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汉代公田制度与太学教育的物质基石（2/2）
在兴修水利方面，马援充分利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组织士兵与百姓修建了多条灌溉渠道，其中最着名的是“马援渠”（今甘肃武威境内）。这条渠道引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灌溉河西的万亩荒地，渠道全长50余里，设有闸门、渡槽等水利设施，可调节水量，确保农田灌溉需求；此外，马援还修复了西汉时期遗留的“郑白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在河西“穿渠引水，灌溉农田三万余顷”，让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了“沃野千里、黍稷盈仓”的良田。
在优化种植方面，马援根据河西地区的气候与土壤条件，调整了农作物种植结构，推广种植“黍稷、小麦、粟”等耐旱高产的作物；同时，引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如“深耕细作、合理密植、轮作倒茬”等，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此外，马援还组织士兵与百姓“改良土壤”，通过施用农家肥、秸秆还田等方式，改善沙质土壤的肥力，让河西屯田区的亩产从“一石”提升至“三石”，远超当时中原地区的平均亩产。
在军民协同方面，马援采用“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模式，组织戍边士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同时招募中原流民前往河西屯田，“赐公田、复其家、免徭役”，激发百姓的耕种积极性。据记载，马援在河西共组织“军屯士兵五千人、民屯百姓万余人”，形成了“军民同心、共垦荒地”的局面。经过三年的经营，河西屯田区实现了大丰收，“岁收谷数万斛”，不仅满足了边疆军队的廪食需求，还结余了大量粮食，成为东汉朝廷的重要粮食储备基地。
（三）输谷养学的实践：从“河西谷万斛”到“太学三万人”的繁荣
马援在河西屯田获得丰收后，主动向光武帝刘秀上书，请求将结余的屯田粮食调拨至洛阳太学，支撑太学教育的发展。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下诏“令马援将河西屯田谷万斛，输洛阳太学，充博士俸禄与弟子廪食”（《后汉书·儒林列传》），开启了东汉“屯田输谷养学”的重要实践。
这批“万斛粮食”对东汉太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首先，保障了太学博士的俸禄，吸引了大量知名经学大师前往太学任教。例如，经学大师郑玄、马融、班固等，均在此时前往洛阳太学担任博士，他们“精通五经、学识渊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游学；其次，提高了太学弟子的廪食标准，从“人月三石”增至“人月五石”，并扩大了招生规模，从汉顺帝时期的千人，迅速增至三万余人；此外，粮食结余还被用于太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修造黉宇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改善了太学的教学与居住条件，让太学成为东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府。
马援输谷养学的实践，不仅带来太学规模的扩张与东汉太学的整体繁荣，更推动了太学的“学术融合”与经学教育的普及：此前太学以“今文经学”为主，经费充足后，顺帝下诏“广征古文经博士”，如郑玄得以在太学开设《周礼》（古文经）课程，而《周礼》中“井田养学”“医食同源”的思想，又进一步影响了汉代土地制度与医道制度的革新（如东汉“限田令”参考《周礼》，医官考核纳入《周礼·天官》标准），形成“经费支撑—学术变革—制度革新”的连锁反应，让马援的实践不仅有“物质价值”，更有“思想价值”。同时，太学博士们在讲授经学时，还融入马援屯田的实践案例，如马融在讲授《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时，以马援河西屯田“兴水利、重农时、获丰收”的案例，阐释“农本思想”的实践价值；郑玄在注释《诗经·大雅·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时，结合马援在河西“考察地形、引水灌溉”的经验，解读古代农耕文明的智慧，让经学教育更具实用性，也推动了经学教育在民间的普及。这些案例的融入，培养出的弟子更能适应国家治理需求，其中大量弟子毕业后前往边疆屯田区任职，如马援的弟子王符，前往河西担任“田官”，延续了马援的屯田策略，让河西屯田区持续丰收，进一步为太学输送粮食，形成了“屯田输谷—太学繁荣—人才输出—屯田发展”的良性闭环。
马援的弟子中，除王符等屯田管理者外，还有医道人才延续“跨域联动”，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马援弟子郭玉，曾在太学医经科学习，毕业后前往河西屯田区任医官，既用医疗技术保障军民健康，又结合马援的屯田经验，在屯田区推广“药圃套种”（药材与粮食套种），让屯田区“既收谷，又收药”，每年将药圃收益的30%补充至当地乡校，形成“屯田—医道—乡校”的基层联动，让马援的“跨域智慧”从中央延伸至基层，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反哺治理”的闭环。
