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铁犁破冻土（上）（2/2）

李云龙看得心潮澎湃，却又五味杂陈。他想起在东北，为了几吨特种钢，需要费尽周折，甚至用人命去换。而在这里，钢铁就像河流一样被生产出来。差距，是天堑。

“赵团长，”趁苏方人员稍远，李云龙凑到赵刚耳边，压低声音，“这东西好是好，可也太他娘的……费钱费料了吧？你看那厂房，那设备，咱们要是照这个标准搞，得把国库掏空！”

赵刚微微点头，目光却依旧紧盯着生产线：“规模效应，标准化，机械化，这是现代工业的威力。我们差距太大，但方向要看清楚。至于怎么走，还得结合咱们的实际情况。你看他们的工人培训、流程管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一定全要照搬硬件。”

考察团在乌拉尔地区停留了五天，除了马钢，还参观了附近的重型机械厂、矿山设备厂、以及配套的发电厂和铁路枢纽。每一次参观，都带来新的震撼和思考。

晚上，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考察团内部讨论异常热烈。

林致远对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草图，激动又苦恼：“他们的重型锻压设备，压力达到上万吨！加工精度和控制水平，我们望尘莫及。还有配套的模具设计、热处理工艺……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有些工艺流程的组织，比如他们的标准化零部件库、维修备件体系，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借鉴，哪怕从小的做起。”

钱思远关注的则是自动化和控制部分：“他们已经在一些关键工序尝试使用初步的自动控制和仪表监测，虽然还很初级，但思路是对的。我们的雷达研制就吃了电子工业落后的亏。工业化，离不开这些‘神经系统’。”

一位随团的计委专家则更宏观：“乌拉尔的布局，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重工业集群。围绕铁矿、煤矿，布置炼铁、炼钢、重型机械。优点是效率高，配套方便。但缺点也明显，对资源依赖太大，环境压力巨大，产业结构单一。我们东北也有资源，但情况不完全一样，需要仔细规划，避免陷入同样的单一化陷阱。”

赵刚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记录。最后，他总结道：“同志们，我们看到的是结果，是苏联几十年工业化积累的成果。我们要学的，不仅是那些机器和设备（当然，能引进一些关键技术设备最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培养技术工人、如何规划产业布局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模式的代价和问题。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乌拉尔模式。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是我们要带回去思考的最大课题。”

李云龙也开了口，话糙理不糙：“我看啊，这就像当年打仗。苏联佬这是‘大兵团、正规战、火力覆盖’。咱们以前是‘游击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搞建设，是不是也得有点‘游击’思想？不能光想着盖大厂，也得搞点‘短平快’的、能解决眼前问题、又能锻炼队伍的小项目？大厂要规划，小改进也不能停。两手都得硬！”

这个比喻让不少同志会心一笑，也引发了新的讨论。苏联之行，刚刚开始，思想的碰撞与火花的迸溅，已然开始。

离开烟与火的乌拉尔，考察团乘专机南下，来到了乌克兰。这里的氛围与乌拉尔的粗犷雄浑有所不同，带着更多东欧的厚重与细腻。考察的重点，也转向了能源与精密制造。

第聂伯河水电站，又一个苏维埃工业化的图腾。

当汽车驶近水坝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道横跨第聂伯河、高达数十米的巍峨混凝土巨墙。它沉默地矗立在河流之上，如同神话中巨神投下的门闩，将奔腾的河水驯服。坝体上，“列宁水电站”几个巨大的俄文字母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登上坝顶，视野豁然开朗。上游是浩渺如湖泊的蓄水库，冰层覆盖，一望无际；下游则是河道收束后奔涌而出的白色水浪，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坝体内部，是另一番景象：巨大的涡轮机房如同地下宫殿，数台直径数层楼高的水轮发电机组静静地旋转（有些在检修），发出低沉而稳定的嗡鸣。仪表盘上，指针标示着惊人的发电功率。

