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法家太好用了（1/2）

正好收录进他正在撰写的《李斯子》——

留给后人去争论，去思辨，去选择。

让后世的法家门徒吵去吧，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律法公正与社会稳定，到底该先抓哪个？是铁面无私地执刑，还是为江山安稳网开一面？亦或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

这场思辨落下帷幕，李斯目光一转，望向太子扶苏，唇角微扬，语气从容：“殿下，除此之外，对法家之道，可还有不解之处？或是另有所见？”

扶苏沉默片刻，眉宇间浮起一丝复杂，缓缓道：“别的暂且不论……只是法家在育人治学这一块，未免太过决绝。”

的确，法家不止在朝堂之上雷厉风行。他们高举变法大旗，削权贵、强君主，以“法治”取代虚浮的“礼治”，鼓吹耕战并重，务求国富民强、兵甲鼎盛。

而在思想疆域，法家同样杀伐果断，自成一派。

其中最锋利的两柄刀，一把是商鞅，一把是韩非。

商鞅教人，不讲诗书礼乐，不谈仁义道德。他视儒家那一套为“高言伪议”，是无用的空谈，是蛀蚀国家根基的浮学。

他甚至冷笑讥讽：什么礼乐？什么诗书？什么孝悌修善？全是祸乱社稷的毒瘤！

在他眼里，这些不过是养懒人的温床——“不耕而食，不战而荣，无功受禄，无爵称尊”。那些世袭贵族、摇头晃脑的儒生，在他口中统统成了“奸民”，必须铲除殆尽。

更狠的是，一旦发现儒者借《诗》《书》之名，以古讽今、动摇法令，商鞅当即拍案：燔诗书而明法令！

四个字，如刀出鞘——烧！

烧掉那些蛊惑人心的典籍，斩断旧时代的根脉。弃仁政，立铁律。有功者赏若春阳，有过者罚似寒冬。法令所指，便是百姓唯一的路。

这一把火，不只是商鞅心头的怒焰，更是后来李斯“焚书令”的前奏。所谓始作俑者，未必是李斯，真正的火种，早在秦国西陲的刑场边，就被商鞅亲手点燃。

所以真要算这笔账，商鞅也得背一半。

但这还不算完。

在教育路径上，商鞅不信学堂讲经，只信战场磨刀。他说：真正的才干，不在竹简里，而在血与土之中。农战之中，才能炼出真本事；生死之间，智慧才会疯长。

而他的教育纲领，更是彻底——“壹教”。

一字定乾坤：天下只能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法令的声音。

“壹教则下听上。”百姓唯令是从，国家方可运转如刃。

他断言：“法令者，民之命也，治之本也。”法不是工具，是命脉，是天条。

因此——

言不合于法者，不听！

行不合于法者，不赞！

事不合于法者，不做！

一切言行，皆以“法”为尺，越线者，寸步难行。

为了推行这铁一般的教化，商鞅设“主法之吏”，命其为师，掌教化之权。这些人，是帝国的思想执剑人。

哪怕一人调职、暴毙，也必须立刻补上新人，即刻诵读法令，不得延误一日。

后来李斯那句震动天下的“以吏为师”，你以为是他灵光乍现？

不，那是从商鞅坟头吹来的一阵风，百年未息。

可以说，大秦日后每一项冷酷而高效的国策，其根，早就在商鞅手中扎进泥土，深不见底。

其实，很多后世奉为圭臬的治国铁律，最早都能追溯到商鞅那冷峻如刀的法令之中。李斯和秦始皇嬴政？他们不过是站在巨人的尸骨上，把那套法家骨架撑得更硬、压得更狠罢了。

如果说商鞅是对儒家挥出一记重拳，打得儒生们踉跄后退，那么韩非，就是直接抡起千斤铁锤，砸向整个百家喧嚣的擂台！

他言辞如刃，字字见血——什么“礼乐诗书”？骗人的把戏！什么“仁义孝悌”？亡国的毒药！在他眼里，这些温情脉脉的道德教条，全是“愚诬之学”，是“贫国之教”，更是足以倾覆江山的“灭国之言”！

不止儒家遭殃，诸子百家全被扫进火堆。在韩非看来，天下学说纷杂如乱麻，百家争鸣，实则是是非不分、惑乱人心。君主若兼听并信，国家必乱无疑。

所以他总结前人血泪教训，冷冷断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这才是天下大乱的根子！

更狠的是，他盯上了那些私授门徒的“私学”。在他眼中，这些讲学之人，心不属君，志不系国，根本就是与朝廷离心离德的隐患，是推行“法治”的绊脚石！

于是他主张——禁其行，破其群，散其谠！

不准你开坛讲学，不准你聚众议论，不准你结党串联！

必须斩断思想的根脉，封住百家的嘴！

不仅要禁，还要独尊！

定法家于一尊，焚百家之言于无形！

尤其要防着百姓脑子被“异端”污染，思想，必须由上至下，彻底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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