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从朱棣之失到李健之兴（1/2）

崇祯十年八月，河套五府都督府藏书阁。

李健站在一幅巨大的历史舆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黄河那个巨大的“几”字形弯道上。

烛火在夏夜微风中摇曳，将河套地区的轮廓映照得忽明忽暗，仿佛这方土地三百年的命运沉浮，都在光影中流转。

“大人请看。”

顾炎武手持长杆，点在舆图上，“此处即古之河南地，秦时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自此，河套始入中原版图。”

黄宗羲展开《史记》，朗声读道：“太史公曰：蒙恬为秦将，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此非虚言也。”

方以智则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河套之要，在于其形胜。北凭阴山，如人之有背脊；南阻黄河，如人之有襟带；西控贺兰，如人之有右臂；东扼吕梁，如人之有左膀。四塞之地，表里山河，得之可制北虏，失之则门户洞开。”

李健默然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划过舆图上那些已经湮灭的卫所名称：东胜卫、镇虏卫、云川卫、玉林卫、宣德卫……这些明初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军事据点，如今只剩残垣断壁，掩埋在荒草黄沙之中。

“朱元璋何等雄才。”他忽然开口，“洪武三年逐王保保，四年便设东胜卫。从洪武四年到二十六年，二十二年间，设卫十三，屯田百万亩，移民数十万。他是真正懂得河套价值的人。”

宋应星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明太祖实录》，翻到相关记载：“太祖尝谓群臣：‘河套之地，北扼阴山，南控黄河，西通河西，东连幽燕。昔汉武置朔方郡，唐设朔方节度，皆因此地乃制北之要枢。今朕收之，当为子孙万世之业。’”

“可惜啊，”李健长叹，“朱元璋看到了，朱棣却瞎了。”

话题转向朱棣。这位征北大将军，一手缔造了永乐盛世、五征漠北、七下西洋的一代雄主，却在河套问题上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

“永乐元年，甫一登基，便下诏内迁东胜卫。”

顾炎武语气沉痛，“诏书曰：‘今四海初定，民生未复，河套僻远，戍守维艰。其以东胜等卫内徙，以省转输之劳。’”

黄宗羲摇头：“这不过是托词。真正原因有四：其一，靖难之役后国库空虚，河套驻军年耗粮三十万石、银二十万两，朱棣要省钱；其二，他要集中兵力北征蒙古，河套驻军被视作‘沉没成本’；其三，朵颜三卫叛变，河套成为孤悬在外的突出部；其四——”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也是最根本的，朱棣的战略误判。他以为，只要打垮漠北的蒙古主力，河套自然平定。殊不知，放弃了河套，就等于打开了北疆的大门。”

方以智补充了一个细节：“据《明太宗实录》载，当时有将领反对内迁。镇守河套的老将郭英上书：‘河套乃国家藩篱，弃之则陕西、山西皆成边地，后患无穷。’朱棣批曰：‘老将畏事，不足与谋。’”

“不足与谋……”李健冷笑，“好一个不足与谋。就这一句‘不足与谋’，让大明北疆后撤三百里，让陕西、山西从腹地变成前线，让九边军费暴涨八倍！”

他走到另一幅地图前，那是明朝中后期的北疆形势图。河套地区已是一片空白，标注着“鞑靼游牧地”。

而从河套南缘到陕西、山西，密密麻麻布满了城堡、烽燧、边墙——那是成化年间为了填补河套缺口而修建的“大边长城”。

“这道长城，”李健手指沿着那条蜿蜒的线条，“西起定边营，东至黄甫川，全长一千四百七十里。余子俊主持修建，耗银百万两，用工十万，历时三年。而这，仅仅是为了弥补朱棣放弃河套造成的防线缺口。”

顾炎武苦笑道：“更讽刺的是，即便修了这道长城，蒙古骑兵依然年年破关。因为河套在他们手中，他们有了前进基地，有了休整之地，有了粮草补给。从此，北疆无宁日。”

藏书阁内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在思考那个问题：如果朱棣没有放弃河套，明朝的历史会怎样？

李健打破沉默：“明朝中期，其实有过收复河套的机会。”

“大人说的是‘河套三杰’？”曹文诏问。

“正是。”李健让亲兵取来三卷传记，“王越、杨一清、曾铣，这三人都曾提出过完整的收复河套方略，也都有能力实施。可惜，都被所谓的‘河套无用论’扼杀了。”

他展开王越的《收复河套疏》。这位成化年间的名将，曾在红盐池大破鞑靼，一度控制河套部分地区。他在奏疏中写道：“河套膏腴之地，周围数千里。水草丰美，宜牧宜耕。若复设卫所，屯田养马，不惟可绝北虏南下之路，亦可岁省漕粮百万石。”

“结果呢？”

李健冷笑，“宦官汪直当权，诬陷王越结交宦官，罢官夺爵。收复河套之议，遂寝。”

第二卷是杨一清的《经理河套疏》。这位正德年间的三边总制，提出了更系统的方案：修浚旧渠，复立屯田；招募边民，给予牛种；联结蒙古，分化瓦解。他在陕西经营多年，深得军民爱戴。

“但正德皇帝沉湎玩乐，朝中又有钱宁、江彬等佞臣作梗。杨一清的奏疏被留中不发，最后他心灰意冷，辞官归乡。”

