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密纹（1/2）

正月二十五，酉时初，中华门外土地庙。

孙老汉今晚没说《水浒》，也没说《岳飞》。他坐在高椅上，面前摊开一本发黄的《三侠五义》，说的是“五鼠闹东京”。堂下听众比往日少些，只有二十来人，稀稀拉拉坐在条凳上。

“话说那锦毛鼠白玉堂，夜入皇宫，在仁宗皇帝的龙书案上留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八个字写得铁画银钩，把个大内侍卫总管气得七窍生烟……”

孙老汉说得绘声绘色，但眼睛不时瞟向庙门口。那里坐着两个人，从开讲就进来了，没付茶钱，也没认真听，就靠在门框上，目光在听众间扫来扫去。

讲完一段，孙老汉喝水润喉。庙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走进来，径直走向门口那两人，低声说了几句。那两人点点头，朝孙老汉走来。

堂下的听众察觉到不对劲，有几个人悄悄起身往外挪。

“孙老先生。”为首的那个开口，声音很客气，“有点事想请您去一趟文化课，问几句话。”

孙老汉放下醒木，很平静：“现在？我这儿还没说完呢。”

“就现在。很快，问完就送您回来。”

孙老汉看了看堂下的听众，有几个老熟客露出担忧的神色。他笑了笑：“列位，今儿个就到这儿。明日此时，接着说‘展昭擒白玉堂’！”

他收拾东西——醒木、折扇、茶壶、那本《三侠五义》。动作很慢，但手很稳。

那两人也不催，就等着。

收拾完，孙老汉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们走出土地庙。门外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不是军车，是普通的公务车。

上车前，孙老汉回头看了一眼。暮色中的土地庙孤零零立着，煤油灯还亮着，光从门窗透出来，昏黄昏黄的。

他知道，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但他不害怕。活了六十八年，走过大半个中国，见过太多事。大清倒台时他在北京，军阀混战时他在济南，日本人进城时他在南京。每一次，他都活下来了。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闭嘴。

车开了。车窗外的街景飞快后退。孙老汉闭目养神，仿佛只是去串个门。

同日下午，金陵大学档案馆。

藤田浩二再次站在D区书架前。他没有去调阅档案，而是仔细观察。目光从书架顶端扫到底端，从左边扫到右边。

然后，他发现了。

在编号D-17-39那卷档案原本的位置，现在放着一卷别的档案。编号D-17-40，标签是“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教职工名录”。

被人调换了。

藤田不动声色，走到借阅登记台。管理员还是那个老校工，正趴在桌上打瞌睡。

“老师傅。”藤田敲敲桌面。

老校工惊醒，见是他，连忙站起来：“太、太君……”

“昨天我借阅的D-17-39号档案，有人动过吗？”

老校工一脸茫然：“没、没有啊……档案还回去后，就一直没动过……”

“你确定？”

“确定确定！”老校工翻出登记簿，“您看，昨天您借阅记录在这里。今天除了您，还没人来过D区呢。”

藤田盯着登记簿。确实，今天D区借阅记录是空的。

但档案确实被调换了。要么是老校工撒谎，要么是有人没登记就动了档案，要么……是档案馆内部的人做的。

他想起昨天自己撕掉的那页纸。缺角还在，但整卷档案被换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人知道他在查什么，不想让他继续查下去。

这个人可能是周佛海派系的，可能是影佐将军手下其他部门的人，也可能是……档案馆内部的中国职员。

藤田没有追问。他笑了笑：“可能是我记错了。打扰了。”

他离开档案馆，走在校园小径上。春日的阳光很好，学生们抱着书本匆匆走过，远处传来球场的喧闹声。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藤田知道，不正常。

有人在阻止他调查。不是公开阻止，是用这种隐蔽的方式——调换档案，让他无据可查。

这说明两件事：第一，他查的方向是对的，触到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第二，阻止他的人，在档案馆内部有渠道，而且行事谨慎，不留痕迹。

会是许慎之吗？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动机。但如果是他，为什么不直接销毁档案？调换档案只是拖延时间，治标不治本。

除非……许慎之想争取时间，做别的安排。

藤田停下脚步。他需要重新评估局势。

原本他以为，自己作为审稿人、文化交流协调人，可以相对自由地接触中国文化界，进行调查。但现在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某些人的监控下。他查档案，档案就被调换；他怀疑许慎之，可能许慎之也已经被警告。

他成了一个明面上的调查者，而暗处，有更多眼睛在盯着他。

这种感觉很不好。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却不知道黑暗中还有谁。

藤田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他不能停。松本的失踪、墨痕的照片、战前的文献抢救小组、那个神秘的“缮写人”……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秘密。

这个秘密，可能关乎影佐将军的过去，可能关乎周佛海派的阴谋，也可能关乎南京这座城市在战火中试图保存下来的文化命脉。

他要查下去。但必须更小心，更隐蔽。

也许，他需要一个盟友。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界内情，又不会轻易出卖他的人。

许慎之？太危险。

周明远？太复杂。

顾颉刚？太高深。

藤田摇摇头。他只能靠自己。

走到校门口时，他忽然想起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观察者效应”——当你观察某个现象时，你的观察行为本身就会改变这个现象。

他现在就是那个观察者。而他的观察，正在改变他所观察的一切。

包括他自己的处境。

申时二刻，钟山诗社小院。

许慎之坐在书桌前，面前摆着一盘围棋。黑白子交错，是个残局。他自己跟自己下。

这不是闲情逸致，是思考的方式。下棋时，脑子会特别清醒。

昨天发现书房被搜查后，他一夜没睡。不是害怕，是思考对策。

第一步，确认损失。他仔细检查了所有可能被翻动的地方，确认只有那张抄诗的纸和铁盒里的油纸包被动过，其他都正常。这说明搜查者有明确目标——就是要找文献藏匿相关的信息。

