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晚清乡约的“近代转型”（2/2）

江苏吴江县的乡约局因经费不足，被迫停办阅报处、裁减讲生，乡约讲堂年久失修，屋顶漏雨、墙壁剥落，难以开展活动。原本订阅的《申报》《时务报》等报刊因无力支付报费而停订，讲生们只能依靠记忆讲解新闻，内容错漏百出；裁减后的讲生月薪从白银三两降至一两，难以维持生计，纷纷改行，仅剩一名老讲生坚守，他感慨道：“乡约讲堂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却冷清得能听见老鼠叫。”

直隶正定府的乡约革新计划原本打算购置幻灯、留声机等设备，开设实业夜校，但因经费短缺，只能继续沿用传统的讲读模式，革新效果大打折扣。乡约局曾试图向乡民募集经费，却发现乡民们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解决，根本无力捐款。一名乡民直言：“自家的田地都快荒了，哪有钱给乡约局买洋玩意儿？”

更有甚者，部分地区的乡约为维持运作，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款，最终因无力偿还而解散。1910年，山西太原府榆次县的乡约局因借款无法偿还，被高利贷者查封讲堂，乡约事务彻底停滞。高利贷者将乡约讲堂改为粮仓，昔日用于讲读教化的场所，沦为堆放粮食的仓库，令人唏嘘。

乡村经济的凋敝还导致乡约的革新缺乏人才支撑。新式人才大多流向城市的工厂、学堂、政府机构，愿意留在乡村参与乡约事务的寥寥无几，乡约讲生与董事仍以传统读书人为主，他们对近代知识与治理理念的理解有限，难以推动乡约的深层次革新。例如，陕西西安府的乡约讲生大多只读过四书五经，对西方的民主、法治理念一知半解，在讲读中往往词不达意，甚至出现错误解读。一名讲生在讲解“民权”时，将其解释为“乡民要听从官府的命令，才能获得权利”，完全歪曲了民权的本意，导致乡民对近代理念产生误解，进一步阻碍了乡约的转型。

四、乡约转型中的地域差异与实践样本

晚清乡约的转型并非统一模式，而是呈现出显着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既源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西学传播程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与地方官员、乡绅的治理理念密切相关。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乡约革新的路径与成效各异，形成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展现了乡约转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一）江南地区：乡约与近代实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江南地区作为晚清工商业最发达、西学传播最深入的区域，乡约的转型呈现出鲜明的“实业化”“教育化”特征，成为传统乡约与近代社会融合的典范。以江苏无锡为例，当地乡绅充分利用工商业发达的优势，将乡约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紧密结合，设立“乡约实业会”，由荣氏家族、周氏家族等知名实业家牵头，劝导乡民以土地、资金入股的方式，创办纱厂、碾米厂、缫丝厂等近代企业。

乡约实业会负责调解企业与农户的纠纷，如原料收购价格、用工待遇等问题；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邀请工厂技师到乡村举办培训班，指导乡民改进生产工具；协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组织产品参加上海、南京等地的商品博览会。1909年，无锡乡约实业会组织本地纱厂的产品参加南洋劝业会，其生产的“金双鹿”牌棉纱凭借优良的品质获得二等奖，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订单量激增。纱厂扩大生产后，吸纳了周边乡村的数百名剩余劳动力，农户们既能获得土地入股的分红，又能在工厂务工赚取工资，生活水平显着提升。同时，乡约实业会拿出部分企业利润，用于乡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如修建道路、桥梁、学堂，实现了“实业兴乡、乡约助实业”的良性循环。

