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两地合作，共同发展（1/2）

“漕运？仓储？”林越放下酒杯，心头微震。他抬眼看向吴通判，这位署理知府脸上的倦色已被一种混合着野心与忧虑的复杂神情取代。看来，水利农事的初步成功，让吴通判看到了自己“价值”的更多可能性，也让他敢于提出更深层次、更棘手的难题。

“正是。”吴通判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先生可知，肇庆府虽地处南方，不算极偏远，但丘陵连绵，水道曲折淤浅。每年漕粮北运，自各县水次仓起运，汇集府城大仓，再编队北上，其间损耗、延误、胥吏盘剥、纤夫河工之费……实乃本府一大痼疾，也是百姓一大负担。去岁秋粮，因河道一处浅滩未能及时疏浚，延误旬日，漕船挤塞，霉变损耗竟达数百石！本官当时协理，亲眼所见，痛心疾首。然疏浚河道，工程浩大，非一府之力可轻举，且牵扯上下游州县，协调极难。”

他顿了顿，饮了口茶，继续道：“再说仓储。府城广储仓，还是前朝所建，规制老旧，防潮通风皆不佳，鼠患虫害严重。虽有‘常平仓’、‘义仓’之名，然或仓廪不足，或管理混乱，账目不清。丰年尚可敷衍，若遇灾年或如今年这般疫情，需开仓放粮赈济、平抑物价时，往往捉襟见肘，弊端丛生。此次疫情，若非先生防疫得法，控制及时，一旦饥荒并发，后果不堪设想。”

吴通判看着林越，眼神里充满期待：“先生既精于实用之学，防疫、水利、农事皆能切中肯綮，化繁为简。不知对此漕运顽疾、仓储积弊，可有良策？哪怕只是些小改小革，能减一分损耗，增一分效率，于国于民，皆是功德。” 他这番话，半是诉苦，半是考校，也暗含了进一步的拉拢——你若能在这等“大事”上也有所建树，那便不仅仅是“技术奇人”，更是能助我治理一方的“干才”，我们的合作，自然可以更深入，你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林越沉默片刻，脑中飞快转动。漕运与仓储，确实是古代地方治理的核心难题，牵扯水利工程、物流管理、制度设计、吏治清廉等多个层面，远比挖个蓄水池、教人堆肥复杂千百倍。他并非全知全能，前世所知也多是皮毛和原理。但吴通判的难题，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将他在本州尝试的一些改良思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进行试验和推广的契机。而且，这显然是宋濂所乐见的“更深层次交流”。

“大人所虑，确是根本。”林越缓缓开口，语气审慎，“漕运仓储，国之血脉，地方命脉。林某见识浅薄，不敢妄言根治。然则，万事皆有法可循。或许……可尝试‘由点及面’、‘由易到难’之法。”

“哦？先生请细言之。”吴通判眼睛一亮。

“先说漕运。”林越梳理着思路，“大人所言工程浩大、协调困难，确是实情。然则，是否可先不图大规模疏浚整条河道，而是聚焦于几处关键‘瓶颈’？比如，大人提及的那处去岁误事的浅滩。可否集中人力物力，先将其疏浚拓宽？甚至，可否设计一种更适应当地水情、载量适中、吃水较浅的漕船船型？或改良纤夫号子、歇息点位，提高短途转运效率？此等技术细节改良，虽不能一劳永逸，却可立竿见影减少眼前损耗。”

他见吴通判听得认真，继续道：“再者，管理亦是关键。漕粮起运、接收、途中查验，环节众多，文书繁杂，易生弊端。可否设计一种更简明、不易篡改的联单或签牌制度？简化流程，明确各环节责任人？甚至，借鉴民间商号‘标期’之法，对按时无损抵达的漕队给予小额奖励？奖惩分明，或可激励上下用心。”

吴通判手指无意识地轻敲桌面，显然在消化林越的话。这些想法，有些他模糊想过，有些则闻所未闻，但听起来似乎都有可行之处，尤其是“聚焦瓶颈”和“简化管理流程”。

“那仓储呢？”他追问。

“仓储之弊，首在‘存’与‘管’。”林越道，“存，即仓廪本身。广储仓老旧，大修恐耗资巨大。但可否先择一两廒，尝试进行局部改良？例如，加高仓基防潮，增开通风气窗（带防鼠网），地面铺设隔潮的砖石或木板，梁柱墙角用药草驱虫？此等小改，所费应有限。甚至，可尝试建造一种小型的、砖石结构的‘示范新仓’，将防潮、通风、防鼠、防火等考量一体设计，若效果显着，再逐步推广。”

“至于‘管’，无非‘账’与‘物’。”林越思路越来越清晰，“账目不清，或因制度粗疏，或因人谋不臧。或可设计一种统一的、格式固定的仓储收支流水账簿，要求每日登记，每旬小结，每月盘存，账目公开（至少对府衙相关官员），互相监督。‘物’的管理，则可借鉴民间‘堆垛法’与‘轮换法’。新粮入仓，旧粮出仓，严格按入库时间先后顺序发放（‘先进先出’），并定期翻晾，防止底层霉变。这些皆是琐碎功夫，却正是仓储管理之本。”

吴通判听得入神，半晌，长叹一声：“先生所言，皆乃务实之论，切中要害。然则……知易行难。尤其涉及漕务、仓场，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本官虽暂署府事，欲推行此等新法，恐也阻力重重。胥吏因循，豪绅掣肘，乃至上官态度……皆需考量。” 他这话，既是现实困难，也是一种试探——你林越有没有办法，帮我克服这些阻力？