第二步，分析搜查者身份。专业，谨慎，几乎不留痕迹。不是普通的特务，应该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情报人员。可能是日本特高课，也可能是周佛海派的特工。

第三步，判断意图。对方没有直接抓人，而是秘密搜查，说明还在调查阶段，没有确凿证据。或者，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监视他找到更多线索。

许慎之落下一枚白子，吃掉一小片黑子。棋局上，白棋形势稍好。

他的对策也很简单：以静制动。

不销毁证据——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转移资料——动静太大，容易暴露。不改变生活习惯——一切照常。

但要做两件事。

第一，准备一套说辞。如果有人问起那张抄诗的纸，就说自己研究文天祥，随手抄录，墨点是不小心滴上去的。如果有人问起战前的文献抢救小组，就说自己是学生记录员，只负责记录，具体情况不清楚，文献后来都由老师们处理了。

第二，留后手。他今天早晨，已经用密写药水在一张普通信纸上，写下了七个藏匿点的简要信息。药水干后无痕，需要用特殊药水才能显影。这张纸现在夹在一本普通诗集里，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最危险的地方，有时最安全。

另外，他还在花盆底下那个暗格附近，撒了一层极细的香灰。如果有人再来，会留下脚印。

这些都做完，许慎之的心稍微定了些。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些老先生。顾颉刚、马寅初、钱穆之……他们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如果因为他而牵连他们，他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他必须挺住。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做那个温和、勤奋、有点书呆子气的年轻学者。

门被敲响。

许慎之一惊，手中的棋子掉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谁？”

“许先生，是我，林墨。”

许慎之松了口气，起身开门。林墨站在门外，手里拿着几幅画稿。

“打扰了。”林墨说，“为杂志插图的事，想请您再看看这几幅。”

“请进。”

两人在书桌前坐下。林墨摊开画稿，是几幅金陵古迹的写生——夫子庙、秦淮河、鸡鸣寺。画得很好，笔触细腻，但林墨指着其中一处：“许先生看这里，鸡鸣寺的塔，我画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

许慎之仔细看。画的是鸡鸣寺药师佛塔，八角七层，飞檐翘角。没什么不对。

“是角度问题？”他问。

“不是角度。”林墨说，“是感觉。我战前去看过，塔身上有很多石刻，佛像、经文，很精美。现在去看，很多都被破坏了，石刻模糊不清。我画的时候，不知道该画战前的样子，还是现在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微妙。许慎之想了想：“杂志是现在的杂志，记录的是现在的金陵。但文化是连续的，你可以……在现在的画面里，隐约保留过去的痕迹。”

“怎么保留？”

“比如，”许慎之指着塔身，“这里石刻模糊了，但你可以在模糊中，暗示曾经的轮廓。懂的人能看出来，不懂的人只觉得是岁月痕迹。”

林墨明白了。这是另一种“藏”——把记忆藏在现实里。

“对了，”林墨看似随意地说，“昨天我去档案馆查资料，看到一些战前的老照片。那时候的鸡鸣寺，塔身完好，香火鼎盛。可惜啊，很多那样的影像资料，都在战乱中遗失了。”

许慎之心中一动。林墨在暗示什么？

“是啊。”他谨慎回应，“战乱毁掉的东西太多了。能保存下来的，都是侥幸。”

“许先生当时在金陵大学，有没有参与过文献保存的工作？”林墨问得很自然，像普通的学术交流。

来了。许慎之保持镇定：“参与过一点。顾颉刚先生组织过读书会，我们帮忙整理过一些地方志。但都是学生该做的事，没什么特别的。”

“那些整理好的文献，后来呢？”

“后来……”许慎之顿了顿，“后来战事紧张，学校准备内迁，很多资料打包运走了。有些没来得及运的，就分散存放在老师家里。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的是实话，只是没说全。

林墨点点头，没再追问。他收起画稿：“多谢许先生指点。我知道该怎么画了。”

“不客气。”

送走林墨，许慎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吐出一口气。

刚才的对话，像一场考试。他及格了吗？不知道。

但他知道，林墨不是敌人。林墨的眼神里有担忧，有关切，那是装不出来的。

也许，林墨是来提醒他的。提醒他，有人在查战前的事，有人在注意他。

许慎之走回书桌前，看着那盘棋。黑白子纠缠，胜负未分。

他拿起一枚黑子，落下。这一落，局势又变了。

人生如棋，一步一变。

他只能走好眼前的这一步。下一步，等来了再说。

戌时，金陵特别市政府文化课审讯室。

说是审讯室，其实是个普通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孙老汉坐在桌子这边，对面是个三十多岁的文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孙老先生，别紧张。”文员递过一杯茶，“就是例行问几句话。”

孙老汉接过茶，没喝，放在桌上：“长官想问什么？”

“听说您在中华门外说书，听众不少啊。”

“混口饭吃。”

“都说什么书？”

“《三国》《水浒》《说岳全传》，老一套。”

“最近有没有说《岳飞传》？”

孙老汉心里一紧，但面上很平静：“说过。老百姓爱听。”

“听说您前几天说了‘岳母刺字’那段？”

“是。这段书精彩，有教育意义。”

“教育意义？”文员推了推眼镜，“什么教育意义？”

孙老汉早就想好了说辞：“教育人要有孝心，要听母亲的话。岳母让儿子精忠报国，岳飞就去了。这就是孝。”

“只是孝？”

“还有忠。”孙老汉说，“忠孝两全，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长官，说书人讲这些，是劝人向善，没什么不对吧？”

文员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孙老先生说得对。劝人向善，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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