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技术顾问（1/2）

现场会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刘家坳的清晨就被一声声吆喝唤醒了。

“铛——铛——铛——”

老刘敲着村口那口生锈的铁钟，钟声在山谷里撞来撞去，把窝里的鸟都惊飞了。才五点半，天边刚泛鱼肚白，寒气还重，呵出的气都是白的。

“开——会——了！修——路——会！”老刘扯着嗓子喊，“各家能拿主意的，老槐树下头集合！”

半个钟头不到，老槐树下就乌泱泱聚了四五十号人。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披着破棉袄，抄着手，跺着脚，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反常。几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散在人群外围，他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劳力。

“都齐了？”老刘踩上那个磨得溜光的石碾子，手里攥着林凡留给他的几张手写纸，“那咱就开整！林局长说了，修路不是瞎干，得先有个章法。今儿头一桩，选个‘修路小组’，专管这事儿。”

底下嗡嗡地议论起来。修路大伙儿都乐意，可“小组”是个啥？谁进？进了干啥？

“小组嘛，就是几个能主事儿的。”老刘解释，“负责跟县里接头，负责派工派活，负责管材料管钱。我寻思着，得五个人：一个组长，一个管技术，一个管劳力，一个管材料，一个管账。”

“组长还得是您啊老支书！”人群里有人喊。

“我老啦，腿脚不跟趟了。”老刘摆摆手，“我提个议，让建国来当这个组长。建国当过兵，在公社干过，有组织能耐。”

王建国从人堆里挪出来，五十出头的汉子，腰板挺直，就是搓着手有点局促：“老叔，我怕弄不好……”

“弄不好就学！”老刘一挥手，“林局长说了，县里派技术员来教。你肯学肯干，就成！”

王建国咬了咬牙根：“行，那我试试。”

“好，组长定了。”老刘接着说，“管技术的，我提议老根。老根早年在公社基建队干过，修路懂门道。”

赵老根佝偻着背站出来，六十多了，背有点驼，但眼睛贼亮。他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了笑，没说话。

“管劳力的，大山。大山当过生产队长，派工派活在行。”

李大山往前一站，五十八岁，膀大腰圆，声如洪钟：“没问题！”

“管材料的，秀英。秀英心细，会打算盘。”

张秀英，老刘的侄媳妇，五十二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袄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

“管账的……”老刘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自己儿子身上，“文化来。文化上过高中，是咱村学问最高的。”

刘文化，四十五岁，戴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站在人群边上，闻言推了推眼镜，没吭声。

五个人，都是村里公认的“能人”。没人有意见，修路小组就算立起来了。

“头一件事，”王建国很快进入角色，声音沉了下来，“咱得把那条路，从头到尾，再一寸一寸地摸一遍。哪儿要清塌方，哪儿要降坡，哪儿要垫土，哪儿要加护栏，一样样记明白。然后算算，要多少工，多少料。”

“是得先摸底。”赵老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个锈迹斑斑的旧水平仪，还有一卷皮尺，“家伙什儿老了，还能用。”

“那现在就去？”李大山问。

“现在就去！”王建国一挥手，“趁着天亮，看得真！”

六个人——小组五个加老刘这个“总顾问”，沿着那条黄土路，开始了缓慢而细致的勘察。

赵老根果然是个“土专家”。他摆弄着那个老水平仪，教其他人怎么看气泡，怎么读坡度：“过了三十度，就得降。不降，重车上不来，下坡刹不住，要命。”

走到老鹰嘴那段陡坡，他停下来，眯眼看了看：“这儿，最少得降五度。咋降？高处挖土，填低处。挖多少？得算。”

他蹲下来，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在本子上画起歪歪扭扭的草图和数字。

张秀英拉着皮尺，一段段量路面宽度：“这儿才一丈不到（注：约三米三），最少得扩到八尺（注：约两米六七），不然手扶拖拉机都过不去。扩哪边？这边是石壁，啃不动；这边是深沟，填不起。只能往石壁这边硬啃一点。”

她趴在地上，捡块石灰石在石壁上划拉：“就打这儿，往里啃一拃（注：约十厘米）。啃多深？得看石头硬不硬。”