在教育方面，无锡乡约局直接参与新式学堂的筹建与管理，乡绅通过乡约募集办学经费，乡约讲生兼任学堂劝学员，劝导乡民送子女入学，甚至制定“凡送子女人新式学堂者，可减免乡内摊派”的优惠政策。1905年至1910年，无锡县通过乡约募集的办学经费达白银12万两，新建新式学堂30余所，乡村入学率从8%提升至2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乡约讲堂还开设“实业夜校”，招收成年乡民入学，讲授算术、簿记、纺织技术等内容，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夜校学员中，有一位姓陈的农民，学习纺织技术后，回乡创办了小型织布作坊，采用新式织布机生产，产品销路极好，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他逢人便说：“乡约夜校让我学到了真本事，这比守着几亩薄田强多了！”这些新型农民为当地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浙江绍兴府则将乡约与新式教育、文化革新相结合，乡约局不仅参与学堂建设，还组织编撰乡土教材，将绍兴的历史、地理、物产、名人故事融入教材，增强乡民的乡土认同。教材中既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也有绍兴师爷的智慧典故，还有近代绍兴籍实业家的创业经历，内容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爱。乡约讲堂定期举办“文化讲习会”，邀请学者、文人讲解新思想、新文化，如1908年邀请鲁迅的老师寿镜吾讲解“新学与旧学的融合”，寿镜吾先生虽推崇传统儒学，却也不排斥西学，他在讲习会上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方能强国富民。”吸引了大量乡民参与。绍兴乡约还积极推动移风易俗，禁止缠足、鸦片、赌博等陋习，通过乡约条文明确规定“凡缠足者，其家人不得参与乡约议事；凡吸食鸦片、参与赌博者，送官究办”，并组织乡绅、乡民监督。为推动禁缠足，乡约局还邀请女医生到乡村讲解缠足的危害，发放放足宣传册，仅1909年，绍兴府就有千余名妇女放足，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二）岭南地区：乡约与华侨资本、西学理念的结合

岭南地区因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乡约转型融入了独特的华侨资本与西方治理理念，呈现出开放化、多元化的特征。广东顺德府的乡绅借助华侨的资金与视野，对乡约组织进行全面改造：设立“华侨乡约基金会”，由华侨捐赠的资金构成，专款用于乡约讲堂修缮、新式设备购置、学堂建设、贫困乡民救济等事务，基金会由华侨代表与乡绅共同管理，定期公布账目，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与高效。1908年，顺德府华侨乡约基金会收到华侨捐款白银5万两，其中一半用于修缮乡约讲堂、购置幻灯与留声机，另一半用于创办新式学堂与救济贫困乡民，受益乡民达数千人。

乡约议事会引入华侨代表参与决策，华侨代表将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理念带入乡约事务，推动乡约议事会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项目化管理”。例如，将修桥、治水、办学等事务拆分为具体项目，由议事会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与预算，通过招标方式承包给专业工匠或机构，华侨代表负责监督项目实施过程，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1909年，顺德府杏坛镇的“疏浚古朗河”项目，采用华侨引入的“分段承包、绩效考核”模式，将河道分为5段，每段承包给不同的施工队，完工后由华侨代表与乡民代表共同验收，合格者支付全款，不合格者扣除部分工程款。这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施工效率与质量，工程提前3个月完工，且节省经费20%，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范例。古朗河疏浚后，沿岸农田灌溉条件得到改善，粮食产量提升两成，乡民们特意为华侨代表与乡约议事会立碑致谢。

广东潮州府则尝试将乡约与西方社区治理理念结合，在乡约局下设“卫生所”“消防队”“救济院”“图书室”等近代公共服务机构，由乡约董事统筹管理。这些机构参照西方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制定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与管理制度：卫生所配备西医医生与护士，定期为乡民体检、诊治疾病，还开展疫苗接种与卫生知识普及工作；消防队购置新式消防设备，组织乡民进行消防演练，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能及时响应火情；救济院对贫困乡民进行分类救济，对有劳动能力者提供就业培训，对老弱病残者提供生活保障；图书室收藏大量近代书籍、报刊，免费向乡民开放，其中包括西方的科学着作、政治读物与文学作品。

潮州乡约还与香港的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合作，引入西方的赈济模式与教育理念。例如，与香港东华三院合作开展“以工代赈”，组织受灾乡民修建道路、水利设施，给予一定的报酬，既解决了灾民生计，又推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1910年潮州府遭遇水灾，乡约局与东华三院合作，组织千余名受灾乡民修建防洪堤，乡民们每天能获得足够的粮食与少量工钱，防洪堤建成后，有效抵御了后续的洪水侵袭。与香港的新式学堂合作，互派教师交流学习，引入香港的教育方法与课程体系，提升乡村学堂的教学质量。香港的教师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如“启发式教学”“实验教学”，让乡村学生受益匪浅。华侨还积极引入西方的民主理念，推动乡约议事会的选举制度改革，实现了“一人一票、男女平等”的选举方式，使乡约的民主性大幅提升。1910年潮州府潮安县的乡约议事会选举中，女性选民占比达30%，并有两名女性当选为议事会代表，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

