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庙堂风云与江湖暗流（1/2）

崇祯十一年三月，北京。

乾清宫东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满室的寒意。崇祯皇帝朱由检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的奏章堆积如山，每一本都写着“急”字。

今日是小朝会，只有内阁辅臣、六部尚书及几位重臣在场。但气氛比大朝会还要凝重。

“薛先生，你是新任首辅，说说看，如今这局面，该如何应对？”崇祯的目光落在薛国观身上。

薛国观，山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素以干练果断着称。上月，原首辅因“剿寇不力”被弹劾去职，他由次辅晋升首辅。此刻，这位新任首辅深知机会与风险并存。

他出列躬身：“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二：剿寇与防边。然二者皆需钱粮。如今国库空虚，九边欠饷，士兵有哗变之虞。故首要之务，在筹饷。”

“如何筹？”

薛国观深吸一口气，说出早已思虑成熟的方案：“臣有三策：一曰重征商税。南北商路，年贸易额何止千万两？若按值百抽五征收，年可得银五十万两以上。二曰严查贪腐。各府州县，仓场库局，积弊已久，若派得力之人清查，追缴赃款，亦可补国库。三曰……”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请王公贵戚、文武百官捐资助饷。”

话音刚落，殿内一片哗然。

户部尚书程国祥第一个反对：“陛下，商税乃与民争利！如今民生凋敝，商路不畅，再加重税，恐商旅断绝，市井萧条！”

他是南直隶人，背后是江南士绅集团的利益。重征商税，受损最大的是江南富商。

工部尚书刘宗周也出列：“薛阁老所言查贪，固是正理。然贪腐积弊，非一日之寒。若大张旗鼓清查，恐官场震荡，政令不行。况且……查谁不查谁，标准何在？易成党争工具啊！”

这话说得隐晦，但众人都懂：你薛国观刚上台，就想借查贪之名清洗异己？

至于捐资助饷，更没人接话。让官员捐钱？那不是割自己的肉？

崇祯看着争吵的众臣，心中一片冰凉。这就是他的朝廷，这就是他的大臣。国家危亡之际，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够了。”他声音不大，但殿内顿时安静。

崇祯站起身，走到殿中。十来年的皇帝生涯，让他身心俱疲，眼窝深陷，龙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

“程国祥，你说重征商税是与民争利。那朕问你：国库空虚，军饷无着，士兵哗变，贼寇肆虐，这不是与民争利？这是要民之命！”

程国祥跪下了：“臣……臣愚钝。”

“刘宗周，你说查贪会引起党争。那朕问你：不查贪，任由贪官污吏掏空国库，这江山就能保住？”

刘宗周也跪下了：“臣失言。”

崇祯走回御案，声音疲惫：“薛先生的三策，朕准了。即日起，户部拟定商税章程；都察院、锦衣卫联合查贪；至于捐资助饷……”

他目光扫过众臣：“朕带头。内帑拨银五万两，充作军饷。诸卿……量力而行吧。”

众臣面面相觑，最后只能齐声道：“臣等遵旨。”

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这事，难办。

捐资助饷的诏书下发后，朝野反应冷淡。

王公贵族们装聋作哑。福王在洛阳，富可敌国，据说库藏金银以百万计，但上奏说“封地连年灾荒，入不敷出”，只捐了三千两。周王、楚王、蜀王等纷纷效仿，捐个三五千两，意思意思。

文武百官更是各有说辞。有说老家遭灾的，有说俸禄微薄的，有说家中人口众多的。最离谱的是有个御史，上奏说愿捐出全部家产——然后列了个清单：老宅一座（年久失修），薄田三十亩（连年歉收），藏书千卷（不能吃不能穿）……把崇祯气得摔了杯子。

一个月后，统计结果出来了：王公贵族捐银八万两，文武百官捐银十二万两，合计二十万两。

而户部奏报的军饷缺口是多少？六百万两。

二十万对六百万，杯水车薪。

乾清宫里，崇祯看着那份奏报，手在颤抖。他不是气钱少，是气人心。

“陛下，这……这已经是尽力了。”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

“尽力？”崇祯冷笑，“福王在洛阳修王府，花了八十万两；周王嫁女，嫁妆三十万两；朝中那些大臣，哪个不是良田千顷，宅院连云？捐个几百两，叫尽力？”

他抓起奏报，想撕，又忍住，重重摔在桌上。

“他们是不是以为，这江山是朕一个人的？大明亡了，他们还能做新朝的官？”

王承恩不敢接话。有些话，皇帝能说，太监不能说。

崇祯颓然坐下，良久，轻声道：“大伴，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失败？”

“陛下！”王承恩跪下了，“陛下勤政爱民，夙夜匪懈，天下皆知！是那些臣子……臣子不忠啊！”

崇祯摇摇头，不再说话。

他知道，大明的病，不在外敌，不在流寇，而在自己身上——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这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已经烂到骨子里的制度。

可他无力改变。他试图改变过：撤换内阁，整顿吏治，清查亏空……但每一次，都遇到巨大的阻力。

那些大臣们，表面上忠君爱国，实际上各怀鬼胎。他们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着见不得人的利益。诸臣误朕啊！

