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书写共识（2/2）

两人各执己见，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僵持。蜡烛的火苗微微晃动。

最终，是哈里斯做出了妥协——部分妥协。他重新画了一个结构：“那么，在‘病例报告’主章节下，我们设立并列的子章节：3.1 手术治疗；3.2 围手术期及术后中医干预（包括针灸与中药）。但在描述观察结果时，我们按时间顺序综合叙述，并在讨论章节重点分析不同干预措施可能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同时，在摘要和引言中明确这是一次‘联合干预’的观察性报告。”

这既保留了西医报告对方法学清晰性的要求，又在结果和讨论部分为“协同”叙事留出了空间。沈墨轩思考片刻，点头同意。第一道礁石，在相互让步下绕行而过。

第二道，也是更汹涌的暗礁：术语翻译与理论阐释。

当哈里斯开始撰写“术前临床表现”时，他写道：“患者表现为高热（39.8°C）、心动过速（130次/分）、右下腹固定压痛、反跳痛及肌卫（board-like rigidity），白细胞计数显着升高……符合急性阑尾炎穿孔并发腹膜炎诊断。”

沈墨轩在一旁补充中医诊断，他写下：“患者当时证见：高热面赤，腹痛拒按，痛处固定，腹皮绷急，脉象沉数有力，舌质红绛，苔黄燥。此乃‘肠痈’（acute ial abscess）热毒炽盛，酿脓将溃或已溃之候，属‘阳明腑实’与‘热入营血’交织之危重证型。”

哈里斯看着“阳明腑实”、“热入营血”、“证型”这些词，眉头紧锁。“沈先生，这些术语……在英文医学文献中没有直接对应概念。‘阳明腑实’如何准确翻译？‘Heat ehe nutritive and blood levels’？这听起来像诗，不像医学描述。我们需要用西方医学同行能理解的生理病理语言来转述。”

沈墨轩也感到了困难。“哈里斯博士，‘高热’、‘腹痛’、‘白细胞高’固可对应。然‘阳明腑实’意指胃肠邪热与积滞壅塞不通之特定病理状态；‘热入营血’则描述热邪深入，影响更精微之物质与功能层面，常伴神志症状及出血倾向。此非单纯症状罗列，乃对病机（pathogenesis）之概括。若仅译症状，失其神髓。”

两人不得不频繁借助词典、手势和比喻。沈墨轩尽力解释：“‘阳明腑实’，您可以暂时理解为‘严重的、伴有肠麻痹或梗阻迹象的腹腔内感染性炎症状态’；‘热入营血’，或可类比为‘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伴有早期多器官功能障碍或凝血异常的倾向’。” 虽然不尽准确，但至少提供了理解的桥梁。

到了描述针灸部分，困难加倍。哈里斯要求沈墨轩详细说明取穴依据。沈墨轩写道：“取内关，因该穴为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通阴维脉，功擅宁心安神、理气止痛，可缓手术惊扰之心悸气逆。”

“宁心安神（tranquilizg the heart and calg the spirit）……理气止痛（regutg qi and alleviatg pa）……” 哈里斯念着翻译，手指敲击桌面，“这些描述无法放入标准生理学框架。我需要更具体的、可观察或可推测的生理效应描述。比如，是否可以表述为：‘选取前臂内侧某特定体表位点（内关穴）进行针刺，据称可能通过调节自主神经活动，减轻手术应激引起的焦虑反应，并可能通过某种尚不明确的神经调节机制产生镇痛效应’？”

沈墨轩沉吟：“此说……虽失却中医理论之完整，然就现象描述而言，或可接受。” 他不得不做出巨大让步，将富含哲学与系统论色彩的经络气血学说，剥离、简化为对“体表位点刺激可能产生特定生理效应”的、近乎生硬的假说性描述。