“这座电站，设计总装机容量六十五万千瓦，年发电量三十亿度以上。”苏方陪同（这次换了一位能源部的官员）介绍道，语气中带着自豪，“它不仅提供了乌克兰地区大部分工业和生活用电，还通过高压输电线路，向莫斯科等地区送电。它是苏联电气化计划的基石。”

六十五万千瓦！三十亿度！考察团成员们再次被巨大的数字冲击。当时中国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加起来，可能还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电力，工业的血液，在这里被如此大规模地“制造”出来。

赵刚仔细询问了水库建设、移民安置、电网规划、设备国产化等情况。苏方官员的回答有详有略，涉及到核心技术（如大型水轮机和发电机设计制造）时，往往语焉不详或一带而过。但即便如此，电站的整体规划、建设组织、运行管理模式，依旧让中国同志们受益匪浅。

“水利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是个系统工程。”赵刚在当晚的讨论中说，“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生态……要通盘考虑。第聂伯河的模式，给我们规划黄河、长江，乃至东北的松花江、辽河流域开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照。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移民安置和某些环境问题，教训也要吸取。”

李云龙则对电站的保卫和要害部门的设置格外感兴趣，围着苏方陪同问了不少关于防空、警卫、应急预案的问题，让那位能源部官员有些诧异，但还是给予了回答。在李云龙看来，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命脉工程，其安全重要性不亚于一个战略要地。

离开第聂伯河，考察团来到了乌克兰首府基辅。这里的工业气质与乌拉尔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截然不同。他们参观了基辅精密仪器厂和列宁锻造厂（一家以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等精密锻件闻名的企业）。

在精密仪器厂，气氛安静了许多。车间明亮整洁，工人大多穿着白大褂，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操作着各种锃亮的机床和检测设备。这里生产的是用于机床、航空航天、科研领域的精密测量仪器、光学镜头、传感器。精度要求达到微米甚至更高。

林致远和钱思远几乎粘在了这里。他们与厂里的工程师、技师进行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在苏方人员允许的范围内），对于苏联在精密加工、光学研磨、材料处理方面的积累赞叹不已。一些看似简单的小工具、工装夹具的设计，都蕴含着巧妙的心思和长期的经验积累。

“重工业是骨架，这些精密制造就是神经和眼睛。”钱思远感慨道，“没有这些，造出来的机器就是笨重的铁疙瘩，精度、可靠性都上不去。我们的雷达、通信设备，最卡脖子的就是这些精密元件和仪器。”

在列宁锻造厂，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力量”。巨大的锻锤（虽然不如乌拉尔的那么夸张）在精确的控制下，锤击着烧红的特种合金坯料，将其锻造成形状复杂、性能要求极高的叶片毛坯。车间里热气腾腾，噪音巨大，但工人们的操作一丝不苟，质量控制极其严格。

“高温合金，精密锻造，这是航空工业的核心技术之一。”随团的一位材料专家低声对赵刚说，“苏联在这方面投入巨大，我们也亟需起步。但这类技术，他们看得比命还重，很难获得。”

赵刚默默点头。他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愿意展示的，往往是已经相对成熟、甚至部分公开的成就，或者是一些他们认为“中国暂时学不会、拿去了也没用”的技术领域。真正前沿的、核心的、具有战略价值的技术，依然被紧紧地捂在怀里。兄弟情谊固然存在，但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始终是最高原则。

这种认知，让考察团的学习热情中，掺杂进了一丝清醒的冷静和自主创新的紧迫感。不能只等着“老大哥”的施舍，必须尽快培育自己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结束在苏联近一个月的密集考察后，考察团按照计划，乘火车前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站是波兰。

波兰给考察团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氛围与苏联有所不同。华沙街头，战争的创伤依旧明显，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人们的表情中除了建设的热忱，似乎还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一种对自身道路的思索，对改善生活的迫切渴望。

考察的重点是位于克拉科夫郊外的诺瓦胡塔。这是一个完全从零开始、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城市规划建设的“钢铁新城”。其规模自然无法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相比，但规划理念却引起了赵刚等人的极大兴趣。

