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海运之议（2/2）

王直凭借其庞大的船队和在海商中的威望，被暗中吸纳为“船务顾问”，负责指导官船水手识别海路、应对突发天气。他将自家最得力的大副和几本私藏的、标注着暗礁和洋流的“秘图”都贡献了出来。

试航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船队在抵达登州外海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官船的水手们慌作一团，差点触礁。危急时刻，是王直派去的大副沉着指挥，调整帆向，利用一处隐秘的避风港才化险为夷。

此事让随行的朝廷官员对民间海商刮目相看。他们在奏报中写道：“民间船工，熟谙海事，其技远胜官船水手，可资大用。”

试航成功后，五万石陈粮安全抵达登州，损耗率远低于预期。这个结果，让朝廷上下对海运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而对于东南沿海的海商来说，这次合作是一次“破冰”。他们从被朝廷猜忌、打压的对象，变成了可以合作的“助力”。虽然海禁政策并未完全废除，但一扇微小的、通往合法化的门缝，已然打开。更多的海商开始主动寻求与官府的合作，沿海的民间造船业、航运业也随之悄然复苏。

远在京城的庆云宫，朱长宁收到了随船官员送来的厚厚一叠奏报和数据。她仔细翻阅着每一份记录，从船只的航行速度、油耗，到水手的士气、物资的损耗，甚至包括遇到风暴时的应对细节，都一一做了批注。

她将这些一手资料与自己之前查阅的典籍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份详尽的“海运试航报告”。报告中，她不仅总结了此次试航的成功经验，更指出了官船设计的不足、航海技术的落后，以及在与民间海商合作中存在的沟通障碍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建议。

当这份报告送到朱标案头时，皇帝被女儿的细致和远见再次打动。他将报告转发给夏元吉、郑沂等人传阅。

“公主殿下虽未亲至海上，却对海事了如指掌，其洞察之深，不输于久历官场的老臣啊！”夏元吉看完报告，对朱雄英感慨道。

郑沂也不得不承认：“先前我只虑海运之险，却未思及如何避险。公主殿下的报告，为我等指明了方向。”

朱标趁机将“组建常设海运筹备司”的提议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力排众议，任命了一位支持海运的年轻官员担任司长，同时，他采纳了长宁的建议，让这位司长“遇事可随时咨询庆云宫”。

这一安排，实际上赋予了朱长宁对海运筹备工作的间接指导权。朝中官员们渐渐明白，这位长宁公主绝非只是皇帝宠爱的女儿，更是一位在军国大事上拥有独到见解和相当影响力的“特殊决策者”。

一些原本对海运持观望或反对态度的官员，也开始主动向长宁公主请教，希望能跟上皇帝的思路。长宁的庆云宫，一时之间竟成了讨论海运、海事的“热门场所”。她的影响力，不再仅仅局限于后宫或皇帝的私人顾问，而是实实在在地延伸到了朝堂的具体政务之中。

有限的海运探索，就像在大明帝国这棵古老的大树上，嫁接了一根来自海洋的新枝。

试航的成功，让朝廷看到了海运的潜力。很快，“有限试航”变成了“定期航线”。从太仓到登州、辽东的航线逐渐固定下来，运量也从最初的五万石，慢慢增加到十万石、二十万石。

为了适应海运的需求，工部按照长宁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开始改进官船的设计。他们吸收了民间商船“吃水浅、抗风浪”的特点，建造出了更适合沿海航行的“海漕船”。

同时，朝廷也意识到了航海人才的重要性。在长宁的提议下，一所专门培养航海人才的“舟师学堂”在太仓港悄然成立。学堂不仅教授天文、地理、水文等知识，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民间老船工作为教官，传授实用的航海技艺。

这些举措，都为大明积累了宝贵的海洋经验和人才储备。

更重要的是，海运的开展，让大明的目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投向了海洋。随船的官员和水手们，带回了关于海外岛屿、异域风情的新奇描述。一些官员在奏报中，甚至提到了“海外诸国多产奇珍，若能互通有无，或可增益国库”的想法。

虽然此时的朝廷，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漕粮运输上，但“海洋”这个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危险”和“蛮夷”的代名词，它开始与“利益”、“机遇”联系在一起。

王直等民间海商，借着与朝廷合作的机会，实力和影响力也日益壮大。他们的船队不仅为朝廷运粮，也开始涉足一些半官方的“朝贡贸易”。他们带来的海外商品，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一切，都被朱长宁看在眼里。她知道，那艘小小的试航船，不仅运去了粮食，更在大明君臣和百姓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探索海洋、拥抱海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