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宋代义田制度与宗教教育的传承闭环（2/2）

他曾跟随义庄掌管人下乡收租，亲眼目睹佃户的贫苦生活，遂向族中长老建议降低地租，最终义庄将地租从“每亩每年三斗米”降至“每亩每年二斗五升”，这一举措既减轻了佃户的负担，又赢得了佃户的忠诚，使义庄的租佃关系更加稳定。这种“读书+实践”的培养模式，使其既具备“以民为本”的儒家情怀，又拥有“务实理政”的行政能力。登科入仕后，范纯仁始终践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在地方任职时推行教化、兴修水利，在朝为官时直言敢谏、体恤民情，最终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北宋中期的核心重臣。宋哲宗曾评价他：“纯仁性刚，敢言无隐，然其所言皆出于公心，未尝为私。”他的成功不仅印证了义塾教学的成效，更通过“为官后捐田扩庄”的反哺行为，将义庄规模从千亩扩展至三千亩，使更多族中子弟受益，强化了“教育—人才—土地”的传承闭环。

除核心支脉外，范氏义塾对旁支子弟的培养同样成效显着。范氏宗族旁支子弟范公武，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全靠义庄“月给米五斗”的资助完成学业。他在义塾求学期间，勤奋刻苦，常常“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甚至在寒冬腊月里，因无钱购买炭火，便裹着被子读书。义塾教授得知后，特意将自己的炭火分给他，并为他讲解经义中的疑难问题。在义塾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专攻《春秋》三传，尤其对《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有深入研究，最终于宋孝宗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历任着作郎、起居舍人等职。任职期间，范公武不仅多次捐俸补充义庄经费，还主持修订《义庄规矩》，新增“贫寒子弟额外补助”条款，规定“族中孤儿寡母之子入学，每月额外补贴米二斗”，将义塾的普惠性进一步扩大。类似的案例在范氏家族史上屡见不鲜，据《吴郡志》统计，宋代范氏进士中，出身贫寒的旁支子弟占比达47%，远超当时科举中寒门子弟的平均占比（约15%），充分证明义塾制度对打破宗族内部阶层固化的重要作用。

范氏义塾的示范效应不仅局限于本宗族，更推动了宋代义田助学制度的全国普及。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江西陆九渊家族效仿范氏，设立陆氏义庄，“置田千亩，以赡族之贫者，立塾以教族之子弟”，其《义庄规矩》几乎完全借鉴范氏制度，仅根据地域特点调整了米钱折算标准；浙江唐氏义庄则在范氏基础上创新，增设“女童教育补贴”，允许族中女童入塾就读，教授《内则》《女诫》等女性礼仪与知识，成为宋代女性教育的先驱；福建陈氏义庄则将义塾与书院相结合，创办“陈氏书院”，不仅招收族内子弟，还接纳周边乡里的贫寒子弟，开创了“义庄助学”向“乡邻助学”延伸的新模式。这些效仿者共同推动形成了宋代“义庄遍布天下，义塾蔚然成风”的民间教育景观，据《宋史·孝义传》记载，南宋时期仅江南地区便有义庄百余所，其中80%以上设有义塾，累计培养进士千余人，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补充。这种示范效应的本质，是范氏义塾证明了“以土地为根基、以教育为核心”的宗族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为后世宗族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来看，范氏义塾的人才培养与宋代科举制度形成了良性互动。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政策导向，为义塾培养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而义塾的规模化人才输出，又为科举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强化了“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范氏进士群体在朝堂上的聚集，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范氏学派”，其“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与“体恤民情”的施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政治走向，如范仲淹提出的“庆历新政”，其核心主张便由范纯仁、范纯礼等义塾培养的子弟在后续政治中持续推进。宋神宗熙宁年间，范纯仁虽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举措，但他继承了“庆历新政”的改革精神，主张“循序渐进、宽民力”的改革路径，为宋代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民间教育培养人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朝堂政治实践理念”的传导路径，彰显了义田与义塾制度超越宗族边界的社会价值，成为宋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现代关联：当代宗族宗祠助学基金的传统转化

