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民国无间道（1/2）

太原城伪教育总署的内部清洗，在一种看似温和实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进行着。没有公开的逮捕，没有激烈的审讯，只有不时有人“调离”、“病休”或“出差”，然后便再无音讯。

松本谦介依旧每日品茶、弈棋、批阅文件，甚至偶尔在署内小花园举办“兰亭雅集”，邀请一些附庸风雅的汉奸文人吟诗作画，谈论“大东亚文化共荣”。

但总署上下，从科长到杂役，每个人都感觉后脖颈发凉，说话办事格外小心，生怕一个不慎，就被那双隐藏在金丝眼镜后的温和眼睛盯上。

赵明义如同在刀尖上行走。

他尽力表现得更加“勤勉”，对松本交代的奴化教材修订工作“呕心沥血”，对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避而远之，甚至“主动”向松本“汇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关于署内职员私下抱怨待遇的闲话，以显示自己的“忠诚”和“价值”。

松本每次都会温和地听着，偶尔点头，说一句“赵桑辛苦了”或“你的观察很细致”，但那双眼睛里的审视，从未真正消失。

压力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赵明义开始失眠，烟抽得更凶，原本清瘦的脸颊迅速凹陷下去，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

他几次想通过“墨香斋”那条线传递新的信息或求助，但都因害怕暴露而放弃。他知道，松本的网正在收紧，任何一丝异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硬扛，扮演好那个痛苦而麻木的“赵督学”，等待那渺茫的脱身机会，或者……最终的清算。

然而，在看似平静的太原城地下，另一场无声的、更加迅疾的“清洗”已然开始。

栖凤坪指挥部，李星辰的桌上，除了赵明义提供的宝贵情报，还摆放着另外几份来自不同渠道、相互印证的信息。

其中一份，来自打入伪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同志，提供了一份近期与日伪特务机构接触频繁、行迹可疑的本地“文化人”和“乡绅”名单。

另一份，则来自对黑云寨事件后，对谢老黑周边关系的深入排查，发现了一个与太原日特系统有若隐若现联系的中间人。

结合赵明义提供的、那份不完整的特务名单碎片，以及根据地保卫部门日常监控中发现的一些异常迹象，一张潜伏在根据地外围、甚至可能已渗透进来的谍影网络，逐渐浮现出模糊的轮廓。

“松本的手伸得真长。”陈远指着地图上标注的几个点，语气凝重，“不只是太原、榆次这些大城市，连我们一些边缘村镇，甚至合作社、区小队里，都可能被他撒了钉子。

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职业特务，很多可能是被收买、胁迫的本地人，或者本身就是失意文人、地痞流氓，拿钱办事，搜集情报，散布谣言。”

“尤其是针对我们‘曙光夜校’的。”

苏婉清补充道，她面前摊开着夜校近期的学员登记册和活动记录，“有几个新近加入的‘积极分子’，表现过于热切，总是打听夜校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大人物’支持、下一步准备向哪里发展。

还有人在课堂上故意提出一些激进到不合时宜的问题，试图引导讨论方向，制造矛盾。”

李星辰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划过，眼神冷冽如冰。“名单有了，线索有了，那就收网。不能让这些钉子继续钉着，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松本下一步行动的耳目和内应。

陈远，通知赵大海，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行动要快、要准、要隐蔽。对证据确凿、危害大的，坚决清除。

对胁从、情节较轻的，以教育、争取为主，必要时可以‘控制使用’，反向传递一些我们想让松本知道的消息。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寇和铁杆汉奸，对这些被利用的小角色，要讲究策略。”

“是！”陈远领命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在根据地控制的区域内，一场迅雷不及掩耳却又波澜不惊的“内部排雷”行动悄然展开。

没有大规模的抓捕，没有公开的审判，只有一些“突然回乡探亲”的合作社会计，几个“因家中有事辞职”的区小队文书，一两个“意外失足落水”或“急病暴毙”的地痞无赖，以及几个在夜校课堂上“因言论不当被劝退”的“学员”。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对夜校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乡绅，突然接到了抗日政府税务部门“既往不咎、鼓励合作”的谈话，或者收到了来自“不明人士”的、关于他们子女在敌占区“安全状况”的隐晦提醒，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

行动干净利落，最大程度减少了社会震动，却有效剔除了已知的隐患，切断了松本伸向根据地内部的几根触角，并顺势敲打、震慑、争取了一批中间派。

根据地内部的风气为之一清，对“曙光夜校”的各种流言蜚语也骤然减少了许多。

就在“内部排雷”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另一股更加蓬勃、充满希望的力量，正以小王庄为中心，向着周边贫瘠的乡村蔓延。