诺瓦胡塔不仅仅是工厂区，它是一个功能相对完整的城市。中央是巨大的列宁钢铁厂（当然，规模比马钢小得多），周围环绕着经过统一规划、排列整齐的工人住宅区（大多是四五层高的板楼），配套有学校、医院、商店、文化宫、公园等公共设施。住宅区与工厂区之间有绿化带隔离，通勤有专门的公共交通。

波兰方面的陪同人员（一位城市规划局的官员，能说流利的俄语）热情地介绍：“诺瓦胡塔不仅仅是为了生产钢铁，更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工人下班后，可以很方便地回到整洁的家中，孩子有学上，家人有病看，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人的关怀。”

李云龙看着那些虽然略显单调、但功能齐全的楼房和设施，咂咂嘴：“这想法不错。咱们以前在根据地，也讲究生产生活两不误。搞大工业，不能让工人整天泡在工厂里，家不像家。这点值得学。”

赵刚则更关注规划细节和实际运行中的问题。他仔细询问了住宅的分配标准、公共设施的运营维护成本、不同收入群体的居住情况、以及工厂污染对居住区的影响等。波兰官员的回答比较坦诚，承认在分配公平性、设施完善度、环境污染控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挑战和争议，但整体方向是肯定的。

“将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这个理念很重要。”赵刚在笔记中写道，“但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和精细的管理。我们不能好高骛远，但可以在新建工业区时，有意识地提前规划生活配套，避免先生产后生活、产城分离的老路。”

在波兰，考察团还参观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和一些轻纺工业企业，看到了波兰在发挥自身优势（如航运、纺织）方面的努力，产业结构相对苏联更多元一些。

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以精密机械和装备制造闻名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在布拉格，考察团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斯柯达工厂。虽然战后斯柯达被国有化并进行了拆分重组，但其在机械制造领域的深厚底蕴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在斯柯达的机床分厂，林致远简直如鱼得水。这里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机床，从大型龙门铣到精密的车床、磨床，设计精良，加工精度高，操作人性化。特别是他们在柔性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一些尝试，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念已经走在了前面。

“看这个加工中心，虽然自动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的夹具设计、刀具管理、工序安排，非常讲究效率和精度稳定性。”林致远兴奋地对赵刚说，“还有他们的质量检测体系，不是最后把关，而是渗透到每一个工序，工人都要对自己加工的零件负责。这种‘全员质量’的意识，比单纯靠检验员重要得多！”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待中国同行显得更加平等和热情，交流起来障碍更小。他们更愿意分享一些具体的工艺改进经验、生产组织心得，甚至是一些“走了弯路”的教训。或许因为国家规模相近，或许因为历史上都有过被大国左右的经历，双方更容易产生共鸣。

“捷克的同志，更务实，更注重实效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赵刚总结道，“他们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那么庞大完整，但在某些细分领域做到了精深。这提示我们，在全面布局的同时，也要考虑集中力量，先在一些关键领域突破，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东欧之行，虽然时间不长，但为考察团打开了一扇不同的窗口。他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工业化道路可以有不同模式，可以更注重与民生的结合，更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更注重效率和质量的提升。这些见闻，与在苏联看到的“巨无霸”模式相互参照，让考察团对即将开始的东北建设，有了更立体、更辩证的思考。

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这里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光学仪器、精密机械、化学工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屈一指，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战前德国工业的部分精华。

在耶拿，考察团参观了着名的卡尔·蔡司工厂（国有化后更名为“耶拿人民企业”）。这里生产的光学镜头、测量仪器、显微镜、乃至早期的电子光学设备，其精湛的工艺和卓越的性能，让钱思远等人叹为观止。一些用于科研和高端制造的精密光学元件，其加工精度和镀膜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顶尖水平。

“光学是工业的眼睛，也是很多高端技术的基础。”钱思远对赵刚说，“蔡司的技术积累太深厚了。虽然有些最尖端的产品和技术可能受到限制，但他们的生产管理体系、技工培训体系、研发与生产结合的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光学工业，几乎要从零开始。”