刘文化负责记录。他拿着林凡给的新笔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每一个数据：长度、宽度、坡度、土石方量……字迹清晰有力。

王建国和李大山则负责判断和商议：“这儿塌方清出来的土，能就近填那边洼地不？”“这段险路加护栏，是用木桩牢靠，还是砌石头经久？”“这个急弯，两头看不见，是不是得在弯外头立个显眼的牌子？”

六个人走走停停，十二里多（注：约六公里多）的路，走到日头当空才走了一半。回村扒拉了几口冷饭，下午接着走。

走到鬼见愁那处巨大的塌方体前，六个人都沉默了。

塌方体像座小山，堵死了半边路。土石混杂，最大的石块有磨盘大。塌下来的断面有两人高，土质松散，还时不时往下簌簌掉土渣。

“这得动‘雷公’。”赵老根看了半晌，吐出句话。

“雷公？”王建国一愣。

“就是炸药。”赵老根解释，“早年公社修路，遇着这种大塌方，都得请爆破队来。先用炸药把大石头炸酥，再用机械清走。”

“那……得请人，得花钱吧？”张秀英小声问。

“肯定得花。”赵老根点头，“不清掉这段，路就掐死了。绕？没处绕——一边是山，一边是几十丈的深沟。”

众人看着那堆庞大的塌方，心里都沉甸甸的。原本以为修路就是出把子力气，现在才明白，还有技术的山，还有金钱的坎。

傍晚，六个人聚在赵老根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一盏煤油灯放在炕桌上，火苗跳动着，把几张布满沟壑的脸照得明暗不定。

赵老根把一天的勘察结果摊在桌上——一张用旧报纸背面画的大草图。

“总共十二里七分路，分四段。”他用铅笔点着图，“第一段，村口到老鹰嘴，三里地。主要是路面窄，要拓宽，平均每边拓宽一尺半。第二段，老鹰嘴到鬼见愁，四里地。主要是坡陡，要降坡，平均每百步降两到三度。第三段，鬼见愁前后，半里地。就是要命的那段——清塌方，加护栏。第四段，鬼见愁到后山两家，四里七分地。主要是路面坑洼，要垫土、铺砂石。”

“活计多少？”王建国问。

“我粗算了下。”赵老根戴上老花镜，凑近灯光看他的小本子，“拓宽路面，得凿石方约摸……五百方（注：立方米）。降坡，挖填土方得八百方上下。清塌方，土石方怕有一千方。铺砂石，得要砂石料五百方。”

这些数字，对一辈子跟田地打交道的村民来说，太大，太陌生。

“换成工呢？”李大山直截了当，“要多少个工？”

赵老根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要全凭人力……拓宽路面，最少要一千个工。降坡，得两千个工。清塌方，没三千个工拿不下来。铺砂石，也得五百个工。拢共……六千五百个工。”

“六千五百个工？”张秀英倒吸一口凉气，“咱村，在家的劳力，满打满算三十个。就算天天出三十个工，也得……二百一十六七天。”

“还得刨去雨天、农忙、有个头疼脑热。”刘文化推了推眼镜，补充道，“一年里满打满算能踏实干活的，也就二百天。这么算……光靠咱自己，得干上三年多。”

屋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出细微的噼啪声。

三年。老人们有几个三年？孩子们等得起三年？全村人心里刚燃起的那点希望，经得起三年耗吗？

“不能全靠人力。”王建国打破沉默，声音低沉，“得上机器。挖土机、推土机，那铁家伙干一天，顶咱干一个月。”

“机器哪弄？”李大山问，“租？买？咱租得起吗？”

“问林局长。”一直没说话的老刘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明儿一早，我跟建国去县里，找林局长。把咱摸的底，把咱的难处，一五一十跟他说道说道。看他咋说。”

第二天天没亮，老刘和王建国就揣着干粮，搭上了头班去县城的拖拉机。突突的噪音里，两人沉默地看着窗外掠过的、依然昏暗的山影。

交通局里，林凡刚泡上一杯茶，就看见风尘仆仆的两人站在办公室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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