此外，马援输谷养学的实践，还影响了东汉朝廷的政策导向，刘秀后续下诏“令全国各屯田区，岁输谷千石至太学”，将“屯田养学”从个人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让土地资源对教育的支撑作用，覆盖到全国范围，推动了东汉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也为汉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人才基础。
四、现代关联：当代边疆屯田收益支持教育的实践转化
汉代马援“屯田河西、输谷养学”的智慧，并非尘封于历史的过往，而是在当代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便是典型代表——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屯田收益，支撑边疆团场学校的运营与发展，实现“边疆治理—土地开发—教育振兴”的联动，既传承了汉代“屯田养学”的核心逻辑，又结合当代需求，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田基础：从“军垦屯田”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升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继承了汉代“军屯戍边”的传统，通过“兵农合一”的模式，在新疆的戈壁荒滩上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实现了“边疆稳定、粮食自给”的目标。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兵团的屯田模式已从传统的“粗放种植”，升级为“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模式，形成了“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农产品加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成为新疆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与经济增长极。
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耕地面积超过1000万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红枣等农作物，其中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粮食产量可满足新疆及周边地区的需求；同时，兵团建成了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如石河子现代农业产业园、阿克苏棉花产业园、喀什红枣产业园等，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让屯田收益实现了大幅增长。据统计，202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净利润超过300亿元，为支持团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从“经费保障”到“教育提质”的全方位赋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屯田收益，通过“专项基金+直接划拨”的方式，投入到团场学校的建设与运营中，实现了对团场教育的全方位赋能，具体体现在“经费保障、设施建设、师资培养、学生资助”四个维度。
在经费保障方面，兵团设立“屯田教育专项基金”，每年从农业产业园的净利润中划拨10%（约30亿元），用于团场学校的日常运营经费，包括教师工资、教学耗材、学生餐饮等。例如，石河子市团场学校的教师工资，其中30%来自屯田教育专项基金，确保教师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引优秀教师留在边疆任教；团场学校的学生餐饮，实行“免费午餐”政策，经费全部由专项基金承担，解决了边疆学生“吃饭难”的问题。此外，针对团场学校的特殊需求，如双语教学、素质教育等，专项基金还设立“专项补贴”，确保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在设施建设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对团场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设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等。例如，阿克苏地区团场学校，通过屯田收益投入5亿元，新建了20栋教学楼、10个科学实验室、5个图书馆，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计算机、体育器材等，让团场学校的硬件设施达到城市学校的水平；喀什地区团场学校，利用屯田收益建设了“农耕实践基地”，种植小麦、棉花等农作物，配备了现代农业种植设备，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参与农耕实践，传承“屯田戍边、重视农业”的传统，与汉代太学“农耕器具进课堂”的实践形成呼应。
除教育赋能外，新疆兵团还借鉴汉代“屯田养医”的智慧，将屯田收益延伸至医疗教育领域：如石河子团场学校开设“边疆医疗科普课”，经费来自屯田专项基金，邀请兵团医院医生授课，内容包括“边疆常见病防治”“中药材种植”等；同时，在农耕实践基地中增设“药圃体验区”，种植甘草、枸杞等耐旱药材（与汉代河西屯田“药圃”呼应），让学生既学农耕技术，又学医疗知识，实现“农耕教育+医疗科普”的融合，这一实践，正是汉代“土地—教育—医道”融合的当代鲜活转化。