在东德的首都柏林，考察团除了参观一些工业企业，还安排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一次参观柏林洪堡大学后的非正式酒会上，发生了那个意味深长的小插曲。

酒会气氛轻松，东德方面的学者和官员与中方考察团成员相谈甚欢。一位自称是“弗里德里希·韦伯”的东德文化部官员，在与赵刚和李云龙简单寒暄后，似乎不经意地提到，他有一位“远房表亲”在西柏林从事“国际贸易咨询”工作，最近对“东方市场”有些兴趣，尤其是听说中国在致力于工业化建设后。

“当然，这只是私人层面的闲聊。”韦伯先生举了举酒杯，微笑道，“我那位表亲的公司很小，主要做一些机械零部件和化工产品的中间贸易。他说，现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让人烦恼，很多明明可以互惠的商业机会被浪费了。如果……我是说如果，中国同志在某些领域有具体的、民用的技术或设备需求，也许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式的、灵活的渠道进行探讨。纯粹商业行为，不涉及政治。”

这番话说的很含蓄，但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赵刚和李云龙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不是一次偶然的“私人闲聊”。这位韦伯先生，或许本身就肩负着某种传递信息的使命，而他背后，很可能有来自西边（美国或西德）的某种试探。

赵刚保持着得体的微笑，用俄语回答道：“感谢韦伯先生的热情。新中国正在进行和平建设，对一切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的国际合作，都持开放态度。当然，任何合作都需要在平等互利、符合双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进行。我们欢迎一切真诚的商业往来。”

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也没有把门关死。李云龙则在旁边打着哈哈，把话题引向了柏林的城市建设，显得像个对政治经济不太敏感的“武将”。

回到下榻的宾馆，两人立刻将这一情况作为绝密信息，通过使馆的保密渠道报告了国内。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西方（很可能是美国主导）并没有因为朝鲜停战而放弃对中国的“接触”与“观察”，反而可能想利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求，通过经济和技术手段施加影响，试探中国的独立性和战略取向。

“美国佬这是想下闲棋、布冷子啊。”李云龙哼了一声，“看咱们跟苏联走近，心里不踏实，想伸条腿进来搅和搅和。”

赵刚沉思着：“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种心态，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获取一些我们确实需要、而苏联又不愿意给的技术和设备，打破单一依赖。另一方面，必须高度警惕，防止被渗透、被操纵，确保国家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件事，必须由中央最高层面来决策和把握。”

带着在苏联和东欧收获的丰硕见闻、沉重思考以及柏林那个意外的信号，考察团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车窗外的景色从东欧的城镇森林，逐渐变为亚洲腹地的草原戈壁，最后是熟悉的东北黑土地。

车厢里，考察团成员们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整理笔记、交流心得、起草初步的考察报告。气氛比去时更加凝重，也更加充实。

李云龙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已经开始呈现初春迹象的田野，对赵刚说：“老赵，这趟走下来，心里有底了，也更没底了。”

赵刚明白他的意思：“有底，是看到了世界工业化的面貌，知道了差距在哪，方向在哪。没底，是知道了这条路有多难，需要多少资源、多少时间、多少智慧。而且，国际环境波谲云诡，苏联、东欧、美国……各方心思不同，我们得像走钢丝一样，保持平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又不能失去自我。”

“是啊，”李云龙叹了口气，随即又挺直腰板，“不过，再难也得干！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打美国佬，哪一仗好打？不都过来了？搞建设，无非是换了个战场，敌人变成了贫穷和落后。只要咱们这股心气儿在，就不信闯不出一条路来！”

赵刚点点头，目光坚定：“没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好好消化，结合东北的实际，拿出一份切实可行的规划来。然后，就是甩开膀子，干！”

列车呼啸，载着满车的思绪与决心，向着沈阳，向着那片等待着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去重新描绘的广袤黑土地，疾驰而去。一段以铁犁破开冻土、以蓝图重塑山河的崭新史诗，即将在关东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