“曙光夜校”的成功，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不断扩大。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小王庄的“新鲜事”，上学不要钱，还发铅笔和本子，教人认字、算数、明道理。

人们开始是好奇，接着是羡慕，最后，一些胆子大、家里光景稍好点的后生，悄悄跑到小王庄来“蹭课”，回去后眉飞色舞地讲述，更勾起了更多人的心思。

不断有邻近村子的村长、族老，或是结伴的年轻人，找到小王庄的民兵队长或苏婉清，试探着问：“苏先生，李司令，这夜校……能不能也到我们村办一个？我们出地方，出灯油！”

面对这自发涌动的学习热情，李星辰和苏婉清欣喜之余，也意识到，单纯的等待和被动接收已经不够了。需要主动走出去，把“曙光”播撒到更广阔的田野山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星辰在干部会上，指着墙上简陋的晋中地图，“既然乡亲们需要，我们就把夜校办到他们家门口去！

不光是认字，还要教他们怎么选种、怎么防虫、怎么记账、怎么看懂政府的告示、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让知识，真正成为他们改变命运、抗击敌人的武器！”

一场“文化下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李星辰抽调了支队里几个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战士，又从夜校第一批学员中选拔了几个学习好、觉悟高的骨干，由苏婉清进行短期培训，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扫盲宣传队”。

李星辰和苏婉清亲自带队，背着简单的行李、黑板、粉笔、油印的识字课本和宣传材料，开始了巡回教学。

第一站，是距离小王庄二十多里、更深山里的石头坳。村子名副其实，土地贫瘠，石头多，水少，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日子过得比小王庄还苦。

听说八路的“先生”要来教认字，村里人将信将疑，只有十几个半大孩子和两三个胆大的后生，聚在村里废弃的山神庙前，好奇地张望。

苏婉清没有直接开课，而是让队员帮村里的老人劈柴、挑水，和妇女们拉家常，了解村里的困难。李星辰则和村里的老农蹲在地头，查看干旱的麦苗，讨论有没有引水灌溉的可能。

到了晚上，山神庙前燃起篝火，苏婉清用一块门板当黑板，用烧黑的木炭当粉笔，从最简单的“人”、“口”、“手”、“日”、“月”教起，用当地方言，结合日常生活，讲得生动有趣。

李星辰则在一旁，用更直白的话，讲解抗日政府的“二五减租”、“互助变工”政策，讲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

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朴实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知识。

篝火照亮了一张张从好奇到专注、从麻木到泛起光彩的脸庞。当苏婉清用一首简单的“春天到，种田忙，多打粮，打东洋”的顺口溜，教会大家认识那几个字时，庙堂前响起了生涩却认真的跟读声。

当李星辰用石子在地上摆出简单的算式，帮一个老汉算清他被地主盘剥了多少粮食时，老汉浑浊的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识字……真能有用？”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怯生生地问。

“有用！”苏婉清斩钉截铁，拿起一张抗日政府的布告，“婆婆你看，这上面写着，政府要组织纺线队，纺出的线政府收购，能给家里添进项。以前你看不懂，就只能听别人说。

以后你自己能看了，心里不就亮堂了？不怕被人糊弄！”

“李司令，那减租……是真的？地主能答应？”一个中年汉子鼓起勇气问。

“政府有法令，我们八路军有枪杆子！”李星辰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只要大伙心齐，组织起来，就能把法令落到实处！地主要是敢不答应，自有政府和他讲道理！我们当兵的，就是给你们撑腰的！”

质朴的话语，简单的道理，却像春风吹进了干涸的心田。石头坳的夜，第一次因为知识和希望而变得不同。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人涌到山神庙前，连一些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搬着小板凳，坐在外围，静静地听。

“文化下乡”的种子，在石头坳，在更多类似的村庄，扎下了根。一支支小型的扫盲队被组建起来，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向更远的地方。

李星辰和苏婉清的身影，出现在一个个破旧的祠堂、庙宇、场院，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山村夜晚，点燃了一簇簇微弱的、却顽强不息的“知识之火”。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也在悄然进行。

安娜·伊万诺娃，这位来自《真理报》的国际记者，在完成对晋中根据地的初步采访后，带着大量一手资料和照片，历尽艰险，辗转返回了苏联，随后又前往瑞士、美国等国的反法西斯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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