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二手引擎与循环之始（2/2）
李云龙乐得合不拢嘴，把这两样成果连同之前的产品样品，打包寄给了正在香港的霍启明，嘱咐他：“给老郑（郑裕昌）看看，也给其他潜在客户瞧瞧！告诉他们，咱们大连不仅能按样生产，还能自己琢磨改进设备、提高质量！问问他们，有没有更复杂、利润更高的订单，比如需要特殊工艺的时装？”
“海鸥”的翅膀虽然稚嫩，但已经开始扇动。霍启明将样品和资料展示给“大昌”的郑裕昌和“联发”的吴老板，两人都十分惊讶。郑裕昌尤其对那个土制裤钩机感兴趣，他正为一款出口到英国的男裤订单中手工钉裤钩效率低、质量不稳而发愁。“如果这个机器真能稳定工作，我可以把这款裤子的订单全部放到大连，单价可以提高百分之五。”他当场表态。
然而，订单增长的喜悦很快被产能不足的焦虑冲淡。大连试点现有的四条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新的订单，尤其是波兰易货贸易可能带来的大批量服装需求，如同悬在头顶的盛宴，却因“碗”不够大而无法承接。
扩建生产线，需要更多设备、更多厂房、更多熟练工人。设备可以指望波兰的二手货和可能的德国印花机，但厂房和工人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李云龙打报告要求扩建厂区、增招工人，却遇到了计划体制的刚性约束：土地指标、建筑用料、招工名额，都卡在市的计划部门。
“又他娘的是这一套！”李云龙急得嘴上起泡。他跑到市里据理力争：“咱们这是出口创汇项目，是中央点了头的！现在有订单，有市场，能为国家赚更多外汇，凭什么卡着不让扩？” 市里的领导也很为难：“李组长，不是不支持。可计划是死的，全市的基建指标、用工计划都是年初定好的，你们突然要大规模扩建，其他项目怎么办？工人从哪来？总不能把别的国营厂工人调给你吧？”
僵局之中，赵刚从沈阳发来指示，提供了一条迂回思路：“可否考虑，利用现有试点工厂的技术和管理输出，联合市内其他经营困难的集体所有制服装社或街道工厂，进行‘技术联营’或‘订单分包’？由试点厂统一接单、提供技术标准和关键工序指导，联营厂负责部分加工，利润按约定分成。这样既能快速扩大产能，又能带动地方小厂改造升级，或许能绕过一些计划审批障碍。”
李云龙眼前一亮：“对啊！老子怎么没想到！不能光自己长肉，得带着兄弟们一起干！”他立刻行动，在市轻工业局的支持下，筛选出两家设备尚可但管理混乱、订单不足的区属服装厂，提出“技术管理承包，订单利润共享”的方案。试点厂派出管理骨干和技术小组进驻，帮助改造生产线、培训工人、建立质控体系，然后将其纳入“大昌”和“联发”订单的生产协作网络。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植入了市场化协作和准契约关系的萌芽，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两家小厂的原有领导有的抵触，有的则看到救命稻草般积极配合。李云龙再次展现他的铁腕和灵活性，软硬兼施，最终将这两家厂初步整合进来，短期内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的产能。虽然管理难度大增，质量风险上升，但毕竟解了燃眉之急，也为未来的产业整合摸索了经验。
秋天，沈阳。赵刚的案头摆着三份沉甸甸的报告。
第一份是程佩珊发来的《关于与波方初步接触轻工产品易货二手纺织设备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波方态度积极，已初步提供了一份可供交换的二手设备清单（包括细纱机、织布机、并条机等共三十余台），并希望中方提供详细的服装、纺织品货单和报价。程佩珊建议，以此为契机，不仅为大连，也为东北其他纺织基地争取设备，并提议将易货贸易扩展至其他东欧国家。
第二份是霍启明转来的、经过第三方查验的《德国产二手平网印花机技术状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设备机械部分保养尚可，但电气系统老化严重，需大量更换，且缺少关键配件。卖家坚持高价，且交易条件苛刻。报告结论是：技术价值存在，但性价比不高，修复使用风险大，建议谨慎。
第三份是李云龙的《大连试点产能扩张与“海鸥计划”进展汇报》，详细描述了整合区属小厂扩大产能的尝试、自主零件研发的突破以及面临的新管理挑战和原料（尤其是优质棉布和化纤）供应紧张问题。
赵刚点起一支烟，站在巨大的东北工业地图前，目光如炬。三条线的进展，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正在形成的“轻工业升级循环”雏形：
波兰（东欧）的二手设备（明线易货） → 提升大连等地的纺织印染基础能力 → 生产出质量更高、品种更丰富的服装纺织品 → 一部分用于继续换取波兰等国的设备和技术（巩固明线），一部分通过香港渠道出口赚取外汇（支撑本营），一部分可能用于满足苏联远东地区的非正式需求（暗线试探或通过朝方中转） → 赚取的外汇和积累的技术，又可用于引进更关键的设备（如谨慎评估后的德国印花机，或通过其他渠道）和研发自主技术（“海鸥计划”） → 进一步提升产能和质量……
这个循环，虽然脆弱，环节众多，且充满风险，但它毕竟转起来了！它打破了单纯依赖重工业投入或苏联援助的单一模式，将轻工业出口、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和国际易货贸易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内生的、具有一定自我强化能力的发展逻辑。
“但是，循环还太小，太慢。”赵刚自语。波兰的二手设备数量有限，且是别国淘汰的；香港的订单利润被层层盘剥；自主研发刚刚起步；苏联的暗线风险莫测。要让它真正成为一股破冰的力量，必须让这个循环加速、扩大。
他做出几项关键决策：
第一，全力推进与波兰的易货贸易。指示外贸部、轻工业部和东北局组成联合谈判小组，程佩珊作为技术顾问加入，尽快与波方敲定首轮易货协议。原则是：尽可能换回我们最急需的、能形成关键产能的设备，并建立长期易货联系。同时，指示李云龙，在大连规划专门的“东欧设备技术改造区”，集中力量消化吸收这批二手设备，务必让其尽快形成生产力。
第二，对德国印花机，果断放弃。赵刚在霍启明的报告上批示：“风险与收益严重失衡。终止接触。设备引进，重点转向东欧易货及通过香港正规渠道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其他来源。” 不能让一条不确定的暗线，占用过多资源和承担过大风险。
第三，支持大连的产能整合模式，但要求规范管理。他同意李云龙“技术联营”的做法，但要求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输出合同、质量监管办法和利润分配机制，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把试点好不容易建立的信誉搞砸。同时，指示东北局协调物资部门，对试点及其联营厂所需的优质原材料，给予一定的计划外调剂支持。
第四，也是最隐秘的一步：他给程佩珊发出一份绝密补充指示：“在与波方及东欧其他国家接触中，可有意识地、不经意地透露，中方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技术资料（如新型纺织机械原理、化纤生产工艺简述等）也很感兴趣，可作为易货贸易的‘甜头’或补充。同时，密切关注朝方渠道是否还有类似苏联远东的非正式需求信息。” 他要让平壤这座“明桥”，不仅输送设备，也尝试输送更软性的技术知识，并为潜在的、更复杂的多边交易铺路。
窗外，秋意已深。赵刚知道，真正的冬天尚未到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可能随时让这脆弱的循环戛然而止。但此刻，冰层之下，那台以二手设备为引擎、以针线为燃料的机器，已经发出了低沉的、不容忽视的轰鸣。它产生的“蒸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于此，无论是友是敌。
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这“蒸汽”，不仅能示人以温度，更能转化为推动巨轮前行的实在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