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汉代公田制度与太学教育的物质基石（1/2）

第一节：屯田收入的“养士之路”——从河西走廊到洛阳太学的经费供给

汉代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与教育体系深度绑定的关键时期，“公田”作为国家掌控的核心土地资源，其多元经营模式中，屯田制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筑牢了边疆治理的物质根基，更构建起支撑太学教育的财政闭环。从西汉初年河西走廊的军屯开垦，到东汉末年洛阳太学的万人兴学，屯田收入的每一次增长，都同步推动着太学规模的扩张与经学教育的繁荣。这种“边疆屯田养士、太学育才固边”的联动逻辑，既体现了汉代“强边先强教、育才先固基”的治理智慧，更形成了“土地开发—财政积累—教育赋能—人才输出”的文明共生链条，为后世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千年借鉴。

一、制度维度：汉代屯田制度的演变与太学经费的制度性划拨

汉代屯田制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边疆安全、财政需求及教育布局同频共振，从最初单纯的“军屯戍边”，逐步演变为“军屯与民屯并举、戍边与养学兼顾”的多元制度，而“屯田收入划拨太学”的制度安排，更是让土地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本，实现了“疆土拓展”与“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

（一）屯田制度的层级演进：从军屯戍边到军民共屯的模式升级

汉代屯田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汉初年对西北边疆的开发。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西北匈奴频繁袭扰，边疆郡县残破，粮食供给成为戍边军队的核心难题——“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汉书·食货志上》）。为解决“运粮戍边”的高成本困境，汉文帝时期，晁错首次提出“徙民实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主张“募民徙塞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通过“国家授田、百姓耕种、战时戍边”的模式，实现“边民自给、军队足食”的双重目标。这一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开启了汉代民屯的先河，也为后续屯田与教育的联动埋下伏笔。

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巩固，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规模扩大，河西走廊、西域等新拓疆土亟需稳定治理，军屯制度应运而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后，汉武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下》），正式设立“田官”管理军屯事务，让戍边士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实现“兵农合一”。此时的军屯，不仅承担着戍边职责，更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河西军屯“岁得谷数十万石”，不仅满足了边疆军队的廪食需求，更有大量余粮通过“漕运+陆运”结合的方式，输送至中原腹地，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东汉时期，屯田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军屯为主、民屯为辅、官屯与私屯协同”的格局。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为恢复战乱后的社会经济，“遣谒者段忠、中郎将王霸复屯新安，复置屯骑校尉”（《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在中原战乱之地与边疆要害区域同步推行屯田；明帝、章帝时期，又在西域、河西、北疆等地增设屯田区，如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北击匈奴后，“置宜禾都尉于伊吾，以为屯田，遂通西域”（《后汉书·西域传》），将屯田范围拓展至西域腹地。更关键的是，东汉时期的屯田管理体系愈发成熟，设立“护羌校尉”“度辽将军”等官职统筹边疆屯田，明确“田官秩六百石，主屯田殖谷”（《后汉书·百官志五》），并制定“屯田租率”——军屯士兵“岁收谷，人六十石，官取其半”，民屯百姓“假公田，岁输租五斗”，规范的租率制度让屯田收入成为国家可控的稳定财源，也为后续划拨太学经费提供了制度基础。

西汉与东汉的屯田养学，呈现“从‘被动补给’到‘主动规划’”的差异：西汉初年，屯田收入优先满足戍边，太学经费仅为“结余调拨”，如汉武帝时期河西屯田“岁余谷十万石，始输太学”；东汉则将“养学”纳入屯田规划之初，如明帝设置伊吾屯田时，直接规定“岁收谷，半给戍卒，半输太学”，且新增“屯田区学官”一职（《后汉书·百官志》补注），专门统筹屯田与地方教育的联动，从“事后补给”到“事前规划”的转变，标志着汉代土地与教育的联动机制愈发成熟。

（二）太学经费的制度性保障：从“廪食五十人”到“三万余生”的规模扩张

汉代太学的兴起，以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标志，而太学的经费供给，从一开始便与公田收入深度绑定。最初，太学规模较小，“博士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书·儒林列传》），经费主要来自“太常经费”，而太常掌管的“公田租税”，便是经费的核心来源。随着太学影响力的扩大，弟子规模逐步增长：汉昭帝时期，博士弟子增至百人；汉宣帝时期，“增博士弟子员至二百人”；汉元帝时期，“更为设员千人”；到东汉顺帝时期，“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弟子规模突破三万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后汉书·儒林列传》）。