范氏义庄“以族田养族学”的制度智慧，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亡，而是在当代乡村振兴与教育公平实践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浙江金华“郑氏宗祠助学基金”便是典型代表。郑氏宗族是当地的望族，拥有千余亩宗族共有山林与耕地，2015年，宗族理事会借鉴范氏义庄的制度经验，将这些土地通过流转租赁给农业企业与旅游公司，每年获得稳定收益约200万元，其中60%注入助学基金，形成了“集体土地—收益分红—教育资助”的现代闭环。与范氏义塾相比，郑氏助学基金在保留核心逻辑的同时，实现了三大现代转型：一是资助范围的拓展，从“族内子弟”扩大至“本村户籍学生”，打破了血缘限制，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小学生每年资助1000元，中学生2000元，大学生5000元，研究生8000元，对考入“985”“211”高校的学生，额外奖励1万元；二是资助形式的丰富，除现金补贴外，还设立“研学基金”，组织学生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参观学习，设立“就业帮扶基金”，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创业补贴与就业指导，如2023年，该基金为5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了每人5万元的创业补贴；三是管理机制的现代化，成立由宗族代表、村干部、教育专家组成的理事会，实行“账目公开、年度审计”制度，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公示资金流向，村民可随时登录平台查询每一笔资助的发放情况，确保每一笔资助都经得起监督。

郑氏助学基金不仅实现了教育资助，更通过“土地收益共享”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参与土地流转的村民，既是基金的受益者，也是监督者，这种模式与宋代义庄“巩固宗族共同体”的功能一脉相承，成为当代乡村“教育+治理”融合的鲜活样本。

郑氏助学基金的实践成效显着，自2015年成立以来，累计资助学生1200余人次，资助金额超800万元，使本村高考录取率从37%提升至62%，重点大学录取率提升至23%，远超周边村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该基金延续了范氏“人才反哺”的传承逻辑，明确规定“受资助学生毕业后，自愿向基金捐赠，金额不限”，目前已有300余名毕业生参与反哺，累计捐赠金额超150万元，形成了“资助—成才—反哺—再资助”的现代传承闭环。202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郑明辉，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5000元全部捐赠给助学基金，并表示：“正是因为基金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业，现在我有能力了，理应回报家乡。”这种模式与范氏义庄“进士捐田扩庄”的逻辑一脉相承，都是通过教育培养的人才反哺资源池，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徽黟县“碧山书局耕读计划”相比，二者虽路径不同——碧山计划是通过集体土地流转建设耕读教育基地，侧重实践教育；郑氏基金则侧重资金资助，侧重升学支持——但核心逻辑高度一致，都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通过教育赋能乡村发展。

除宗族层面的实践外，范氏义庄的智慧还为当代农村教育基金、教育扶贫专项基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借鉴。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当地政府借鉴“义田专款专用”的制度经验，设立“乡村教育振兴基金”，将部分集体林地、梯田的生态补偿资金与旅游开发收益纳入基金，专门用于乡村教师薪酬补贴、教学设备更新与贫困学生资助。该基金参照《义庄规矩》的监督机制，成立由村民代表、教师代表、人大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规定“基金支出80%以上用于直接教育保障，不得用于行政开支”，确保资金使用的精准性。为解决乡村教师流失率高的问题，基金设立“乡村教师津贴”，每月为每位乡村教师发放1000元补贴，同时为教师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组织教师赴贵阳、遵义等地的名校交流学习。实践证明，这种“土地资源—公共基金—教育振兴”的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教育经费不足的难题，使当地乡村学校的教学设备达标率从45%提升至92%，教师流失率从31%降至8%，学生辍学率控制在0.3%以下，充分体现了传统制度智慧的现代价值。

从更宏观的政策层面来看，范氏义塾“教育公平”的核心理念，与当代“教育均衡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范氏义庄通过义田收入让族内贫寒子弟获得平等求学机会，本质上是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民间修正；而当代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贫困学生资助政策”，则是通过国家力量实现教育公平，二者虽实施主体不同，但价值追求一脉相承。范氏义塾的启示在于，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国家主导+民间参与”的双重机制，民间力量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源转化方式，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例如，江苏盐城推行的“乡贤捐地建校”模式，鼓励乡贤捐赠闲置土地或土地流转收益，用于建设乡村学校与教育设施，目前已建成12所乡村小学与6所幼儿园，其中3所被评为市级示范学校。这些学校不仅硬件设施齐全，还借鉴范氏义塾“经义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理念，开设了农耕实践课、传统文化课等特色课程，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与文化自信。这种模式正是对范氏“以土地支撑教育”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实现了“民间资源—教育公益—社会公平”的转化。