（三）西南地区：乡约与边疆治理、民族融合的适配

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乡约转型侧重于适应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的需求，呈现出本土化、民族化的特征，成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和谐的重要载体。云南昆明府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对乡约进行“汉化+本土化”的双重改造：在汉族聚居区，乡约融入清末新政的自治内容，推行地方自治选举，设立乡约议事会、调解股等机构，负责乡村事务的决策与纠纷调解；在彝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保留民族头人在乡约中的地位，乡约董事由汉族士绅与民族头人共同担任，乡约条文融合儒家伦理与民族习惯法，如“禁止同族相斗、禁止民族间冲突”“尊重民族祭祀习俗与宗教信仰”“各民族子弟平等入学”等，兼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利益。

乡约讲生由汉族士绅与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担任，用汉、彝、白等多种语言讲读乡约内容，确保各民族乡民都能理解。为让乡约条文更贴合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乡约局还组织人员将乡约条文翻译成各民族语言，并结合民族传说、谚语进行讲解，使乡民更容易接受。1909年，昆明府石林县的汉族与彝族乡民因土地边界产生纠纷，汉族乡民认为彝族乡民侵占了自家耕地，彝族乡民则称土地是祖辈传下的，双方争执不下，关系紧张。乡约局介入调解后，汉族士绅与彝族头人共同查阅历史档案与民族习惯法，最终达成“划定明确边界、双方互不侵犯、共同开发山林”的协议，化解了民族矛盾。双方还约定每年举办一次民族联谊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贵州贵阳府则将乡约与边疆防务相结合，乡约局协助官府组织乡勇，训练近代军事技能，配备新式武器，负责乡村的治安与边疆的防守；乡约讲长负责宣讲国防知识，劝导乡民“保卫桑梓，抵御外侮”，增强乡民的国家意识与边疆意识。为提升乡勇的战斗力，乡约局邀请退役的清军军官担任教官，按照近代军队的训练模式进行训练，内容包括队列、射击、战术等。1910年，贵阳府边界地区出现匪患，乡勇配合清军出击，成功剿灭匪帮，缴获大量武器，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同时，乡约局设立“民族调解处”，专门调解汉、苗、布依、侗等民族间的纠纷，调解处的成员由各民族的代表组成，依据乡约条文与各民族的习惯法进行调解，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利益诉求。1910年，贵阳府台江县的苗族与侗族乡民因山林权属产生冲突，苗族乡民认为山林是其祖先开辟的，侗族乡民则称世代在山林中狩猎、采集，双方险些引发械斗。民族调解处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确定“山林共有、共同管理、收益均分”的方案，苗族乡民负责山林的种植与养护，侗族乡民负责狩猎与采集的管理，收益按比例分配，得到双方认可，维护了民族间的和谐。西南地区的乡约转型，既保留了传统乡约的治理功能，又充分考虑了边疆地区的民族特点与治理需求，实现了“以乡约促治理、以乡约融民族”的目标，为多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华北地区：乡约与地方治安、新政执行的捆绑

华北地区因靠近政治中心、受传统礼法影响较深，乡约转型更注重与地方治安及新政执行的结合，成为官府推行新政、维护稳定的重要工具，呈现出“政治化”“工具化”的特征。直隶保定府的乡约被全面纳入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体系，乡约讲长兼任“新政宣传员”，负责向乡民讲解新政的内容与意义，劝导乡民配合官府推行剪辫、放足、禁烟、兴办新式学堂等新政措施。为提升宣传效果，乡约讲长还将新政内容编成快板、歌谣，在乡村集市、庙会等场所传唱，如“剪辫子，兴学堂，男女平等放足忙；禁鸦片，治治安，大清新政万民欢”，通俗易懂的形式让乡民快速了解新政内容。