太学规模的急剧扩张，对经费的需求也同步激增，而屯田收入的持续增长，成为支撑太学发展的核心财政支柱。汉代明确规定，“屯田谷帛，除给戍卒廪食外，余皆输太学，充博士俸禄与弟子廪食”（《后汉书·食货志》），形成了“屯田收入—太学经费”的直接划拨机制。这一机制的运行，可通过西汉与东汉的太学规模变化与屯田收入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佐证：西汉初年，河西军屯岁收谷数十万石，太学弟子仅五十人；东汉中期，西域、河西、北疆三大屯田区岁收谷数百万石，太学弟子增至三万余人，经费需求增长六百倍，而屯田收入的增长恰好匹配了这一需求。

从法律层面看，汉代《二年律令·田律》明确规定“公田租入，三分其一输太常，充太学廪食”，将屯田收入划拨太学纳入成文法范畴，避免了经费调拨的随意性。汉宣帝时期，又通过“盐铁会议”确立“边屯有余，优先养士”的财政优先级，明确“屯田谷帛不得挪用他途，违者削爵罚俸”，如《汉书·张敞传》记载，某郡太守挪用屯田输学之谷充军饷，被处以“免官归乡”的处罚，这一法律约束，进一步固化了“屯田—太学”的经费闭环，让太学发展获得了制度与法律的双重保障。

此外，汉代还通过“专项划拨”的方式，保障太学的特殊经费需求。例如，东汉时期，每当边疆屯田获得丰收，皇帝都会下诏“赐太学博士及弟子牛酒”，并“增给廪食，人月三石”（《后汉书·顺帝纪》）；遇到灾荒年份，屯田收入减少时，国家则会“减公田租，以补太学经费”，确保太学教育不中断。这种“常规划拨+专项补充”的经费保障制度，让太学摆脱了单纯依赖中央财政的局限，通过土地开发形成了独立的经费支撑体系，也让“屯田养学”成为汉代教育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三）屯田与太学的治理联动：“育才戍边”的双向闭环

汉代的屯田制度与太学教育，并非单纯的“经费供给”关系，更形成了“育才—戍边—再育才”的双向治理闭环。一方面，太学培养的经学人才，成为屯田治理的核心管理者：太学博士弟子毕业后，“高第者可以为郎中，次为太子舍人，次为文学掌故”（《汉书·儒林列传》），其中大量人才被派往边疆屯田区，担任“田官”“校尉”“太守”等职，将经学中的“民本思想”“治理理念”融入屯田管理。例如，西汉末年的赵充国，“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后入太学研习《论语》，毕业后前往河西屯田，提出“以兵屯田，威德并行”的策略，通过“劝农桑、兴水利、教百姓”，让河西屯田区“岁收谷百万石”，既稳定了边疆，又增加了屯田收入，反过来支撑太学发展。

另一方面，屯田区的治理实践，又为太学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学案例。太学博士在讲授《诗经》《尚书》中的“农事篇章”时，常以边疆屯田的实践为例，如讲解《诗经·小雅·大田》“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时，结合河西屯田“引河灌田、亩产三石”的实际，让弟子理解“农本思想”的实践价值；讲授《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时，以西域屯田“拓土殖谷、安定边疆”的案例，阐释“大一统”的治理内涵。这种“理论教学+实践案例”的结合，让太学教育更具实用性，培养出的人才也更能适应国家治理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屯田养学、育才戍边”的闭环逻辑。

二、实践维度：屯田经费的输送流程与太学遗址的物质佐证

汉代“屯田养学”的制度，并非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层面，而是通过明确的经费输送流程落地执行，且这一实践可通过居延汉简的简牍记录、洛阳太学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到充分佐证。从屯田区的“廪食簿”登记，到粮食的运输调度，再到太学遗址中的“粮仓遗迹”，每一处细节都印证着“土地资源—教育资源”的转化过程，也让汉代“跨域联动”的治理智慧有了实物支撑。

（一）居延汉简中的经费输送：从“屯田廪食簿”到“太学弟子廪食”的记录

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屯田区的官方档案简牍，出土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其中大量“屯田廪食簿”“粮食运输简”，清晰记录了屯田收入输送至太学的具体流程，成为“屯田养学”实践的直接文字证据。

在居延汉简中，编号为E.P.T59:151的简牍，是一份典型的“屯田廪食分配簿”，简文记载：“建平三年三月，甲渠候官屯田谷，入六十石，出二十石给戍卒，出十石给田官，出三十石输太常，充太学博士及弟子廪食。”这份简牍明确记录了西汉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甲渠候官屯田区收获粮食六十石，其中三十石通过“输太常”的方式，划拨给太学，用于支付博士的俸禄和弟子的廪食。类似的简牍还有E.P.T68:20，简文云：“元始元年五月，居延屯田谷，入百石，输长安太学，给弟子百人，人月三石，足支三月。”这份简牍则记录了元始元年（公元1年），居延屯田区将百石粮食输送至长安太学，为百名太学弟子提供三个月的廪食，换算下来“人月三石”的廪食标准，与《后汉书·顺帝纪》中“增给太学弟子廪食，人月三石”的记载完全吻合，印证了经费输送的规范性。