第三卷最令人扼腕——曾铣的《议收复河套疏》。这位嘉靖年间的三边总督，是“河套三杰”中最坚决、计划最周密的一个。他提出“以战为守，以屯养战”，主张用三年时间，逐步推进，最终完全收复河套。

“曾铣的方略，”李健声音低沉，“得到了首辅夏言的支持。嘉靖皇帝起初也同意了。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勾结仇鸾，诬告曾铣‘轻启边衅’‘浪费国帑’。结果……”

他不必说完。在座都知道结局：曾铣被斩于西市，夏言罢官后也被处死。从此，朝中无人再敢言收复河套。

“三位俊杰，三套方略，三次机会。”李健总结，“都被党争、被谗言、被短视扼杀了。而明朝，也一次次错过了续命的机会。”

放弃河套的恶果，在明朝中后期全面显现。

方以智拿出一本账册：“这是户部档案的抄本。洪武年间，九边年军费约七十万两。到了万历年间，暴涨至六百万两，是洪武的八倍多。其中，陕西、山西、宣大这三镇，因直面河套方向的威胁，军费占了七成。”

“钱都花在哪了？”李定国问。

“修长城，筑城堡，养边军。”方以智翻着账册，“成化年修大边长城，耗银百万两；嘉靖年修榆林镇城堡群，又耗八十万两；万历年在山西增筑火路墩、敌台，再耗六十万两。而这，只是基建。”

他继续道：“更沉重的是养兵费。河套丢失后，陕西、山西从腹地变前线，驻军从十万增至三十万。这三十万人，要吃粮，要发饷，要装备。仅粮饷一项，年需四百万石粮食、三百万两白银。”

黄宗羲从另一个角度补充：“还有军屯的崩溃。洪武时，河套军屯有田一百二十万亩，年收粮六十万石，基本自给。朱棣内迁卫所后，这些田地全部荒废。边军粮饷，全赖内地转运。”

“转运之费，更倍于正供。”顾炎武接话，“从河南、湖广运粮至榆林，路途千里，民夫十石粮，途中消耗七八石，到边关只剩二三石。百姓苦于转运，纷纷逃亡。”

李健走到窗边，望着夜色中的归化城：“所以你们看，放弃河套，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军费暴涨，百姓困苦，边军欠饷，兵变不断……崇祯二年宁夏兵变，两万边军投李自成，不就是因为欠饷三年吗？”

多米诺骨牌？五脸懵逼...

他转身，目光灼灼：“而李自成的大部分主力，正是这些陕西边军。他们熟悉地形，骁勇善战，却因为朝廷的腐败、欠饷、不公，最终倒戈相向。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朱棣放弃河套。”

八月初一，都督府军政会议。

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李健正式提出“重点经略河套”的战略方针。

“历史已经证明，”

他在会上阐述，“河套之得失，关乎北疆之安危，关乎国运之盛衰。汉得河套而强，唐得河套而盛，宋失河套而弱，明弃河套而亡。我们既然收复了河套，就绝不能重蹈覆辙。”

他提出三个原则：

第一，永久驻守，绝不内迁。无论财政压力多大，外部威胁多强，河套驻军只增不减，防线只进不退。

第二，屯田实边，自给自足。用三年时间，开垦耕地亩，实现粮食、马匹、军械基本自给，不依赖内地转运。

第三，融合蒙汉，长治久安。不搞民族隔离，不搞文化压迫，通过贸易、通婚、教育，实现真正的一体化。

“具体到当前，”李健部署，“我们要做三件事：巩固防御、发展生产、经营草原。”

巩固防御方面：以归化城为中心，修建三道防线。第一道在阴山北麓，设立烽燧哨所；第二道在黄河沿线，加固城池关隘；第三道在河套内部，建设屯堡网络。计划投入白银五十万两，民工十万，年内完成。

发展生产方面：扩大土豆、玉米、番薯种植至百万亩；新建煤窑二十座、铁坊十座、纺织工坊三十座；修浚秦汉旧渠，同时扩建新的灌溉系统，要求灌溉农田三百万亩。

而经营草原，成为重中之重。

七月初，一项秘密计划在河套悄然展开——建立覆盖漠南蒙古的情报网。

曹文诏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这位老将不仅精通蒙古语，更了解草原习俗，是理想人选。

“我们的策略是：以商养谍，以谍护商。”曹文诏在秘密会议上阐述，“招募通晓蒙汉双语的商人、牧民，以行商身份往来各部落。表面上是做生意，暗地里收集情报。”

方以智设计了联络体系：设立三级情报站。一级站在归化，负责汇总分析；二级站在东胜、宁夏、榆林，负责中转传递；三级站就是那些游走草原的“商人”，负责一线收集。

“情报重点有四。”李健明确指示，“第一，各部实力消长。哪个部落壮大了，哪个衰落了，首领更替，内部矛盾；第二，与林丹汗残部的关系。额哲虽降清，但余部尚在，他们的动向；第三，后金在蒙古的活动。皇太极绝不会甘心失去河套，他一定会拉拢蒙古各部；第四，草原灾害。白灾、黑灾（旱灾）、疫病，这些都会影响各部决策。”

启动资金十万两白银，从都督府秘密经费中拨付。招募工作立即展开。

第一批招募了五十人。他们身份各异：有山西茶商，常年往来草原；有陕西马贩，熟悉各部落；有蒙古牧民，因白灾投奔河套，愿意回乡做内应；甚至有几个喇嘛——喇嘛在草原地位崇高，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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