不过，科学管理是趋势，希望你们早日做好准备。”

事后，程佩珊和朴成浩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

“数据，是新时代的‘矿产资源’。”程佩珊严肃地说，“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洞察力和主动权。苏联人在这方面，嗅觉很灵敏。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防火墙’。”

朴成浩深以为然：“程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的‘技术图书馆’在积累知识，但我们对自身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却缺乏系统性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自己摸索一套简单的、适合我们条件的数据记录和分析方法？不依赖他们的工具和系统？”

程佩珊眼睛一亮：“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生产日志、质量统计表做起，设计一些格式，先让大家养成记录的习惯。然后，我们可以用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比如画控制图、计算平均值和极差，来进行初步分析。虽然粗糙，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安全，也能锻炼队伍。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互助小组’下一个阶段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一条新的、旨在保护自身信息资产、培养初级数据分析能力的战线，在平壤悄然开辟。

赵刚汇总着各方面的报告：哈工大关于“海工一号”分步走的务实方案和详尽的技术需求清单；大连“海鸥-A”晶体管诞生的喜讯；霍启明关于“红汞”事件的处理报告；程佩珊关于彼得罗夫数据共享企图和朴成浩应对的汇报。

他站在巨幅的东北亚地图前，目光深邃。局势越发复杂，机遇与风险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苏联的试探与封锁在升级，技术博弈进入了更深的水域。但己方的阵地也在巩固，触角在延伸，甚至在电子这样的尖端领域，也冒出了自己的嫩芽。

“不能再满足于见招拆招了。”赵刚自语。他铺开一张新的海图，拿起红蓝铅笔。

蓝色的海洋区域，他画上了一个新的坐标，旁边标注：“‘海工一号’试验舰（暂名：探索者）”。从这个坐标，延伸出几条虚线：一条指向波兰/东德（船用冷藏、污水处理技术），一条指向日本（旧船型图纸参考），一条指向大连（建造与集成）。

在代表苏联的红色区域旁，他画上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警示标记，标注：“高度警惕：技术诱饵与情报渗透”。从标记引出虚线，连接到大连、平壤、香港。

在代表大连的黑色圆点旁，他画上了一只简笔的海鸥，旁边写上：“电子工业萌芽（‘海鸥-A’）”。虚线连接至哈尔滨（理论支持）、香港（可能的元件渠道）。

在平壤的位置，他画了一个小小的书卷符号，标注：“知识网络与数据防火墙”。

最后，他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太平洋区域。在那里，他画上了一个问号，旁边写道：“西欧市场？远洋贸易？” 虚线连接至香港，但线条虚浮，象征着不确定性和高风险。

新的坐标已经标定，航道依然布满暗礁与风浪。但引擎在轰鸣，齿轮在转动，海鸥已开始振翅。赵刚知道，接下来的航程，需要更精确的导航、更坚韧的耐力和更敏锐的洞察。他放下铅笔，拿起电话，开始下达新的指令。冰面下的暖流，正汇聚成更汹涌的潜潮，推动着这艘名为“自力更生”的航船，驶向迷雾重重却充满无限可能的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