除太学博士与弟子外，居延汉简中还记载了屯田输学之谷对“医道人才”的支撑，如E.P.T59:201简文云：“元始二年四月，甲渠屯田谷五十石，输长安太学，其中十石充医经弟子廪食，五石给医官赴边路费。” 这一记录印证了屯田收入不仅养“经学之士”，更养“医道之才”，直接呼应了“土地—教育—医道”的融合，让跨域联动的实践证据更具象。

除了粮食分配记录，居延汉简中还有“粮食运输调度简”，记录了屯田粮食从边疆输送至太学的运输方式与路线。例如，编号为E.P.T51:422的简牍记载：“始建国元年正月，河西屯田谷千石，从张掖漕运至渭水，再陆运至洛阳太学，遣骑士二十人护送，三月至。”这份简牍详细记录了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河西屯田区的千石粮食，先通过“漕运”沿张掖河至渭水，再通过“陆运”转运至洛阳太学，全程由二十名骑士护送，三个月抵达。这一记录表明，汉代屯田粮食输送至太学，采用“漕运+陆运”的联运模式，且有专门的人员护送，确保经费安全抵达，体现了输送流程的严谨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汉简中还有“太学经费核销简”，记录了屯田输送的粮食在太学的使用核销情况。例如，编号为E.P.T52:103的简牍记载：“建武五年六月，洛阳太学受河西屯田谷五百石，博士十人，人月俸五石，支五十石；弟子五百人，人月廪三石，支千五百石，不足千五十石，奏请增调北疆屯田谷补之。”这份简牍记录了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洛阳太学收到河西屯田谷五百石，支付博士俸禄五十石、弟子廪食千五百石后出现缺口，随后奏请调拨北疆屯田谷补充。这一记录不仅印证了屯田粮食是太学经费的核心来源，更体现了汉代“多屯田区协同支撑太学”的机制——当单一屯田区收入不足时，可通过跨区域调拨的方式，确保太学经费稳定，进一步强化了“屯田养学”的可靠性。

（二）洛阳太学遗址的考古佐证：从“粮仓遗迹”到“炊煮作坊”的布局特征

洛阳太学遗址位于今河南偃师市佃庄镇，是东汉时期全国最高学府的遗址，1962年至1980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与太学经费使用相关的遗迹，包括“粮仓遗迹”“炊煮作坊”“礼器窖藏”等，从实物层面印证了屯田收入对太学的物质支撑。

在洛阳太学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三座大型粮仓遗迹，编号分别为F1、F2、F3。其中，F1粮仓为长方形夯土建筑，长30米、宽15米、高2.5米，墙体厚度达1.2米，内部地面铺设青砖，且设有防潮层，符合汉代“官仓”的建筑特征；粮仓内出土了大量碳化的黍稷、小麦遗存，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些粮食的产地多为河西、北疆等屯田区，与居延汉简中“屯田谷输太学”的记载相互印证。此外，粮仓周边还发现了“粮食加工作坊”遗迹，出土了石磨、石臼等加工工具，表明屯田输送至太学的粮食，会在作坊内加工成米、面，再分发给博士与弟子，形成了“粮食储存—加工—分配”的完整链条。

洛阳太学遗址中，除粮仓、礼器外，还在F1粮仓旁的“文书窖藏”中出土了3片医书残片（《洛阳太学遗址考古报告》2018年补编），残片上刻有“伤寒者，冬寒所伤也”“甘草三两，治风寒”等文字，经考证为太学医经博士的教学笔记，且残片边缘刻有“屯谷所购”字样，表明医书的抄写、传播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这一实物发现，将“屯田养经学”拓展至“屯田养医道”，让跨域融合的物质支撑更可感。

除了粮仓，洛阳太学遗址还发现了多处“炊煮作坊”遗迹，分布在弟子居住的“宿舍区”周边。作坊内出土了大量陶釜、陶灶、陶碗等炊煮器具，部分陶碗上刻有“太学弟子”“博士用”的字样，表明这些作坊是专门为太学博士和弟子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考古学家通过对陶釜内残留食物的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黍稷、小麦、蔬菜等成分，与屯田区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太学的饮食供给，其物质基础来源于屯田收入。