中药方剂的阐释更是重灾区。面对“大黄牡丹皮汤加减”，哈里斯坚持要列出每一味药的拉丁学名（或常用英文名）、已知的主要化学成分（如果有限知识允许）以及在现代药理学研究中可能具有的作用（如抗炎、抗菌、促进胃肠动力、改善微循环等）。沈墨轩则试图保留“君、臣、佐、使”的配伍思想和“清热化瘀、通腑散结、益气养血”的整体功效概括。

“我们不能写‘此方中大黄为君药，泻热通腑，推陈致新’，”哈里斯态度坚决，“我们需要写：‘方中使用了酒制大黄（Rheu offiale），已知其含有蒽醌类化合物，传统上用于泻下和抗炎，在此处方中可能旨在促进肠道蠕动、清除肠道内容物及潜在毒素。’”

沈墨轩感到一种文化精髓被抽离的痛楚，但他明白，这是论文能被国际医学界阅读甚至接受的必要代价。他只能在讨论部分，小心翼翼地加入一段说明：“此中药方剂之应用，基于中国传统医学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强调整体调节与多靶点效应。其具体作用机制与现代药理学之单成分研究路径有所不同，有待进一步跨学科研究探讨。”

写作的过程，于是变成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谈判、妥协与再创作。哈里斯主笔的西医部分，力求精确、客观、符合规范；沈墨轩提供的中医部分，则被不断“转译”、“重构”，以求在科学论文的框架内找到栖身之所，同时尽可能保留其内在逻辑的痕迹。他们为一个词的选用争论，为一个句子的表述反复修改，为如何平衡“忠实于原貌”与“让读者理解”而绞尽脑汁。

有时，争论会升级。比如在讨论术后恢复如此迅速的可能原因时，哈里斯倾向于列举：“1. 彻底的手术清创；2. 可能存在的患者个体差异；3. 中医干预可能带来的辅助效应（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而沈墨轩则认为，应该将“手术祛邪”与“中药针灸扶正通瘀”作为一个协同整体来解释，甚至提出“手术解除梗阻，为中药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中药促进恢复，减少了手术并发症风险”的互动模型。哈里斯认为这过于推测性，坚持在讨论中分开陈述，仅指出“观察到的协同现象值得注意”。

争吵、沉默、再协商。绿罩台灯的光晕下，两人的身影映在墙上，时而各自伏案疾书，时而隔着堆积如山的纸张激烈比划，时而陷入长久的、只有笔尖沙沙声或翻动书页声的寂静。

然而，正是在这枯燥、艰难甚至充满摩擦的书写过程中，一种奇特的共识在悄然滋生。那不仅仅是关于论文结构的共识，也不仅仅是术语翻译的临时方案，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基于共同面对难题而产生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哈里斯开始意识到，沈墨轩所坚持的那些“虚玄”概念背后，是一套高度复杂、自洽且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锤炼的认知体系，尽管其表达方式与科学范式格格不入。他依然不信“经络”，但开始愿意承认，那些特定的“体表位点刺激”或许真的能引发可重复的生理反应。

沈墨轩则更深刻地体会到，西方医学对“客观证据”、“可验证性”、“清晰描述”的极致追求，虽有时显得僵化，但确是确保医学知识积累和交流可靠性的基石。他仍然坚信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但开始学习如何用更结构化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观察和思想。

当他们终于完成论文初稿，那份用英文书写、夹杂着拼音穴位名称和拉丁草药学名、表格清晰、数据翔实、同时又在讨论部分小心翼翼触及两种医学范式差异与可能互补性的文档，静静躺在桌上时，两人都感到一种异样的疲惫，以及一丝微小的、共同的成就感。

他们并未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论，但他们成功地将一次前所未有的医疗实践，转化为了一个可供医学界审视、讨论的“文本”。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两种医学思维在冲突与妥协中达成的、一个脆弱而珍贵的“书写共识”。它或许不完美，充满了括号里的解释和谨慎的限制词，但它毕竟诞生了。而共识的建立，有时，就从这艰难的共同书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