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风起于萍末,浪涌自海疆(1/2)
建文十年,三月。南京的春意已然盎然,秦淮两岸杨柳抽新,桃李吐蕊。然而,文华殿内的空气,却因一份来自户部的奏疏,而显得格外滞重。
户部尚书古朴,会同工部、兵部,联名上奏,详陈去岁各项开支:东南清丈、新政推行、雇工院学堂、杭州战事抚恤、郑和船队建造与远航、北边剿匪筹备、九边粮饷、百官俸禄、宫廷用度……林林总总,数额惊人。奏疏末尾,古朴以近乎沉痛的语气写道:“……岁出远超岁入,国库几近罄尽。去岁暂借之内帑五十万两,亦将告罄。今岁若无新辟财源,或大幅削减开支,恐难以为继。新政、剿匪、边饷、官俸,皆系国本,裁减何项,俱是两难。臣等夙夜忧思,无计可施,伏乞圣裁。”
“圣裁?”朱允熥将奏疏缓缓放在案上,只觉得那薄薄的几页纸,重如千钧。他知道财政艰难,却未料到已艰难至此。东南清丈虽查出隐田,但追缴的银两远不足以填补巨大的开销窟窿。郑和船队耗费巨万,但远航之利,非朝夕可待。北边剿匪,又是一笔无底洞。而九边数十万将士的粮饷,更是丝毫拖欠不得。至于削减宫廷用度、百官俸禄?前者杯水车薪,后者则势必激起朝野更大的反对声浪。
殿下的重臣们,也个个面色凝重。财政是国家的血脉,血脉枯竭,则万事皆休。方才还在为新政细节、剿匪方略争论的众人,此刻都陷入了沉默。
“开源节流,古之良策。”良久,吏部尚书张紞才缓缓开口,打破了沉寂,“然开源谈何容易?东南清丈,已致汹汹;加征赋税,更易生变。节流……裁汰冗员?则得罪天下士人;削减边饷?则动摇九边根本;暂停新政、罢止下西洋?则前功尽弃。陛下,此真两难之境也。”
“张尚书所言,句句属实。”方孝孺叹息道,“然《大学》有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国用不足,非生之者不众,实食之者太众,为之者不疾,用之者不舒也。东南新政,清丈田亩,意在均平,使生之者众;一条鞭法,简化税制,使为之者疾。此乃正本清源之策,虽一时艰难,长久必利。当下财政之困,或可暂借内帑,或可发卖盐引、茶引,以渡难关。万不可因噎废食,动摇新政根本。”
“发卖盐茶引?”户部侍郎夏原吉眼睛一亮,“此法或可暂缓燃眉之急。盐茶乃大利,朝廷专营,引票有定数。若增发部分,许商人纳银领取,确可快速得银。然此乃权宜之计,不可常用,否则引贱伤商,盐茶之利亦损。”
“盐茶之利,关乎民生,增发引票,需慎之又慎。”古朴摇头,“且杯水车薪,难解大渴。陛下,臣有一愚见,或可两全。”
“讲。”
“郑和船队下西洋,所携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与番邦交易,所得香料、珠宝、珍奇,价值不菲。若能于沿海市舶司,扩大与番商贸易,尤其是与南洋、西洋诸番贸易,抽分(征税)所得,或可成为稳定财源。且番商多喜我朝之物,若放开部分海禁,允许沿海商民在官府监管下出海贸易,抽取税银,其利更巨。”古朴斟酌着说道,他知道“海禁”是太祖定下的祖制,此言一出,必遭非议。
果然,话音刚落,礼部右侍郎廖昇便厉声道:“荒谬!海禁乃祖制,为防倭寇、奸民勾连!岂可因一时财用,而开海禁之门?太祖高皇帝若在,必不轻饶!且番商狡诈,重利轻义,若任其往来,勾结内地奸民,贩卖违禁之物,祸乱海疆,岂是些许税银可抵?古朴,你为户部尚书,不思正道生财,竟出此祸国之论!”
“廖侍郎言重了!”陈瑛立刻反驳,“东南倭患,根在内而不在外!严海禁则走私愈烈,奸民勾结愈深!若开海通商,设市舶司严加管理,抽分课税,商民得利,朝廷得税,海疆反得安宁!郑和船队万里远航,宣威海外,诸番来朝,正可借机扩大贸易,充盈国库!岂可固守陈规,坐视财用枯竭?”
“陈都宪!你这是要变乱祖制!”
“廖侍郎!你这是因循误国!”
眼看又要争吵起来,朱允熥抬手制止。开海通商,他并非没有想过。郑和下西洋,本身就带有探索航路、发展贸易的目的。但“海禁”祖制如山,反对力量强大。且眼下北边剿匪正急,东南新政未稳,此时提出开海,确实容易引发更大动荡。
“开源节流,需从长计议。”朱允熥缓缓开口,定下基调,“盐茶引票,可酌情增发少许,以应急需。具体数目,由户部详拟。东南新政,继续推行,但需稳妥,不可再激民变。清丈官田、勋田中之不法,可缓,但不可停。北边剿匪,关乎国威藩属,所需钱粮,优先保障,但需精打细算,不得虚耗。郑和船队贸易所得,及沿海市舶司抽分,皆入太仓,专项用于船队补给及海防建设,暂不挪作他用。”
他没有提开海,但强调了利用现有市舶司和郑和船队贸易获利,算是默许了陈瑛、古朴的部分主张,又回避了“变乱祖制”的指责。同时,将剿匪的钱粮单独列出,优先保障,显示了决心。
“陛下圣明!”众臣见皇帝已有决断,且未触动根本利益(除了可能增发盐茶引,但那主要影响盐商茶商),便不再多言,齐声称是。
朝议在沉重的气氛中结束。朱允熥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大明的财政痼疾,根子在土地兼并、官僚特权、军事消耗和僵化的经济政策。不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单靠拆东墙补西墙,终非长久之道。但改革需要时间,需要时机,更需要……足够的权威和力量。眼下,他必须先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
北方的剿匪,便是眼前最大的危机之一。然而,就在南京朝廷为财政焦头烂额,为剿匪方略反复权衡之时,辽东前线,局势的发展,却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骤然加速了。
三月初十,辽阳。辽东都司衙门内,气氛紧张。刘真终于“请”动了高阳郡王朱高煦,以及山东都司、登莱水师派来的将领,召开第一次联合剿匪军议。然而,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