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8章 这么激进？（1/2）
幸而先帝明鉴，只允其限制官员讲学，未采纳摧毁书院的激进之策。
没想到，张居正今日竟旧事重提，高仪生怕年轻皇帝一时不察，受了蛊惑，铸成大错。
朱翊钧也是听得眼皮一跳。
元辅，你也太激进了！
他心下暗叹。
历史上张居正身后名声之所以那般不堪，与他晚年力行此策有莫大关系！
当时，张居正以“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摇撼朝廷，爽乱名实”为由，悍然下诏毁尽天下非官办书院，
仅应天一带就有六十四处书院被改为衙门官舍，引得士林震怒，怨声载道。
看来，张居正是见自己近来也对屠羲英、赵志皋这等只知讲学、不务正业的官员表露不满，便想趁热打铁，一举根除后患。
但朱翊钧岂肯行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
在高仪出声反对后，他连忙顺着话头劝道：“先生曾以《帝鉴图说》告诫于朕，
理政当如烹小鲜，须徐徐图之，不可躁进而求速效。先生今日此言，莫非是有意考校朕否？”
他引经据典，继续道：“昔年嘉靖十七年，世宗皇帝亦曾力禁书院，然结果如何？
‘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甚至一度官府越禁，民间私学越盛。
可见讲学之风，岂是单靠摧毁几间书院便能遏制的？”
虽然他同样看不惯屠羲英、赵志皋这等官员，但也远未到要用如此酷烈手段的地步。
这简直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一旦强行推行，不知会有多少中间派甚至支持者离心离德。
张居正见皇帝与高仪竟不约而同地反对，脸上难免掠过一丝失望，但他仍坚持己见，努力劝说道：
“陛下！如今两京十三省，府、州、县皆有官学，京师更有国子监，育人渠道已然完备。
既有官学正道，岂能坐视私学蔓延，滋生异端？”
“彼辈书院，往往召聚游食无行之徒，倡言伪学，标新立异，更兼互相攻讦，党同伐异！
书院一日不禁，则讲学一日不止，流毒无穷！”
“岂能因前路艰难，便畏缩不敢为？”
在张居正看来，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学说本身并无大问题。
问题在于，念经的和尚太多，好好的学问被衍生出无数支流旁系。
流派一多，各种奇谈怪论便层出不穷。
彼此之间为了争个高下，自然要四处讲学，吸引信众，扩大影响。
若不从根源上铲除这些孕育门户的温床，赵志皋、屠羲英之辈如何能绝？
看看近来，连续两届科举状元都是这等热衷讲学、交游广阔之徒，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高仪勉强笑了笑，试图缓和气氛，安抚道：“元辅此言，未免过于忧虑了。
书院好毁，然人心难服，众口难噤。
只怕强行摧毁，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弹，适得其反啊。”
张居正怫然不悦，正要出言驳斥。
朱翊钧却在此刻开口，神色郑重，语气坚定：“先生所言，有其道理。
然朕以为，百姓需得衣食丰足，方有闲情逸致去听那些学人士子讲述各种道理。
若非如此，他们听的便不是圣贤之道，而是白莲教的蛊惑，是五斗米道的符咒了。
百姓有心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太平年景的象征，是好事。”
他话锋一转，谈到学说本身：“至于程朱、陆王之学，因世殊时异，渐生歧义，
乃至出现异端邪说……此乃学术发展之常态，无可避免。
便是孔圣所传之儒学，千载之下，不也衍生出诸多各有‘特色’的流派吗？
我等后人，何德何能，妄想逆势而行，定于一尊？”
他明确划定了界限：“朕下令禁止官吏在职期间聚众讲学，是为了禁绝党朋阿附、不务正业之辈，整肃官场风气。
然民间讲学，探讨学问，只要不违律法，何罪之有？”
“若其言论确有诽谤朝政、蛊惑人心之实，自有《大明律》在，法司可依律惩处。
若其并无罪责，岂能因朝廷一言不合，便大兴挞伐，行焚书毁院之举？”
“元辅，” 朱翊钧目光清澈而坚定地看着张居正，
“毁天下书院之事，关乎文脉，牵动天下士子之心，请恕朕……不能应允。”
朱翊钧内心是理解张居正的。
在这个时代，通过讲学、结社来形成政治势力，干预朝政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徐阶、李春芳，到如今的王世贞、赵志皋，乃至后世臭名昭着的东林党、复社，皆是如此。
若不加以约束，任其发展，最终便是结党营私，在野订盟，甚至操控舆论，架空皇权。
发展到极致，便是明末复社那般情状，盟主一声令下，能动员上万士子；
暗中把持科场，谁中状元，谁点进士，皆由其幕后操纵；
乃至内阁首辅，亦需看其脸色行事。
盟主张溥，竟有“民间皇帝”之称！
但即便如此，朱翊钧依然选择了拒绝。
他不能为了遏制潜在的政治结社风险，就滥用看得见的权力大手，对思想学说进行粗暴的物理消灭和言论打压。
尽管当下各大流派大多“费拉不堪”，言之无物，但这种相对“百花齐放”的思想环境本身，却是难能可贵的。
要知道，在固有的文化体系内，能够内生性地进行哲学思辨和自我更新，是极其不易的。
这片土壤中，或许真能生长出新的思想幼苗。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观点。
例如，有学者开始将皇帝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从虚无缥缈的“天授神权”，悄悄转向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司牧责任”——
“天以大位托之皇上，岂以崇高富贵独厚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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