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书写历史的权力（1/2）

当吴烈吴彰的背影消失后，吴三桂慢慢收敛了笑容。他缓缓转过身，面对着那一箱箱军火，寒声道：

“搬入府库！派最可靠的老兵，三层岗哨，昼夜轮守。”

他顿了一下：“没有我的亲笔手令，任何人——擅近一步者，视同叛逆，立斩无赦。”

说罢，对亲侄子摆手道：“国贵，随我来。”

——

派出去的教官，任风遥确实没有特意安排，只是给出了一个标准：业务能力出众，认同“农民军”的理念。仅此而已。

任风遥还在品味关于“忠”的各类解读。

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穿越题材小说的主人公，鲜有“忠君”的。

究其根本，现代人的灵魂一旦踏入历史的河流，便会本能地用现代史观去拆解“忠君”背后的思想构架——那不过是皇权为了维系旧秩序及自己利益而给百姓披上的一件漂亮外衣罢了。

因此，天然的，所有作者都倾向于将主角塑造成旧时代的掘墓人与新世界的推手，而非任何君王座下的忠臣。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我们“自己”穿越的时候，忠君就是“臭狗屎”，是迂腐的枷锁，理应被砸碎。

但是，一旦回到“读者”或“后人”的身份，翻看史书的时候，我们往往又忘了自己“穿越”时候的心理，不假思索地接受史书上的判词。

以吴三桂为例，他无疑是历史评价最为分裂的人物之一。一面是史册中墨色浓重的“大奸大恶”、“三姓家奴”；另一面，则是民间叙事里“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枭雄传奇。

吴三桂的“三姓家奴”标签里，一个大清，一个大明，还有一个大顺（李自成）——好吧，在具备今日现代史观的我们看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哥三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哪一个都不值得一位穿越者献上无条件的忠诚，那么，凭啥要苛责吴三桂的选择那？

——

有个问题，是谁给吴三桂下的定义？

答案似乎是“历史”。但历史又是由谁书写的？

会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升斗百姓吗？会是别说“民权”、连“民本”都艰难的市井小民吗？

有一点能确定，“百姓”传下来的，只能叫“野史”；还不配叫“正史”。唯有掌握了最终权力的“皇家”及其体制，才有资格生产名为“正史”的终极叙事。也只有在“体制内”的人“记录”的，才配叫“正史”。

话语权，是王冠上最坚硬的一颗宝石。

李自成、张献忠被定格为“流寇”，只因他们未能将权力凝固为王朝，从而永久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资格。

朱元璋同学成功了，“历史”记录他是“明太祖”。如果没成功，他就是个放牛的、花和尚、丐帮弟子。

“成王败寇”在这一刻深刻诠释了“历史”的由来。

在皇权体制的归属权争夺中，明末清初的乱世里，崇祯朝廷的苛政、李自成大顺的失序、清军入关后的高压、包括其他军阀的割据混战，共同制造了百姓的苦难。

而“写历史”的人，却绝不敢去批判胜利者，更对皇权体制的罪责避而不谈，他们只会为权力开脱，成为权力的工具。

——

总兵府密室，深夜。

烛火将吴三桂与吴国贵的身影投在墙上，摇曳不定，一如莫测的时局。

案上，那支56式步枪泛着冷冽的幽光，静静横陈，仿佛一个来自未来的沉默信使。

日间校场上的枪声，并未随着硝烟一同散去，而是化为一种冰冷的战栗，长久地盘踞在吴三桂的骨髓深处。这位见惯了尸山血河的统帅，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超越他全部战争经验的恐惧与灼热。

他尚不理解何为“科技”之效，何为“工业”之坚，但这并不妨碍他理解那被称为“56式”的火器之威。

这神器以雷鸣般的咆哮和钢铁般的强悍，向他展示了可怕的前景：一种将个人武勇、阵型变换、乃至引以为傲的关宁铁骑冲锋，都瞬间贬值为无效动作的绝对力量。

现在的吴三桂，看见犀利的弓箭，看见迅捷的火铳，哦，什么垃圾！他真的无感了。

“56式”在他眼里已不再是武器，那是法则的化身。它用连续不断的致命喷射宣告，自此以后，战争的胜负将在接触之前便被决定。

什么密集的步阵？那是屠场！

什么奔腾的骑兵？那更是绝佳的靶群！

吴三桂甚至能“看见”那画面：当这种“连珠铳”以他瞬间领会的“交叉集火”方式运用时，战场将变成一片任何血肉之躯都无法穿越的死亡铁雨。

“持之作霖雨，以应当时需……”他心中默念，掌心却仿佛残留着那冰冷枪身的触感：这“霖雨”若能为我所控，何止八旗铁骑？这天下格局，都将在其射程之内重新划定。

吴三桂凛然的又想到了任风遥，那个赠予他器物的人。

任风遥能如此轻易地将这般足可倾覆一国的“神兵”拱手相送，其背后所倚仗的，究竟是何等深不可测的根基？那已非一方诸侯的财力，甚至非一代王朝的积累所能解释。

那是一种源于未知时代的、令人敬畏又无比渴望的力量。

未来的战争形态与政治格局，已不仅仅是“改变”，而是注定要被彻底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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