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灰色”订单与“玻璃”走廊（1/2）
整合两家区属服装厂的“技术联营”模式，如同给大连试点这辆刚刚提速的列车，挂上了两节负重不同、刹车系统各异的老旧车厢。速度是上去了，但颠簸与异响不断。
李云龙派去的管理骨干和技术小组，在两家小厂遭遇了预料之中的水土不服。一家厂的老师傅对新制定的严格工序卡嗤之以鼻，认为“做了几十年衣服，闭着眼睛都比这强”；另一家厂的领导班子则对利润分成比例耿耿于怀，总觉得试点厂“占了便宜”，私下克扣发给工人的计件补贴，引发工人不满，产品质量波动。更棘手的是，原料供应出现了混乱。试点厂统一采购的优质面料，分到联营厂后，被挪用了部分去完成他们原有的、利润低但关系硬的“计划内任务”，导致试点订单的原料吃紧。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李云龙在协调会上大发雷霆，指着那两个厂的负责人，“让你们跟着学规矩，不是让你们搞歪门邪道！再敢动订单的面料，再敢克扣工人工资，老子立马把你们踢出去！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违约要赔偿！”
强势镇压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李云龙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这种基于非计划契约的松散联盟，缺乏牢固的制度约束和共同利益基础，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显得格格不入，随时可能因内部利益冲突或外部压力而崩解。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冒进了？
就在他为联营厂的琐事焦头烂额之际，一份经由霍启明辗转传递、落款异常模糊的订单意向，如同投入沸油的水滴，在他心头炸开。订单来自莫斯科一家挂着“全苏技术设备进出口公司”下属“民用物资调剂部”牌子的机构，内容极其简单：询问大连方面能否提供五千套符合“特定规格”（附有极为详细的俄文技术参数和一件样品）的冬季防寒作业服，样式类似于北极地区矿工或勘探队员所穿，要求面料厚实耐磨、防风防水、保暖层均匀、缝线牢固。订单数量不大，但要求苛刻得令人咋舌，几乎达到了准军品标准。
关键之处在于付款方式：对方提出，可以用“经评估认定的、等值的、非敏感类工业设备或原材料”进行支付，并列出了一份可供选择的、范围惊人的清单草稿。清单上不仅有波兰那种二手纺织机械，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轻型卡车底盘、东德产的工业缝纫机电机、甚至有几台标注为“库存积压”的匈牙利产小型柴油发电机！
这不是普通的商业订单，这分明是“北风计划”那种灰色易货的升级版和官方化试探！而且，订单绕过了朝鲜的中间环节，似乎通过某种渠道，直接对准了大连试点本身。李云龙拿着这份烫手的订单意向书，手都有些发颤。他既兴奋于订单背后可能代表的、更直接获取东欧工业设备的巨大机遇，又恐惧于其背后隐藏的、来自苏联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复杂意图和政治风险。
他不敢擅专，立刻连同自己的疑虑，用最紧急的保密渠道上报沈阳赵刚。在等待指示的煎熬中，他命令试点车间最顶尖的老师和工人，对照那份俄文参数和样品，连夜赶制几套样品，务必做到分毫不差，甚至更好。“不管这单子背后是神是鬼，咱们先把自己的活儿做到极致！”他对负责此事的车间主任吼道。
平壤的秋天寒意渐浓，但程佩珊心中的紧迫感更甚。与波兰的易货谈判进展顺利，首批用五万套工装和两万条毛毯交换十五台波兰细纱机和八台并条机的协议草案已经基本敲定，只待双方上级最终批准。然而，清津橡胶厂的改造方案，却卡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环节——朝方计划部门无法批准进口方案中提出的一种关键电气元件（一种西德产的温控继电器），理由是该元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战略物资”，进口需要特别许可，而申请特别许可程序复杂，且很可能被苏联顾问以“不必要的技术依赖”为由否决。
朴成浩急得嘴角起泡。没有这个继电器，改造后硫化罐的精准控温就无法实现，整个方案效果大打折扣。他私下找到程佩珊，神情沮丧：“程同志，我们尽力了。上面有些人，宁可守着落后的旧设备，也不愿意冒一点‘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伊万诺夫专家上次视察后，留下的报告里，对我们在清津项目中‘试图采用未经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验证的西方技术元件’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这成了某些人阻挠的借口。”
