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一个为了自裁者狂欢的祭祀日（1/2）
[第一幕 第一百三十二场]
我在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惊醒，冷汗浸透的衬衫粘在后背，像极了加尔各答港口咸水灌进衣领的窒息感。便利店冷柜的蓝光映着玻璃上的雾气，我摸出抹布反复擦拭“正在营业”的灯箱，指节因用力过度泛出青白，如同1989年腊月廿九牡丹江的雪，落在父亲冻裂的掌纹里。玻璃倒影中，三十八岁的胡茬刺破皮肤，血点渗在灰青色的脸颊上，像极了城寨墙上斑驳的弹孔，又似东北林场老树皮皲裂的纹路，嵌着三十年未化的雪粒。
父亲缝Migratioificate时，针尖三次戳穿粗布扎进掌心，血珠渗进纸页边角，晕成暗红的花。“到了关东，见着烟囱冒烟的地儿就钻。”他呵出的白雾在睫毛结凇，身后砖窑厂的烟囱正喷出灰黄的烟，像条被剥了皮的蛇。火车碾过松花江冰面时，怀里的窝窝头冻成硬块，七枚银元隔着蓝布硌着肋骨——那是母亲未绣完的牡丹，花瓣边缘还沾着她咳血时的星点。我透过结霜的车窗看见孤狼掠过雪原，它的眼睛与父亲临终时一样，是将熄的煤球，卡在县医院走廊的破风箱里，最后一声“活……”冻成冰晶挂在胡茬上。
加尔各答的雨总带着腐鱼味，“福记茶餐厅”的老板阿成用潮州话骂我时，右耳正流出脓水，混着恒河的腥气。热茶泼在客人西装那天，我看见他皮鞋沾着恒河泥沙，三枚卢比滚进桌底，像极了父亲摔碎的搪瓷杯缺口。深夜走回城寨，黄包车夫溃烂的脚踝踩过积水，泥浆溅上裤腿，和东北林场的雪水一样冷。某个满月夜，河面漂着肿胀的浮尸，万寿菊花环缠在脖颈，我突然想起母亲扎五毒肚兜时，针尖挑破皮肤说：“疼是活人的记号。”
制衣厂的缝纫机轰鸣盖过童工咳嗽，我每天钉两千个铜扣，直到机针穿透食指第一节。同屋阿康的搪瓷缸底沉淀着咖喱粉，让我想起母亲的白菜豆腐汤。他偷布换白粉被打断腿的那晚，我躺在潮湿的床垫上，听老鼠在天花板打架，屋顶漏下的不是雪，是雨季的霉斑，黑得像父亲羊皮袄上的血痕。
2010年曼谷的便利店，玻璃门铃铛在台风天叮当作响。庙祝说我印堂发黑时，我正对着监控刮胡子，刀片划过胡茬，露出哈尔滨火车站那个啃硬饼的少年——他书包里的煮鸡蛋，蛋壳上“平安”二字被雪水冲淡，底下是歪扭的“活着”。暴雨冲垮庙墙那天，白骨裹着白布抬走，像极了加尔各答焚尸台飘起的米粒，家属说那是给死者路上吃的。
昨夜的梦碎成齑粉：父亲的羊皮袄拖出血痕，恒河浮尸冲我笑，母亲的肚兜在火中蜷成黑蝶。惊醒时电子钟显示03:07，与父亲咽气分秒不差。玻璃窗外的红裙女孩撑着龙舟伞，伞面浮标晃成恒河的万寿菊，她经过时遗落菖蒲叶，叶脉清晰如母亲编五彩绳的粗线，线尾系着晒干的蒜，她说鬼怕辣，人怕乏。
此刻我摩挲着安眠药瓶，铝箔响得细碎。货架上的屈原在墨色江水中舒展衣袂，像焚尸台的白纱，又像母亲未织完的围巾。手机推送说汨罗江有万人龙舟，彩色浮标漂成恒河的菊花环。咬开药片时，鲁迅的话混着苦涩漫上舌尖：“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玻璃雾气又起，倒影里父亲的灰白发茬与我的胡茬重叠，他指甲缝的砖窑黄土，嵌进我掌纹里的茧。
雨势渐大，便利店灯光晕成茧。数泰铢时，普密蓬头像磨得模糊，像加尔各答乞丐舌头上焐热的卢比。菖蒲叶上的水珠滴在烫伤疤，凉得心惊，像母亲临终前的体温。远处鼓点撞碎玻璃，我在收银小票写下：“父亲，他们敲鼓吓走吃鱼的龙，可谁来吓跑吃人的命？”墨水洇成狼爪印，在雪地上蜿蜒成雾河。
五点零三分，晨光撕开雨帘。安眠药瓶撞击易拉罐的声响，是火车过隧道的轰鸣，是九岁那年药罐翻在背上的闷响。清洁工斗笠上的菖蒲碎屑，让我想起田埂拾稻穗的母亲，她背影佝偻如虾米，弯腰时银发散落，像极了恒河面上漂着的白纱。
胡茬又扎手了。刀片逆着毛流划过下颌，血珠渗进剃须膏，混着咸涩的泪，滴进洗手池。镜中男人眼角垂着，皮肤灰青如浸在恒河太久的石头，只有掌心里的银元是暖的，“光绪元宝”四个字被焐得发烫，像父亲裹紧羊皮袄时的温度。
穿校服的女孩买可乐时，指尖温度让我颤栗。她接过创可贴的瞬间，我闻到校服上的洗衣粉香，恍惚是母亲晒在竹竿上的被单味。铝皮罐凝着水珠，滑进收银台缝隙，像极了那年掉进松花江的银元——七枚，最后一枚换了半碗热粥，却没留住父亲咳血的冬夜。
“活着，真好。”我对着空气说，声音沙哑如生锈的铁轨。阳光穿透云层时，货架灰尘在光柱里浮沉，粽子裹着翠绿苇叶，像一个个裹着哀愁的茧。远处的龙舟欢呼声浪涌来，却隔着重雾般的毛玻璃，模糊成父亲临终前喉间的痰鸣。
钟指向六点，最后一支烟在晨光中蜷成灰烬。我拾起菖蒲叶夹进账本，叶脉是掌纹的形状，却握不住水中碎光。恒河的水、东北的雪、曼谷的雨，都在这叶面上凝结成珠，折射出无数个奔跑的少年——他书包掉出的煮鸡蛋，蛋壳上的“活着”二字，正被晨露慢慢泡软。