乡约局与巡警分局建立紧密的联动机制，共同维护乡村治安：乡约讲长每日向巡警分局上报乡村的治安动态，如流动人口、可疑人员、突发事件等；巡警分局则向乡约局提供治安支持，协助乡约局处理违法违规行为。乡约局还组织乡民成立“治安联防队”，配合巡警进行巡逻、防盗、防匪，联防队队员由乡民自愿报名，乡约局为其配备木棍、哨子等简易装备，制定巡逻路线与排班制度。1907年至1909年，保定府的乡村盗匪案件发生率下降了60%，得到了官府的高度认可，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保定乡约与巡警联动之法，可作为北洋新政之典范推广。”

山东济南府则将乡约与黄河治理相结合，乡约局承担起组织乡民修建河堤、疏浚河道、防汛救灾的职责。黄河是济南府的“心腹大患”，每年汛期都会引发水灾，乡约局依据当地的治水经验与近代水利知识，制定了详细的治水方案。乡约条文新增“保护水利设施”“遵守河工法规”“积极参与防汛救灾”等内容，明确规定“凡破坏河堤、阻碍河工者，送官究办；凡积极参与防汛救灾者，给予表彰与奖励”。乡绅通过乡约募集河工经费，协调各村庄的人力、物力，组织乡民分段负责河堤的修建与维护。为确保河堤质量，乡约局邀请水利专家进行指导，采用“三合土筑堤法”，提升河堤的坚固度。

1910年黄河发生洪水，济南府齐河县的乡约局组织数千名乡民参与防汛，加固河堤、疏导洪水。乡民们昼夜奋战，在河堤上搭起窝棚，吃住在现场，乡约讲长亲自督战，激励大家“保卫家园，守住河堤”。经过十余天的努力，成功保住了周边村庄，减少了灾害损失。洪水过后，乡约局组织乡民修复受损的农田与房屋，发放救济粮款，帮助乡民恢复生产生活。华北地区的乡约转型虽缺乏江南地区的近代化色彩，也没有岭南地区的开放特征，但紧密贴合地方实际需求，在维护乡村稳定、推动新政落地、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官府治理乡村的得力助手。

五、晚清乡约转型的历史启示与局限

晚清乡约的近代转型，作为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应对近代化浪潮的尝试，虽最终未能挽救乡约的衰落，却为中国基层治理的近代化进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其转型过程中的局限也折射出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转型的普遍困境，为当代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历史启示：传统治理资源的近代化转化路径

晚清乡约的革新尝试证明，传统治理资源并非与近代化完全对立，通过合理的改造与调适，能够融入近代治理体系，成为基层治理的有益补充。乡约作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智慧结晶，其“官民协同”“礼法结合”“议事协商”“守望相助”等核心机制，与近代地方自治理念存在内在契合点：乡约的“议事会”形式可转化为近代自治的“民意代表机构”，吸纳普通民众参与决策，提升治理的民主性；乡约的“教化功能”可拓展为近代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科学知识与现代理念，提升乡民的素养；乡约的“纠纷调解”功能可整合为近代基层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减轻官府的审判压力，维护乡村的和谐稳定。

江浙地区将乡约融入地方自治的实践，为传统治理资源的近代化转化提供了成功范例：既保留了乡约贴近民间、熟悉乡情、威望深厚的优势，又引入了近代治理的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元素，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例如，无锡乡约实业会将传统乡约的“互助协作”精神与近代实业发展相结合，既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增强了乡民的凝聚力，这种模式对当代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产业兴村”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浙江义乌的“红糖合作社”，由乡贤牵头，村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借鉴了近代乡约实业会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村民增收的双赢，正是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生动体现。

此外，晚清乡约的地域化转型实践也表明，基层治理模式的革新必须立足地方实际，兼顾文化传统与地域特色，避免“一刀切”的误区。西南地区将乡约与民族习惯法结合，岭南地区引入华侨资本与西方理念，华北地区聚焦治安与新政执行，这些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均是基于当地的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状况做出的合理选择，有效提升了治理的适配性与实效性。当代基层治理创新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如东部沿海地区可依托工商业优势推动治理现代化，西部多民族地区可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创新治理模式，而非盲目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