程佩珊理解朴成浩的无奈。她意识到，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和阵营内部技术生态下，单纯依靠朝方去突破某些技术封锁或惯性思维，难度极大。必须找到一种既能解决问题，又不直接触碰敏感红线的方式。
她想起了赵刚之前指示中提到的“技术资料交换”和“信息桥梁”。也许，可以换一个思路：不直接进口那个敏感的继电器，而是尝试获取其技术原理图和关键参数，由中方或朝方技术人员，尝试用现有条件进行仿制或功能替代？这听起来更困难，但在政治上或许更安全，也能真正锻炼技术能力。
她将这个想法与朴成浩沟通。朴成浩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去：“仿制？我们没有那么精细的加工能力和材料……而且，技术资料从哪里来？那种继电器的详细图纸，不可能公开发表。”
“也许，不一定需要原厂的图纸。”程佩珊沉吟道，“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类似功能继电器的通用原理和设计思路。甚至可以……尝试从一些公开的东欧设备维修手册中，寻找灵感。我记得，上次我们从资料室看到的捷克产平板硫化机资料里，好像有简单的温控电路图？”
朴成浩回忆了一下，点点头：“是的，但那个很简单，用的是苏联产的普通继电器。”
“原理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先吃透那个简单电路，然后根据我们需要的精度和西德继电器已知的性能指标，尝试设计一个改进版，用我们能搞到的、性能最好的苏联或东欧产元件组合起来，再编写更精细的控制程序（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许能达到类似效果。这需要做大量的计算、试验和调试。”程佩珊越说思路越清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极好的技术学习和攻关。成功了，我们解决了问题，还掌握了核心技术；失败了，我们也能积累宝贵经验，知道差距在哪里。”
朴成浩被这个大胆而务实的想法点燃了。“对！我们不能总想着‘拿来’，得学会‘造出来’！哪怕造得不如原装好，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步！我这就去重新整理资料，申请试验用的元件和材料！”
这次讨论，催生了程佩珊心中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她连夜起草了一份给赵刚的报告，题为《关于建立“技术信息-原理消化-联合攻关”柔性突破机制的设想》。在报告中，她提出：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技术壁垒和西方封锁，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条“玻璃走廊”——它透明（所有技术原理和攻关过程在合作方内部公开可追溯）、坚固（以解决具体生产问题为目标，有明确的工程导向）、但又具有一定的柔性和迂回空间（不过度依赖单一进口渠道，注重原理消化和替代方案研发）。这条“走廊”的一端，是朝方（或其他兄弟国家）所能接触到的各类技术资料和信息（包括公开的、内部的、甚至模糊的），另一端，是中朝（或中波等）联合技术团队进行原理分析、方案设计、试验验证的实践。目标是逐步形成一种不单纯依赖硬件进口、而是注重知识吸收和再创造的能力。
她将“玻璃走廊”的构想与解决清津厂继电器问题的具体方案一并上报，并建议，未来与波兰、捷克等国的易货合作中，也可以尝试嵌入这种“技术原理交换与联合消化”的环节，用部分轻工品换取的不只是二手设备，也可以是某些非核心的技术资料包或专家咨询时间。
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李云龙关于莫斯科“影子订单”的报告和程佩珊关于“玻璃走廊”构想的报告。两份报告，一急一缓，一实一虚，却都指向了当前战略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机遇。
莫斯科的订单，风险极高，但诱惑也极大。它意味着苏联内部某些势力（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官僚，也可能是寻求额外物资的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大连模式的生产能力，并且愿意以一种近乎“擦边球”的方式，用东欧的工业品来交换。如果处理得当，这可能打开一条比“北风计划”更稳定、流量更大的“灰色技术流入通道”。然而，风险在于：对方身份究竟是真正的贸易部门，还是克格勃的诱饵？交易过程能否控制？会不会成为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者引发中国国内更激烈的路线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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