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证照之困与分级之始（2/2）

这个思路，一下子把大家从“高大上证照”的困境中拉了出来，回到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可控的领域：人情网络和产品质量。

“对呀！”王麻子一拍大腿，“我闺女嫁到临县，她婆家那边就好吃个山蘑！咱给她寄点最好的去，让她分给邻居尝尝！”

“我外甥在省城念书，说他们同学有来自南方的，稀罕咱这榛子！”春来也来了精神。

“分级！”陈卫国补充道，“铁柱说得对，就算用布袋，咱们也得分！榛子，按大小、饱满程度，分三六九等。蘑菇，按品相完整度、香气，也分开。最好的那一等，就用绣字的布袋，当‘礼’送，当‘样品’卖！便宜些的，散着卖。这不就是‘特色’和‘品牌’最土的办法吗？”

思路一打开，沮丧的气氛立刻被一种务实的兴奋取代。他们不再纠结于暂时无法逾越的规则高墙，转而开始挖掘自身能够着、能做到的潜力。

说干就干。第二天，合作社开了个全体会，立下了几条简单的“规矩”：山货采收，必须去掉杂质、坏果；晾晒必须在专门清理过的席子上，严防虫鼠；存放必须用干净陶缸或新编的柳条筐，定期检查。所有参与采收、分拣、包装的社员，必须去卫生院检查，办理健康证（费用先从集体资金里垫，以后从个人分成里扣）。

同时，大家分头行动，列出所有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关系网。铁柱让林穗统一登记，并试着给这些潜在的第一批“客户”写信（口述，林穗执笔），介绍合作社和产品，并附上简单的“订购”办法——通过邮局汇款，合作社收款后按地址邮寄。

绣字的布袋，成了难题。屯里会刺绣的只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婆婆，眼睛花了，绣得慢。最后，大家想了个办法：去镇上买最便宜的白细布，裁剪成大小合适的布袋，然后请小学老师用毛笔写上“靠山屯”和产品名称（如“山珍”、“老种米”），再用不易褪色的染料描一遍。虽然简陋，却别有一番质朴的手工气息。

分级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在打坯场旁边清理出一块地方，铺上苇席，榛子、蘑菇、挑出来的最好的“胭脂米”干谷，被细细地分拣。最好的，颗粒饱满均匀、色泽油亮的榛子，被单独放进一个个手写标签的小布袋里；品相完整、香气浓郁的蘑菇，也被精心捆扎；甚至“胭脂米”，也试着用小布袋装了少量，准备作为“样品”赠送。

这个过程繁琐、耗时，但大家干得异常认真。每一颗被选入“特等”布袋的榛子，都仿佛承载着合作社沉甸甸的希望。这不是简单的分拣，而是他们对“品质”和“信誉”最原始、也最郑重的承诺。

就在他们热火朝天地搞“土法分级”和“人情销售”时，之前县里“多种经营办公室”的人，又一次“顺路”来到了靠山屯。他们看到了分拣现场，看到了那些写着字的布袋，看到了社员们新办的、挂在墙上的健康证，也看到了更加规范清晰的台账记录。

这一次，他们的态度有些微妙。检查依然仔细，但挑剔的话少了。临走时，其中一人似乎无意地说了一句：“嗯，这样弄，像点样子了。不过，要长久，还是得正规化。”

这句话，再没有引起之前的恐慌或愤怒。铁柱只是平静地回应：“我们正在学习，一步步来。”

对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走了。

压力并未消失，信用社的贷款依旧无望，砖瓦厂的加价事实存在，收购站的渠道依然卡着。但靠山屯合作社，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节奏。他们不再试图正面撞墙，也不再仅仅被动承受，而是像藤蔓一样，贴着墙根，寻找一切可能的缝隙，向上攀援，同时，将自己的根系，在脚下的泥土里，扎得更深更密。

那些简陋的、手写标签的布袋，即将载着靠山屯最好的山货和最深切的希望，通过绿色的邮车，驶向未知的远方。这是一场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商业”尝试，却是他们从“生产自救”迈向“市场求生”的关键一步。

自力更生的道路，在证照的高墙外，蜿蜒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蹊径。能否走通，尚未可知。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的规则，并试图在其中，刻下属于自己的、粗糙而坚韧的印记。

夜风中，土坯墙巍然不动。墙内，分拣好的山货散发着干燥的清香。墙外，邮递员自行车铃铛的声音，似乎已隐隐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