在师资培养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开展“团场教师培训计划”，每年选派1000名团场教师，前往内地知名学校挂职学习，或邀请内地教育专家前往团场学校授课，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例如，石河子市团场学校的教师，通过培训计划，掌握了双语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技能，教学质量显着提升；同时，兵团还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利用屯田收益提供的高额补贴，吸引内地优秀大学毕业生前往团场学校任教，补充师资力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在学生资助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设立“屯田助学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团场学生给予奖励，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例如，对考上重点大学的团场学生，奖励5万元奖学金；对家庭困难的中小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生活费，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失学。此外，兵团还利用屯田收益，组织团场学生开展“研学活动”，前往内地的高校、博物馆、现代农业产业园参观学习，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边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三）实践转化的核心逻辑：从“汉代闭环”到“当代协同”的传承与创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其核心逻辑与汉代“屯田养学”一脉相承，都是通过“土地开发—收益积累—教育赋能—人才输出”的闭环，实现“边疆稳定”与“文化传承”的双向目标；但同时，当代实践又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了创新升级，形成了“多维协同”的新特征。
从传承层面来看，二者都以“土地资源”为核心，将土地开发的收益转化为教育资源，支撑教育事业发展；都注重“人才培养与边疆治理的联动”，通过教育培养的人才，反哺边疆的土地开发与治理，形成良性闭环；都体现了“强边先强教”的治理智慧，通过教育振兴，增强边疆的文化凝聚力与人才储备，实现边疆的长期稳定。
从创新层面来看，当代实践突破了汉代“单一粮食种植”的屯田模式，通过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实现了“农业+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让屯田收益更稳定、更丰厚；突破了汉代“太学单一学府”的局限，将教育支持覆盖到团场的中小学，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化、均衡化；突破了汉代“经费单一划拨”的方式，通过“专项基金、设施建设、师资培养、学生资助”的全方位赋能，实现了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更重要的是，当代实践融入了“民族团结、双语教育、素质教育”等时代需求，让教育不仅承担“育才”的功能，更承担“促进民族团结、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赋予了“屯田养学”新的时代价值。
五、跨域勾连：土地—教育—医道的融合实践
汉代“屯田养学”的实践，并非局限于“土地与教育”的双向联动，而是进一步延伸至医道领域，形成了“土地—教育—医道”的跨域融合。一方面，屯田区的医疗保障需求，推动太学开设医经教育，培养医疗人才；另一方面，太学培养的医经博士，前往屯田区开展医疗救治，保障屯田军民的健康，同时将医疗知识融入屯田管理，提升屯田效率；而屯田收入，又为医道教育与医疗实践提供了物质支撑，形成了“三者协同、互哺共生”的融合逻辑，体现了汉代文明双螺旋中“跨域联动”的深层内涵。
（一）屯田区的医疗需求：从“戍卒健康”到“太学医经教育”的兴起
汉代屯田区多位于边疆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疾病频发，且屯田军民数量众多，医疗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河西屯田区“冬寒夏热，多风沙，军民多患风寒、痢疾、外伤等疾病，而医者稀少，死亡率较高”；居延汉简中也有大量关于屯田军民患病的记录，如E.P.T58:12简文云：“戍卒张甲，患风寒，卧床三日，无医者诊治，病情加重。”这种“医疗资源匮乏、军民健康受损”的困境，不仅影响了屯田的生产效率，更威胁到边疆的稳定。
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时期，在太学中增设“医经博士”，开设医道教育，专门培养医疗人才，用于满足屯田区及全国的医疗需求。太学医经教育的内容，以《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书为核心，同时融入“边疆疾病防治”的实践知识，如风寒、痢疾、外伤的诊治方法，以及“预防为主”的养生理念。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学医经博士“掌教弟子，研习医经，兼授边疆疾病防治之法，岁满，遣往屯田区任医官”，明确了医经教育的“实践导向”与“服务屯田”的目标。
