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认可和转折（2/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是否将温卿EPLC模型的新预测——

“高压电子-晶格耦合相”的存在性及其特征——

纳入“深潜者”的附加检验项目，引发了技术委员会内部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以陈院士为首：

“‘深潜者’的试验条件，恰好覆盖了EPLC模型预测的新相可能出现的压力-温度区间。

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验证机会。

增加一组专门针对新相特征的原位诊断，如果成功，不仅能为温卿的理论提供实锤。

更能为我们打开一扇理解极端条件下材料行为的新窗口，其战略价值不可估量。”

反对者则忧心忡忡。

负责“深潜者”整体诊断方案的王总工程师顾虑最深：

“试验的主目标优先级不可动摇。增加新的、未经充分验证的诊断项目，意味着要改动部分测试装置布局，可能引入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诊断资源、通道、记录带宽都是有限的。万一新诊断干扰了主目标数据的获取，或者自身失败。

我们不仅可能错失验证机会，更可能损害试验的核心价值。”

一位负责安全的委员更是直言：

“新的诊断手段需要新的探头、新的信号传输线路。

在极端严苛的地下试验环境中，任何新增的部件都是潜在的故障点。

我们必须评估，为了一个尚存争议的理论预测，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

会议从下午开到深夜。

争论的焦点，逐渐从纯粹的技术可行性，转向了对科学探索与工程稳妥之间平衡点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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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院士在会议最后阶段发言，他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决定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中，增加一项测量冲击波对地下岩层破坏效应的附加诊断。

当时也有人反对，认为多余且冒险。

但正是那项附加数据，为我们后来地下试验的安全设计提供了关键依据。”

他看向温卿提交的、厚达数百页的EPLC模型验证报告及附加诊断方案建议书：

“温卿同志的模型，解释了过去我们无法解释的偏差，预测了新的物理可能。

科学进步，往往需要一点冒险精神。当然，工程稳妥是底线。”

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不完全按照温卿建议的、较为复杂的多探头主动诊断方案，而是采用一种“被动式、嵌入式”的附加检验思路。

具体来说：

在不改动主诊断阵列核心布局的前提下，利用几个预留的辅助诊断孔道。

布设一组经过特殊设计的、对“电子-晶格耦合相”可能特征信号，如特定能段X射线吸收边的突变、声速的异常变化等，高度敏感的“被动探测器”。

这些探测器本身不主动发射信号，仅作为“接收器”，记录试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信号。

其数据独立记录，即使完全失败，也绝不干扰主数据流的获取。

“这样，我们以最小的改动、最低的风险，保留了一次捕捉奇迹的可能。”

李院士总结道。

“如果真有新相，这些敏感探头或许能捕捉到蛛丝马迹；如果没有，我们也几乎毫无损失。

科学的探索，有时需要给‘意外发现’留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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