林越明白他的意思。他沉吟道：“大人所虑极是。此类涉及既得利益与旧有格局之事，确需谨慎。林某倒有一想，或许可作引玉之砖。”

“先生请讲！”

“大人可否想过，与邻州——比如林某所在州府——进行一些‘试点合作’？”林越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例如，漕运改良。贵府有河道瓶颈之患，我州亦有漕运之需，且宋濂宋大人对实务革新，向来持开放态度。或可择一两处相似河段，共同研究改良船型、疏浚工法、管理规程。所需费用、人力，或可分摊，成果亦可共享。如此，既可降低单方面推行之风险与阻力，又能借他州之力，互相印证，取长补短。”

“再如仓储。”林越继续道，“我州广储仓，近年亦在宋大人主持下，尝试了一些防潮通风的小改良，略有心得。若大人有意，或可派一二精明胥吏或仓场老手，前往观摩交流。同时，贵府若试行新式账簿或堆垛轮换之法，我州亦可派员学习。两地互相派员考察、交流经验、甚至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比试’或‘合作建仓’，将技术改良之事，变为两地官员共同的‘政绩’与‘课题’，而非单方面之‘变革’。如此，上有合作之名分，中有同僚之比较，下有实效之吸引，推行起来，阻力或可小些，步伐或可稳些。”

“两地合作？试点交流？”吴通判猛地坐直身体，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彩。这个思路，完全超出了他之前的想象！这不再是简单的“请教”或“雇佣”林越个人，而是将两个州府绑在一起，进行官方的、务实的合作！若此事能成，不仅仅是解决了具体难题，更是他吴某人魄力与能力的绝佳体现！能在巡抚甚至更上层面前，大大加分！而且，有宋濂这样的务实派官员参与背书，安全性和成功率都大增！

“妙！妙啊！”吴通判忍不住以拳击掌，激动之色溢于言表，“先生此议，高瞻远瞩，化难为易，公私两便！宋大人那边……”

“宋大人夙夜在公，以民生为念。若知有益于漕运畅通、仓储稳固、百姓受益之事，且能以稳妥渐进之方式推行，料想应会支持。”林越给出了肯定的暗示，“只是，此事关乎两州政务，需得两位大人先行沟通，达成共识，拟定章程，方可徐徐图之。林某可先修书一封，向宋大人禀明此间情形及合作构想，看宋大人意下如何。”

“正当如此！正当如此！”吴通判连连点头，立刻唤人取来纸笔，“就请先生即刻修书！本官也当另备公文，详述合作之必要与初步设想，派快马一并送至贵州府，呈与宋大人案前！”

事情的发展，比林越预想的还要顺利。吴通判对“两地合作”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效率。显然，这不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更是一个巨大的、诱人的政治机遇。

林越当堂写下书信，言辞恳切，先汇报了在肇庆府的防疫、水利、农技推广进展及成效，重点提及了吴通判的务实态度与面临的深层难题，然后详细阐述了关于漕运、仓储方面“两地试点合作”的构想，并分析了其可行性与潜在益处。信末，他委婉表示，若宋大人觉得可行，自己或可先回州一趟，当面详陈，并协助拟定具体合作条款。

吴通判看过林越的信稿（林越主动呈阅以示坦诚），大为满意，立刻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宋濂的正式公文，语气恭敬，将林越在肇庆府的功劳着实夸赞了一番，然后重点提出“为共解漕仓之弊，惠及两州黎庶，恳请与贵州协洽，试行合作交流之事”，并邀请宋濂“酌派干员，或允林先生返州禀议”。

两封文书，由吴通判的心腹家丁携带着，骑快马星夜赶往林越本州。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林越并未闲着。他一边继续关注接种培训班的进展（第一批五名学员已能独立完成简单操作，并在监督下进行了数次成功接种），一边指导张顺和那两个药徒，将农技试点村的经验整理成更系统、更易懂的《肇庆府农事改良初录》，包括堆肥方法图解、几种适合本地的作物搭配建议、简易的选种留种技巧等。同时，他也带着李墨，在吴通判派来的工房吏员陪同下，实地详细勘察了那处令吴通判头痛的漕运浅滩，并走访了府城码头和广储仓，做了大量的记录和草图。

十日后，宋濂的回信与公文一同抵达。送信的是宋濂身边一位老成的书吏，还带来了宋濂给林越的私人信件。

在吴通判紧张而期盼的目光中，林越先看了宋濂的私信。信中，宋濂先对林越在邻州的卓越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尤其是成功控制疫情和播下农技种子，认为“此行已远超所望”。对于“两地合作”的提议，宋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开放态度，认为“此乃固本培元、互利共赢之良策，吴通判既有此心，我州自当玉成”。他让林越“可全权代表本州，与吴大人细商合作条款，务求切实可行，稳扎稳打”，并提到已命州中工房、户房相关吏员着手整理本州在漕船改良、仓储管理方面的点滴经验，以备交流。最后，他同意林越先回州一趟，“面议细节，以便尽早促成”。

而给吴通判的正式回文，措辞严谨而热情，肯定了吴通判在肇庆府的政绩，对合作提议表示“深以为然”，愿意“共襄此举”，并邀请吴通判“适时可派员至敝州考察洽商”，同时提出“兹事体大，章程需明，可否先由林越返州详议，拟定框架，再行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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