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齿轮咬合时（2/2）

平壤，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公寓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国际技术沙龙”，邀请了几位朝方高级技术官员、工厂负责人，以及程佩珊和朴成浩等中方人员。沙龙氛围轻松，有格鲁吉亚葡萄酒和鱼子酱，话题从轻工业生产管理，逐渐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主义阵营技术协作前景”。

彼得罗夫侃侃而谈，提及苏联在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新型材料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无私分享意愿”。他特别提到：“莫斯科的一些研究机构，对兄弟国家在应用技术领域的创新非常关注。比如，中国同志在一些消费品中体现出的精巧设计和工艺控制，就很有研究价值。如果我们能建立更紧密的、双向的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比如定期的专家互访、联合实验室、甚至是共享某些非核心的研发数据，必将极大加速整个阵营的技术进步。”

他说话时，目光频频掠过程佩珊。意图很明显：希望将中朝之间那种基于具体项目的、松散的技术互助，提升到更正式、更广泛、也更容易被苏方监控的层面。

程佩珊微笑着倾听，不时点头，却在心中快速盘算。她趁着彼得罗夫与别人交谈的间隙，低声对身旁的朴成浩说：“彼得罗夫专家描绘的蓝图很美好。不过，真正的技术突破，往往源于具体而微的难题攻克，而不是宏大的框架。我们的‘互助小组’，不就是从清津厂一个温控继电器开始的吗？”

朴成浩会意，在随后发言时，巧妙地将话题引回了“清津经验”和当前朝方轻工业面临的具体技术难题上，并展示了“互助小组”近期整理的一份关于“小型电机节能改造可行性初步分析”的报告。报告数据详实，问题具体，完全是技术导向，丝毫不涉及高层设计或敏感信息。

彼得罗夫对报告表现出兴趣，但显然更期待程佩珊对“联合实验室”或“数据共享”的回应。程佩珊则再次强调了“立足现有条件、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中方愿意在现有合作框架下，继续与朝方同志分享在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但对于建立新机制，“需要向上级汇报和研究”。

沙龙在看似融洽实则各怀心思的气氛中结束。程佩珊知道，彼得罗夫不会轻易放弃。但她也更坚定地认识到，必须加快“技术互助网络”的深化和“去中心化”。

几天后，在朴成浩的积极推动和程佩珊的暗中协助下，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悄然启动：**在平壤轻工业省资料室内部，利用一间闲置房间，筹建一个非正式的“技术文献编译与交流角”**。这个“角落”由朴成浩和他信任的几名年轻技术员管理，计划系统性地编译、摘录那些外文技术资料中有价值的基础原理、设计思路、案例分析和失败教训，按照机械、化工、电子、纺织等门类整理成册，供“互助小组”成员及相关工厂技术人员内部借阅、讨论。程佩珊则承诺，将争取从国内带来一些相关的、公开的中文技术书籍和期刊作为补充。

这个“角落”，被朴成浩私下称为“我们的技术图书馆”。它不挂牌，不张扬，却旨在成为一颗扎根于朝方土壤、相对独立于外界干扰的“知识种子”。

霍启明遇到了意料之中却又颇为棘手的障碍。那几家表示兴趣的西欧公司，在收到精心准备的样品和文件后，提出了下一步要求：派员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生产企业进行实地“验厂”，重点考察生产环境、质量控制流程、设备状况以及劳工条件。

“这是国际商贸的惯例，尤其是对来自……新供应商的产品。”瑞士合作伙伴在电话里委婉地解释，“他们需要确认产品的生产背景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规避风险。”

霍启明理解对方的顾虑，但这对于大连的工厂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风险。让外国人员进入工厂，哪怕只是轻工车间，也可能暴露更多信息，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而且，以当时国内工厂的普遍条件（即使是相对较好的大连试点），能否通过严格的“验厂”也是未知数。

他立刻将情况详细报告赵刚，并提出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寻找愿意出具“验厂”报告的、信誉良好的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认证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标准较宽松，且更熟悉亚洲情况）；二是尝试与西欧客户协商，接受由中方提供经过公证的工厂照片、视频、管理制度文件以及当地（市级）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替代实地验厂。

与此同时，他通过日本贸易商朋友，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东京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船舶设计事务所，保存着一批战前和战后初期为日本中小船厂设计的各种货轮、渔轮、拖轮的原始图纸和计算书，由于事务所关闭，这些资料正在寻找买家。其中不乏一些设计成熟、适合东亚海况的船型图纸。

霍启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旧图纸，对于正在蹒跚学步的大连船舶设计力量而言，其参考价值可能不亚于一台旧机床！图纸背后蕴含的设计思想、结构处理、设备选型经验，是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急需的“他山之石”。他立刻着手调查这批图纸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获取可能性，并再次密报沈阳。

赵刚案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着霍启明关于西欧“验厂”和日本旧图纸的报告，另一边放着陈默从维也纳发回的、关于米哈伊尔索取收音机核心技术的密报，以及大连“辽渔”首航成功和齿轮试验通过的好消息。

机遇与风险，诱惑与陷阱，从未如此交织在一起。

他首先对“验厂”问题做出指示：**原则同意探索由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机构进行“间接验厂”的可能性，但必须对验厂范围、询问内容、接触人员有严格的事先约定和全程陪同监督。同时，责成大连方面，立即对照国际一般标准，对相关出口产品生产车间的环境、管理、记录进行一轮自我检查和必要改善，哪怕只是表面文章，也要做足准备。** 目的是既要抓住进入西欧市场的微小可能，又要将风险和信息暴露控制在最低。

对于日本旧图纸，他批示：“可尝试通过商业途径购买，但需严格审查内容，避免涉及敏感军事或过于陈旧的船型。重点获取其总体设计思路、结构计算方法和设备配置逻辑。此事由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提出具体需求清单，霍启明渠道负责执行。” 这是用宝贵的外汇，去购买“知识”和“经验”，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引进”。

对于米哈伊尔的技术索取，他的回复斩钉截铁：“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核心技术或元件样品提供。可适当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过时的外围技术资料作为敷衍。谈判重点仍应集中于实物设备交换，并开始试探其关于西欧渠道的‘便利’具体指什么，要求提供实例，但绝不做出实质性承诺。” 他深知，底线一旦退让，将后患无穷。

最后，他综合各线进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具联动性的构想：“大连船舶工业的初步突破（齿轮、首航），与食品加工能力的提升（渔获深加工），应形成合力。可考虑设计建造一型小型、多功能、适合远洋作业的‘渔业加工母船’，兼具捕捞、冷藏、初级加工（生产鱼糜、鱼粉、鱼油）功能，甚至可以作为移动的‘海上食品厂’，直接为远洋船队提供支持，并作为深海勘探和未来海洋开发的试验平台。此构想可由哈工大、大连造船厂、食品研究所联合论证，所需的技术难点（如船体稳定、动力配置、加工设备集成、海上作业管理），正好可以作为与东欧（特别是波兰、东德）进行下一轮易货贸易时，索取相关技术和设备支持的‘需求依据’。”

这个构想，将船舶、食品、机械、外贸几条线巧妙地拧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具雄心和实用价值的目标。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尝试将各个刚刚开始独立转动的齿轮——大连的工业齿轮、平壤的知识齿轮、香港的信息齿轮、乃至从维也纳换来的钢铁齿轮——初步咬合在一起，试图驱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向更深蓝的海洋，发出虽然生涩却坚定的探索之音。

春潮之下，暗流涌动，新的齿轮正在嵌入，更宏大也更艰难的传动，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