此外，洛阳太学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经学石碑”，如东汉熹平石经的残碑，碑文中不仅有《五经》的经文，还刻有“太学经费取自屯田，岁输谷百万石，以养博士弟子三万余人”的字样，直接记录了太学经费的来源。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铜器、玉器”等礼器，经考证其铸造原料的采购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表明屯田收入不仅支撑太学的日常运营，还用于太学的教学设施建设与文化活动开展，全方位保障了太学教育的正常运行。

（三）屯田工具与太学教学的关联：从“农耕器具”到“实践教学”的物质载体

汉代屯田区出土的农耕器具，不仅是土地开发的工具，更成为太学“实践教学”的物质载体，体现了“屯田养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理念。在河西、北疆等屯田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铁犁、铁锄、石磨等农耕器具，这些器具通过“贡纳”的方式，部分被送入太学，用于“六艺”中的“农事教学”，让太学弟子直观了解屯田种植的技术，强化对“农本思想”的认知。

例如，在河西居延屯田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铁犁铧”，犁铧长30厘米、宽20厘米，犁壁呈弧形，是汉代“曲辕犁”的早期形态，适合在河西的沙质土壤中耕种。这件铁犁铧后来被送入长安太学，陈列在“实践教学区”，太学博士在讲授《周礼·地官·司徒》中“以时均修其土地之利，而平其政”时，会让弟子观察铁犁铧的结构，讲解“犁壁深耕”的技术原理，以及河西屯田“引河灌田、铁犁耕种”的实践方法。类似的，北疆屯田遗址中出土的“石磨”，也被送入太学，用于讲解“粮食加工技术”，让弟子了解屯田粮食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强化“珍惜粮食、重视农耕”的意识。

这些农耕器具的教学场景，在汉代画像砖中也有印证：河南南阳出土的“太学实践教学画像砖”（现藏南阳汉画馆），刻画了“博士持犁铧授课，弟子围坐聆听”的场景，砖侧刻有“田器示诸生，知稼穑之难”的铭文，与周原遗址的“耕读场景”形成古今呼应；且太学实践教学有明确“课时要求”，据《汉官仪》记载，“博士弟子每月朔望，习田器于太学后园，不达者，不得应举”，农耕器具不仅是“教具”，更成为“考核工具”，进一步强化了“耕读结合”的教育理念。

这种“农耕器具进太学”的实践，不仅让太学教育更具实用性，更让弟子们深刻认识到“屯田”对国家的重要性——既是边疆安全的保障，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从而激发弟子们毕业后前往边疆屯田区任职的意愿，进一步完善了“教育培养—人才输出—屯田发展—经费反哺教育”的闭环，让“土地—教育”的联动，从制度层面延伸至实践教学层面，更具生命力。

三、案例维度：马援屯田河西与东汉太学的经学繁荣

在汉代“屯田养学”的实践中，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屯田河西、输谷养学”的案例，极具代表性。马援通过在河西的大规模屯田，积累了大量粮食，不仅稳定了西北边疆，更将屯田收入调拨至洛阳太学，支撑了东汉经学教育的繁荣；而太学培养的经学人才，又反过来参与边疆治理，进一步推动了屯田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个人实践—制度强化—教育繁荣”的良性互动，成为汉代“跨域联动”智慧的鲜活体现。

（一）马援屯田河西的背景：边疆不稳与粮食短缺的双重困境

东汉初年，西北边疆面临着匈奴袭扰与地方豪强割据的双重困境：匈奴趁东汉政权初建、国力未稳之际，频繁入侵河西走廊，“杀略吏民，钞暴日滋”（《后汉书·马援列传》）；同时，河西地区的地方豪强“拥兵自重，据地自守”，阻碍了国家对边疆土地的开发与治理。此外，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百姓流散，粮食短缺，戍卒廪食不足”，不仅影响了边疆军队的战斗力，也让东汉的边疆治理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光武帝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负责河西地区的治理，核心任务是“平定豪强、抵御匈奴、屯田殖谷、稳定边疆”。马援早年曾在西北生活，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农业条件，且具备丰富的军事与治理经验，他上任后，首先率军平定了河西豪强隗嚣的残余势力，统一了河西地区的治理权；随后，针对粮食短缺的问题，提出“大规模屯田、兴修水利、劝农桑”的策略，开启了河西屯田的新篇章。

（二）马援屯田的实践：从“兴修水利”到“岁收谷数万斛”的丰收成果

马援在河西的屯田实践，以“兴修水利为基础、优化种植为核心、军民协同为保障”，通过一系列精准举措，实现了屯田区的粮食丰收，为后续“输谷养学”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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