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章 保罗的回信与罗马的消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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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中间，保罗提到了罗马的局势。他的笔迹在这里变得收敛了，一笔一划还是清楚，但每个字母之间的距离微微收紧了一些，像是写着写着忽然意识到这些话可能被别人看到。

他说教皇利奥的身体越来越差。痛风的发作从几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月几次，脚趾和膝盖的肿胀越来越严重，柳树皮酒敷上去能缓解一时，但敷完了还会再肿。保罗写道，他观察了教皇的尿液，颜色深，泡沫多，有时候带着一股甜味。这些症状他在杨亮的笔记里读到过，不是痛风能解释的。

教皇的内脏在衰败，柳树皮酒只能止疼，不能治本。但罗马的医生们还在用放血疗法，用蚂蟥吸教皇的脚踝。保罗拦了几次，拦不住。医生们说，体液失衡才生病，血放掉一点，体液就平衡了。保罗在信里写，他不确定这些医生是真的信这个，还是因为放血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

教皇的精神也不如从前了。有时候批着批着文书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醒来后记不得自己批过什么。有一次他把一份任命主教的文书签了两遍，第一遍签在右下角，第二遍签在了同一个位置的上方，墨迹重叠在一起。保罗站在旁边看见了，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他把那份文书悄悄抽了出来，让书记官重新抄了一份，再把抄本拿给教皇签。教皇看了一眼，说这个不是批过了吗。保罗说，那份沾了墨渍，这份是干净的。

教皇没有再问，签了。保罗在信里写道，这些事他不敢对任何人说。教皇身边到处都是耳朵，说错一句话，明天就可能被调去阿尔卑斯山里的某个修道院。

教廷里的人都在暗中准备。罗马城里几大家族已经开始互相走动，送礼送得比往年勤快。他住在拉特朗宫旁边的一栋小石头房子里，夜里经常能听见窗外石板路上有脚步声，披着斗篷的人在教堂后门进出。他不认识这些人，也不想认识。他没有根基也没有野心，是教皇一个人的信任让他坐稳这个位置。教皇一旦去世，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

也许会被人赶回亚琛，也许会被留在罗马挂一个虚职，每天对着圣母像念经。他写到这里，笔迹反而放松了，字母之间的间距恢复了正常。他说，他想过了，回亚琛也好，至少那里安静，他可以继续给穷人看病。只是教廷档案馆里那些书，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再翻了。

信的末尾，保罗问了一件新的事。他说教廷的档案馆里有一些从东方传来的手抄本，是从阿拉伯商人手里辗转买来的。纸页发黄发脆，用的是某种又薄又韧的纸张，跟羊皮纸和莎草纸都不是一回事。纸面上画着人的身体，正面背面都有，标着密密麻麻的点和线。有些线从头连到脚，有些从胸口连到手指，纵横交错。

旁边写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文字，不是拉丁文，不是希腊文，也不是阿拉伯文。他拿去问了几个在罗马行医的犹太人，他们看了很久，说是针灸，从丝绸之国传来的医术。其中有一个犹太医生指着图上几个点说，这些位置跟放血疗法的切口位置很像，但针灸不用放血，用针扎进去就行。保罗问针扎多深，犹太医生摇了摇头，说他也是从书上看的，自己没用过。

保罗问杨定军是否了解这种医术。若有相关的资料，能不能抄一份给他。若没有，也不勉强。他说他现在手上有几十个慢性疼痛的病人，痛风、腰疼、头疼、膝盖疼，柳树皮酒管一阵，不管根。他在想，针扎进去如果不疼——不对，是应该不疼的，既然图上画了那么多针，不可能每根都让人疼死。他写道，这封信写得太长了，从疫情到痛风到针灸，他每次写信都这样，一写就收不住。由它去吧。

杨定军看完信，把信纸放在桌上。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信纸上，把保罗那些工工整整的字母映得发亮。他站起来，从樟木箱子里抽出医药笔记的第四本。这本笔记比前三本都薄，封面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了。他翻到靠后的部分，杨亮的字在这里变得小而密，旁边画了几张图。

图是照着记忆画的，人的身体上标着一些点和线，旁边写着几个名词其中一个是“经络”。杨亮在图从书上照记忆画的，点位不准确，经络走向可能有误，后人看到不要照着用。在血，用针的手法有捻转和提插，具体不会。

杨定军把这一页合上，手指按在封面上，站了很久。父亲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他不敢写在给保罗的回信里。盛京没有人懂针灸，珊珊只会草药和按摩，那些图上的点和线，谁也看不懂。信里写了万一用错，不是救人，是害人。但他也理解保罗为什么问这个。

几十个慢性疼痛的病人，止痛药管一阵不管一辈子，换谁都会想找别的办法。保罗在亚琛大瘟疫时一个人守着一整条街的病人，在罗马一个人扛着教皇的身体和教廷的冷眼。现在他手里只剩下几十个痛风病人，他还是想给他们找办法。杨定军把医药笔记放回樟木箱子里，在书桌前坐下，铺开一张盛京自产的纸。纸是淡黄色的，表面有细微的纤维纹理。他用炭笔给保罗写回信。

他先写了盛京各家平安。杨保禄在码头边新造了两条货船，船身的桐油还没干透，码头上的货袋堆得比往年都高。水力工坊的铁齿轮一直在转，守孝期也没停。他自己在整理父亲的五十六本笔记，从中挑出可以落笔的东西编成《杨氏技术纪要》，已经编了一大半。玛蒂尔达和两个孩子在盛京都好。杨宁认字认得很快，已经能自己捧着《识字课本》念了，不用人教。杨安能走路了，追在杨宁后面满院子跑，摔倒了也不哭，自己爬起来继续追。