这就是大明的现实。皇帝在深宫，看着奏章上漂亮的文字，以为天下即将太平；大臣在朝堂，说着忠君爱国的话，私下里捞得盆满钵满；百姓在田间，饿着肚子，等着下一个来收税的人。

而边关的士兵，已经半年没发饷了。

就在崇祯为军饷发愁时，北京城西的京营校场，正在上演一出荒唐剧。

曹化淳，司礼监的太监，提督京营戎政。此刻他端坐在高台太师椅上，身披御赐蟒袍，左右各站四个小太监，端着茶壶、痰盂、汗巾、拂尘，排场十足。

台下，三万京营士兵列队站立。说是士兵，实则五花八门：有头发花白的老卒，有面黄肌瘦的少年，有挺着肚子的胖子，有歪戴帽子、吊儿郎当的兵油子。队列歪歪扭扭，旗帜破旧不堪，兵器五花八门——有长枪，有腰刀，有锈迹斑斑的火铳，甚至还有人拿着木棍。

曹化淳眯着眼看了一会儿，问身边的副将：“这就是京营精锐？”

副将赔笑：“公公明鉴，这些都是……都是老实本分的。那些刺头，已经被清理出去了。”

所谓“清理”，就是撤职、调离、甚至找个由头抓起来。

曹化淳上任三个月，把京营中不听他话的军官撤换了大半，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太监的干儿子、干孙子，或是贿赂他的商贾子弟。

这些人懂什么练兵？他们只懂捞钱。士兵的饷银，克扣一半；军粮，掺沙换陈；军械，以次充好。至于训练？做做样子就行了。

“开始操练吧。”曹化淳淡淡道。

号令一下，校场上顿时“热闹”起来。

步兵方阵前进，步伐凌乱，有人踩了前面人的脚，有人掉了鞋子。走到一半，方阵就散了形。

骑兵冲锋，马匹瘦弱，跑着跑着就有马失前蹄，把骑手摔下来。更可笑的是，有匹马跑到一半拉屎，后面的马避让不及，撞成一团。

火器队演练装填射击，动作慢如老妪。好容易装填完毕，点火——“噗”，一阵青烟，子弹不知飞哪去了。原来火药受潮，根本点不着。

曹化淳看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不懂军事，但他懂政治。京营是什么？是保卫京城的最后屏障。

但这个屏障，不能太锋利——太锋利了，怎么拿钱？你不拿钱，我不拿钱，大家还怎么进步？要的就是这样，看起来人多势众，实际上不堪一击。

这样，皇帝才会依赖他们这些太监，才会觉得京营离不开他曹化淳的“整顿”。

“公公，您看这……”副将有些尴尬。

“嗯，尚可。”曹化淳喝了口茶，“告诉将士们，好好练，练好了有赏。”

“是！”

所谓的赏，不过是几两碎银，几石陈米。但士兵们还是欢呼——总比没有强。

校场边，几个老兵摇头叹气。

“这他娘的叫兵？老子当年在辽东，跟鞑子拼命的时候……”

“嘘！小声点！让那些阉党听见，要你的命！”

“听见就听见！老子还怕他们？这样的兵，真要是鞑子打过来，或者流寇杀过来，能顶什么用？”

“顶什么用？当炮灰呗。反正死的不是那些太监。”

几人沉默。他们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因为不肯贿赂上官，被排挤到边缘。看着如今的京营，他们心中悲凉。

大明啊大明，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而高台上，曹化淳正在盘算：这次“整顿”京营，他又捞了多少？卖官鬻爵，克扣军饷，倒卖军械……少说也有十万两。

这些钱，一部分孝敬宫里的大太监，一部分收买朝中官员，一部分自己留着。等攒够了，就在老家置办田地宅院，将来养老。

至于京营能不能打仗，大明会不会亡……关他什么事？他一个太监，还能当皇帝不成？捞够了，到时候换个主子，照样过日子。

这就是大明的京营，十万之众，实则“银样镴枪头”——外面看着光亮，里面是软铅。

可悲，可笑。

就在北京城上演荒唐剧时，河南西部伏牛山中，另一场悲剧正在酝酿。

马守应坐在一处山洞里，就着篝火，啃着一块硬邦邦的麦饼。饼子是抢来的，又干又硬，咽下去刮嗓子。但他吃得很快，因为他知道，下一顿还不知道在哪。

山洞不大，挤着二十几个人，都是他的亲信。刘三刀肩膀上伤口化脓，发着高烧，躺在草堆上呻吟。张七瘸着腿，在洞口放哨。王五不见了——昨天出去找吃的，再没回来，估计是跑了，或者死了。

“大帅，罗汝才派人来了。”亲兵进来禀报。

马守应放下饼子：“让他进来。”

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叫赵四，是罗汝才的部下。他进来后，扫了一眼山洞，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但很快掩饰住，抱拳道：“马大帅，我家罗帅问，粮食还能撑几天？”

马守应冷冷道：“三天。”

“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马守应盯着他，“罗汝才不是说要合兵一处，共图大业吗？他的粮食呢？他的人马呢？”

赵四不慌不忙：“罗帅说了，粮食有，人马也有。但合兵之前，有些事得说清楚。”

“什么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