玻璃门被风吹开，铃铛声里卷进新的雾气。我摸出钢笔，在台历端午那页画下一条鱼，它逆着水流摆尾，鳞片是碎掉的月光，鳃里塞满了未说出口的“活”字。雨又下起来了，恒河的水、松花江的冰、湄南河的雾，都在这雨里交融，漫过便利店的门槛，漫过我结痂的掌纹，漫成一条没有尽头的雾河，而我，还在逆着光，一步一步，数着掌心里渐渐磨平的银元，向前走。
便利店的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清晨六点，八个小时里我要擦五遍玻璃，给冷柜除三次霜，用发硬的钢丝球搓洗卫生间地板上的咖啡渍——那是某个醉汉呕吐后留下的褐色印记，像块永远长在瓷砖上的胎记。凌晨三点，当街灯次第熄灭时，我会靠在收款机旁啃冷掉的饭团，海苔碎掉在制服上，粘在胸前的名牌“阿林”上，这个随手取的化名早已被汗渍浸得发皱，像片泡烂的枯叶。
我的右肩总是隐隐作痛，那是三年前在城寨搬货时被钢管砸中的后遗症。每逢阴雨，疼痛就顺着肩胛骨爬进脊椎，如同加尔各答的老鼠顺着排水管钻进天花板，在骨缝里啃咬。今晚雨下得格外急，我从储物间拖出备用的拖把时，右膝突然发出“咔嗒”一声，像是某个生锈的零件终于脱落。拖把杆上缠着几圈医用胶带，那是上个月手腕扭伤时扯下来的，胶带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颜色比货架上的粽子包装淡一些。
凌晨四点，来了个穿花衬衫的男人，买了两罐啤酒和一包烟。他把钱拍在柜台上时，我看见他虎口处的纹身——一条衔尾蛇，和曼谷街头的黑帮成员一模一样。“找零不用了。”他打了个酒嗝，眼神扫过我胸前的名牌，“阿林，这名字真娘炮。”我弯腰找零钱的动作僵在半空，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沙哑的“谢谢”，像块破风箱在漏风。玻璃门外，他的摩托车轰鸣着碾过积水，溅起的泥点扑在玻璃上，遮住了“正在营业”灯箱的“营”字，只剩下“正在业”三个残缺的笔画，像极了我支离破碎的人生。
五点十分，清洁工阿芳来换垃圾袋。她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永远擦不干净的灰尘。“又熬夜了？”她用泰语问，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我点点头，看见她工装裤膝盖处的补丁，针脚细密如我在制衣厂缝过的牛仔裤线。她接过我递的塑料袋时，指尖触到我手腕的烫伤疤，突然说：“我儿子也有个疤，在脚踝，被摩托车排气管烫的。”我想问她儿子在哪，却看见她转身时从裤兜掉出半片止痛药——和我口袋里的安眠药瓶来自同一家药店。
收款机里的硬币越来越轻，每天清点时，我都怀疑自己在给空气打工。房租、水电费、药品费，像三张不断收紧的渔网，将我这个溺水者越勒越紧。上周去医院，医生说我的胃黏膜已经薄得像张纸，再这样下去会穿孔。“要多休息，吃有营养的东西。”他隔着口罩说，语气像在背诵说明书。我看着他白大褂上的褶皱，想起加尔各答的医生，他们也是这样用冷淡的声音宣布死亡，仿佛在谈论明天的天气。
天快亮时，我蹲在便利店后巷抽烟。垃圾桶里飘出腐烂的食物味，混着雨水，形成一团粘稠的雾。远处的早餐摊亮起灯，卖粿条的阿姨掀开锅盖，蒸汽模糊了她的脸，让我想起母亲蒸豆包的清晨。我摸出裤兜里的银元，它已经被焐得温热，边缘磨得圆润，像块光滑的鹅卵石。父亲说过，银元能辟邪，可它避不开东北的雪、恒河的水，避不开三十年如一日的贫穷和疼痛。
第一缕晨光爬上便利店招牌时，我摸出镜子刮胡子。刀片划过胡茬，带下几片结痂的皮肤，血珠渗出来，滴在洗手池里，像极了母亲缝肚兜时落下的血点。镜中的男人眼神空洞，胡茬间露出的皮肤呈灰青色，像具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我突然想起加尔各答的焚尸台，那些被火焰舔舐的尸体，是否也像我一样，在变成灰烬前，认真看过自己布满裂痕的脸？
手机在裤兜震动，是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我删掉短信，看见屏幕上的日期：6月1日。儿童节，曾经母亲会在这天给我煮鸡蛋，蛋壳上用胭脂点个红点，说吃了会聪明。现在我连煮鸡蛋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在冷柜里拿个饭团，边擦玻璃边啃，海苔碎掉进胡茬，像撒在坟头上的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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