杨定军写到自己的一儿一女时，笔速慢了几分，眼前浮现杨宁趴在石桌上用炭笔描“月”字的模样。她画的“月”字中间那一竖总是弯的，像阿勒河的河道。杨安走路的时候两只小脚一摇一摆，追不上姐姐就蹲下来捡地上的枣子往嘴里塞。他在信上只写了几个简单的短句，写完后停了停笔。

然后他写到了针灸的事。他写道，父亲笔记里提到过针灸，但父亲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记得大概原理——用细针刺入皮肤的特定位置调节气血治疗疾病。具体的位置和针法，父亲没有写下，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东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写。若以后能从别处找到可靠的材料，再托人带去罗马。在找到可靠材料之前，保罗神父若是遇到头痛脑热的病人，可以先用手册里的草药方子顶着。他说他会在下次商队出发时多带一些柳树皮干品，款冬花也会加量。柳树皮晒干了磨成粉，封在油纸包里能存很久。

信的最后他加了一行字。父亲葬在后山，能看见阿勒河。您点的蜡烛，他若能看见，会收下的。炭笔写到这里，笔尖磨钝了，字迹微微发粗。杨定军把信纸拿起来吹了吹炭粉，折成三折。

他走到书房的另一角，在堆放草药样品的地方蹲下来。那里摆着几个麻布袋和几口小木箱。他抓了一把柳树皮干品放进一个小布袋里，根系完整，干透了，用手指一碾就碎成粉末。又数出足够量的款冬花，未开放的花蕾晒干后缩成米粒大的小球，闻起来有一点苦苦的杏仁味。他把草药袋子口扎紧，上面用炭笔写上拉丁文的药名和用法。在木箱里垫了干草，把草药袋放在中间，合上箱盖用麻绳捆了两道。然后他拿了一本空白的手抄本，把父亲笔记里那些不确定的、关于针灸的片段抄了进去——只抄原文，不添不减，在旁边注明：先祖凭记忆所录，未经验证，仅供参考。这本手抄本也许对保罗没有用，但他自己留着也没有用。

他把信和草药箱拿到码头边时，贝纳托正蹲在货堆旁边啃一块干奶酪。干奶酪是米兰带来的，硬得能硌掉牙，他用小刀刮成薄片，铺在麦饼上一起嚼。看见杨定军过来，他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又在衣襟上蹭了两遍，才伸出来接信。

“还有这个。”杨定军把草药箱也递过去。草药箱不大，但很结实。贝纳托接过来掂了掂分量，放在马车中央的货袋夹层里，跟信放在一起。杨定军看着他把箱子放好，想起父亲说过保罗这个人。那时候盛京还没有蓝玻璃，没有水力工坊，没有码头上的货船。父亲刚认识保罗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在西欧游荡的年轻神父。

窗外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还在转，嗡嗡的声音被阿勒河的水声盖住了一半。杨定军把信和草药箱交给贝纳托，又叮嘱了一句路上别沾水。转身要走时，又回过头加了一句，柳树皮和款冬花是给保罗神父的，硫磺是买卖，这个不是。

商队在盛京停了五天。卸货、装货、修车轮、给骡马换蹄铁。朱塞佩烧了一炉新颜色，在绿色和紫色之间调出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色调，不是绿也不是紫，对着光看有点像黄昏时分阿尔卑斯山天空的颜色，又有点像阿勒河在暮色里的水光。他把新颜色的杯子拿给杨保禄看，杨保禄把杯子举到窗口，转着看了一圈，说这个颜色可以，下次给吉拉尔迪带样品。

朱塞佩把这个新颜色命名为“暮光”，用意大利语说的，贝纳托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一个烧玻璃的还学诗人起名字。朱塞佩没有笑，说这个颜色他在米兰烧了十几年都没烧出来。

五天后的早晨，商队的马车重新套好了骡马，货袋码好在车板上用麻绳捆紧。贝纳托骑在第一辆马车旁边，嘴里叼着一根麦秆。他检查了每一匹骡马的蹄铁，用一把小锤子挨个敲了一遍，确认没有松动的。又把马肚带全部勒紧了一遍，用手拉了拉每一根捆货的麻绳，拉不动的才算合格。杨保禄站在码头边，看着商队沿着石板路慢慢往南门走。

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上的车辙，咯噔咯噔地响。朱塞佩站在玻璃工坊门口，对着贝纳托的背影挥手，用意大利语喊了一句路上小心。贝纳托没有回头，举起一只手摇了摇，算是告别。

杨定军站在水力工坊门口，看着马车越走越远，变成河岸土路上的几个灰点。河水从南边流过来，商队往南走，逆着水流的方向。老伙计贝纳托会把信带到米兰，交到吉拉尔迪手上。吉拉尔迪会在下一趟商队出发前安排信使把信送去罗马。那封信会在骡马背上颠簸，在关卡被翻检，在米兰货栈里等待转运，然后沿着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土路继续往南。

路上会经过无数的村庄和驿站，骡马换了一批又一批，赶车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当吉拉尔迪派出的信使终于踏上通往罗马的官道时，道路两旁开始出现古罗马时代遗留的输水道残迹，灰色石拱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进了罗马城，信使会把信送到拉特朗宫旁边一栋小石头房子门口。保罗会接过那封封口处盖着蜡印的信。

罗马在更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