五、跨域勾连：法典对义田继承权的保护与伦理维护

范氏义塾的可持续运营，离不开宋代法典对义田制度的刚性保护，形成了“土地—教育—法典”的协同共生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宗族公产面临被私人侵占的风险，为保护义田等宗族公产，宋代统治者通过立法与司法实践，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体系。宋代“户绝条贯”中明确规定，义田作为“宗族公产”，不得作为私人财产分割继承，“义庄不得典买族人田土，族人亦不得租佃义田”，从法律上确保了义田规模的稳定性，避免了因财产分割导致教育经费来源枯竭。这一法律条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宋刑统·户婚律》中“保护宗族公产”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宋代统治者将义田制度视为“教化百姓、维护宗法秩序”的重要工具，故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护。如南宋时期，范氏义庄因战乱遭部分族人侵占，地方官员依据“户绝条贯”，强制收回被侵占的五十亩田产，并对侵占者处以“杖六十”的刑罚，明确宣示“义田为宗族公产，不可私占”的法律原则。这一判决不仅维护了范氏义庄的利益，更向社会传递了“义田助学”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为义田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宋代对侵占义田者“杖六十”的刑罚，与当代《慈善法》中“侵占慈善财产，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虽处罚形式不同，但“以法律惩戒保障公益资源不被侵占”的逻辑完全一致，古今法典对教育公益的保护一脉相承。

除立法层面的保护外，宋代司法实践也对义田助学规则的执行提供了强力保障。《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起典型的义田纠纷案例：南宋理宗年间，苏州范氏旁支子弟范某，以“家境贫寒”为由，冒领义塾资助后却未让子弟入学，而是将资助款项用于赌博，掌管人发现后要求其退还，范某拒不服从。案件诉至平江府后，法官胡颖依据《义庄规矩》“无故不入学而冒领资助者，追纳并停给”的条款，判决范某退还资助款项五十千文，并剥夺其宗族福利领取资格三年。胡颖在判词中强调：“义庄之设，本为助学兴族，非为纵容惰民。若冒领滥用，既违文正公之初心，亦犯国法之公序。”为警示后人，胡颖还将这一判决刻于石碑之上，立于范氏祠堂门前。这一判决不仅维护了义塾制度的严肃性，更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强化了“义田助学”的法律约束力，使义庄规矩从宗族内部规则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

宋代法典对义田制度的保护，本质上是对“教育伦理”与“宗法伦理”的双重维护。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宋代社会，“耕读传家”被视为宗族存续的核心伦理，而义田制度正是这一伦理的制度化体现——义田提供的物质保障，使“耕”与“读”得以兼顾，既保证了宗族的物质生存，又实现了文化传承。宋代法典通过保护义田，实则是保护“耕读传家”的伦理秩序，进而维护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这种伦理维护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形成了双向互动：义田制度通过教育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参与立法与司法实践时，又会进一步强化对义田制度的保护，如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任宰相期间，推动修订“官员捐田免税”条款，规定“官员捐赠田产设立义庄者，免其赋税”，以法律激励更多士大夫参与义田建设，形成“法典保护义田—义田培养人才—人才完善法典”的良性循环。

这种“土地—教育—法典”的协同关系，还体现在对教育伦理的法律强化上。《义庄规矩》中规定“诸位子弟入学，须遵师训，笃行孝悌，若有不孝不友、作奸犯科者，停给资助”，将道德表现与教育资助直接挂钩。这一规则与宋代“不孝入刑”的法律规定相呼应，《宋刑统·贼盗律》明确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处以重刑，如“子孙骂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这种协同使得教育伦理获得了法律的支撑，义塾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道德教化的阵地，通过“日常教化+法律威慑”的双重手段，培养“懂礼知法、修身齐家”的人才。从范氏义塾培养的进士群体来看，他们大多兼具深厚的儒家素养与强烈的法律意识，如范纯礼任开封府尹时，以“明法慎刑、体恤民情”着称，其断案风格既遵循法律条文，又兼顾儒家伦理。一次，一名百姓因贫困盗窃了他人的粮食，范纯礼并未按照律法处以重刑，而是责令其偿还粮食，并给予他五斗米的救济，使其改过自新。这一案例正是“土地—教育—法典”协同培养的典型成果。

从当代视角来看，这种跨域协同智慧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教育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与法律支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关于“慈善组织财产保护”“捐赠人权利保障”的条款，与宋代保护义田的法律精神一脉相承；而乡村振兴战略中“统筹教育用地、保障教育经费”的政策设计，则延续了“土地支撑教育”的核心逻辑。范氏义庄的启示在于，任何教育保障制度的长久运行，都需要“物质基础（土地）—核心功能（教育）—制度保障（法典）”的三维支撑，三者相互联动、缺一不可。在当代教育均衡发展实践中，我们既要通过政策引导整合土地、资金等物质资源，也要通过法律完善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更要通过教育传承强化社会伦理认同，最终实现“物质富足、教育普惠、社会有序”的治理目标，这正是宋代“土地—教育—法典”协同智慧的现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