太学医经教育的兴起，不仅培养了大量医疗人才，更推动了医道知识的系统化传承。例如，太学医经博士淳于意，在讲授《黄帝内经》时，结合河西屯田区的疾病案例，编写了《诊籍》，记录了25例临床病例的诊治过程，成为中国最早的病历记录，既丰富了医道教育的教学内容，又为医疗实践提供了参考；东汉时期的医经博士张仲景，在太学任教期间，深入研究屯田区的伤寒病，编写了《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不仅解决了屯田区伤寒病频发的问题，更奠定了中医临床诊疗的基础，体现了“教育服务实践、实践推动学术”的融合逻辑。
（二）医道人才的边疆实践：从“医疗救治”到“屯田效率提升”的赋能
太学培养的医经博士与医疗弟子，毕业后大多被派往边疆屯田区，担任“医官”，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同时将医道知识融入屯田管理，实现了对屯田的全方位赋能。
在医疗救治方面，屯田区医官的核心工作的是“防治结合”：一方面，为患病的军民提供诊治服务，降低死亡率；另一方面，开展疾病预防工作，如“改善居住环境、净化饮用水、推广养生知识”等。例如，河西屯田区的医官，针对当地风寒病频发的问题，推广“生姜红糖水驱寒”“艾灸保暖”等预防方法；针对痢疾高发的情况，指导军民“饮用煮沸的水、食用干净的食物”，并在屯田区设置“药圃”，种植甘草、枸杞、当归等中药材，用于疾病防治。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医官华佗，曾前往北疆屯田区，为戍卒诊治外伤，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让受伤的戍卒快速恢复健康，重返屯田岗位；同时，华佗还在屯田区推广“五禽戏”，教军民通过运动养生，增强体质，降低患病概率。
在屯田效率提升方面，医道人才通过“保障军民健康、优化种植结构”，间接提升了屯田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军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减少了因病缺勤的人数，让屯田的劳动力更稳定；另一方面，医道人才利用“本草知识”，指导屯田区种植中药材，既增加了屯田的经济收益，又为医疗救治提供了药材保障。例如，河西屯田区的医官，指导军民种植甘草、黄芪等耐旱中药材，这些药材不仅能用于治病，还能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中原，为屯田区增加收入，而收入又可用于改善屯田设施与医疗条件，形成了“医疗—种植—收益—保障”的良性循环。此外，医道人才还通过“观察气候、土壤”，为屯田种植提供建议，如根据“节气变化”安排耕种时间，根据“土壤肥力”选择种植作物，进一步提升了屯田的产量，让屯田收入更稳定，从而为太学教育与医道实践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支撑。
（三）屯田收入对医道的物质支撑：从“药材采购”到“医书编撰”的保障
汉代屯田收入，不仅支撑太学的经学教育与医经教育，还为医道实践提供了全方位的物质保障，包括“药材采购、医官俸禄、医书编撰、医疗设施建设”等，让医道能够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屯田与教育。
在药材采购方面，屯田收入中专门划拨部分资金，用于从全国各地采购中药材，输送至屯田区的“药库”，保障医疗救治需求。据居延汉简E.P.T60:15简文记载：“建平二年四月，河西屯田谷输长安，换购甘草、当归、枸杞等药材百斤，输河西屯田药库，供医官使用。”这份简牍记录了汉代通过“屯田谷换药材”的方式，保障屯田区的药材供给，体现了屯田收入对医道实践的物质支撑。
在医官俸禄与医疗设施建设方面，屯田收入为屯田区医官提供俸禄，同时建设“医馆、药圃、药库”等医疗设施。例如，洛阳太学的医经博士，其俸禄的一部分来自屯田收入；河西屯田区的医馆，其建设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医馆内配备了诊疗床、药臼、煎药釜等医疗器具，为医疗救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医书编撰方面，屯田收入还用于资助太学医经博士编撰医书，推动医道知识的传承与发展。例如，东汉医经博士张仲景编撰《伤寒杂病论》时，得到了朝廷的资助，而资助的资金便来自屯田收入；太学医经博士还将屯田区的疾病防治案例，整理成《屯田医案》，作为医经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撰与印刷，其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
这种“屯田收入支撑医道、医道服务屯田与教育、教育培养医道人才”的融合逻辑，让土地、教育、医道三者深度绑定，形成了“互哺共生”的跨域联动格局，不仅体现了汉代治理智慧的全面性，更彰显了文明双螺旋中“横向共生”的核心内涵，为后世跨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汉代“屯田收入的养士之路”，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历史案例到现代转化，完整展现了“土地—教育”的双向滋养逻辑，更延伸出“土地—教育—医道”的跨域融合，成为文明双螺旋中“跨域联动”的典型范例。屯田制度的发展，为太学教育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石，推动了经学教育的繁荣；太学培养的人才，反哺边疆屯田治理，让土地开发更具效率；而医道的融入，又进一步优化了屯田与教育的联动，形成了“三者协同、互哺共生”的治理格局。这种智慧，不仅支撑了汉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更在当代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持续为文明的延续注入活力，彰显了中国智慧“古为今用、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