（二）历史局限：时代桎梏下的转型困境

尽管晚清乡约的转型取得了局部成效，却始终无法突破时代的桎梏，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走向衰落，其历史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约的转型始终依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体系，缺乏独立的发展空间。清末新政的本质是清王朝为维护统治而进行的自救运动，乡约革新只是新政的附属品，其目的是借助乡约强化对乡村的控制，而非真正实现“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乡约的革新始终在官府的掌控下进行，乡约局的总办由地方官委派，重要决策需报官府批准，普通乡民的话语权十分有限，乡约无法真正成为乡民自主治理的组织。例如，江苏常熟乡约局提议吸纳女性代表，因官府担心“违背礼教，引发社会动荡”而被否决，充分体现了官府对乡约革新的严格控制。

其次，传统乡约的礼法内核与封建等级制度深度绑定，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转型。乡约的核心是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与等级秩序，即使引入了近代的形式与内容，也难以摆脱“官本位”“绅本位”的束缚，无法真正体现乡民的主体地位。乡约议事会虽吸纳了农民、商人代表，但权力仍掌握在乡绅手中，普通乡民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忽视，乡约的转型沦为少数乡绅与官府合作的工具。河南开封府的乡约议事会否决农民代表的“减租减息”议案，正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典型体现。

再次，乡约的转型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撑与社会基础。清廷并未出台专门的乡约革新法规，各地的实践多为地方官员与乡绅的自发行为，缺乏统一的规划、引导与保障，导致革新模式杂乱无序、标准不一，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推广价值。同时，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乡绅阶层的分化、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也使乡约的近代化转型缺乏足够的物质、人才与思想支撑，诸多革新方案因经费短缺、人才匮乏、乡民抵触而难以落地实施。山西榆次县乡约局因经费不足解散，陕西西安府乡约讲生因学识有限歪曲近代理念，均反映了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困境。

最后，西方近代治理理念的传入虽为乡约转型提供了参照，却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部分地区盲目照搬西方议会制、警察制、社区治理模式，忽视了中国乡村的宗族结构、伦理传统、经济水平等实际情况，导致革新实践与乡村社会脱节。例如，部分地区不顾乡民的接受程度，强行推行西方的民主选举模式，引发了诸多矛盾与冲突，不仅未能提升治理效果，反而破坏了乡村的稳定。广西桂林府临桂县因乡绅争夺董事职位引发的冲突，正是盲目照搬西方选举模式的恶果。

（三）历史遗产：乡约转型对近代基层治理的影响

尽管乡约在晚清逐渐式微，但其转型实践却为中国近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其一，推动了乡村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乡约议事会的设立、选举制度的引入，让普通乡民有机会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逐渐认识到“公共事务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乡民的主体意识与民主意识得到提升，为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运动埋下了伏笔。例如，江苏、浙江等地的乡民在参与乡约议事会的过程中，学会了表达自身诉求、监督公共事务，这种意识在民国时期转化为参与乡村自治的动力。民国初年，江苏无锡成立了乡村自治会，其成员大多是晚清乡约议事会的参与者，他们借鉴乡约的议事模式，推动乡村自治的发展。

其二，为近代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借鉴。乡约的纠纷调解机制、公共服务模式、议事决策制度等，被近代基层治理体系吸收借鉴：乡约的调解机制发展为近代基层的民事调解制度，成为司法体系的重要补充；乡约的公共服务职能为近代地方自治公所的运作提供了参考，推动了乡村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普及；乡约的议事模式则为近代乡村议会的建立提供了雏形，影响了近代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县自治法》中，关于基层调解与议事的规定，就借鉴了晚清乡约的相关制度。

其三，促进了乡村教育与文化的近代化。乡约讲堂引入新式教育内容、创办白话报刊、举办文化讲习会，推动了近代知识与文化在乡村的传播，提升了乡民的文化素质与视野。乡约参与新式学堂的筹建与管理，为乡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乡民，这些乡民成为推动乡村近代化的重要力量。晚清无锡乡约夜校的学员，不少人在民国时期成为乡村教师、实业家，为当地的教育与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其四，传承了基层治理的文化基因。乡约所承载的“官民协同”“礼法共治”“守望相助”“乡土认同”的治理理念，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文化基因，延续至今。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乡贤参事会、村规民约，都能看到乡约理念的影子：乡约的“议事协商”传统转化为当代的“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协商会”；乡约的“乡规民约”转化为当代的“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乡约的“邻里互助”传统转化为当代的“社区志愿服务”“农村互助社”。当代浙江桐乡的“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模式，正是对乡约“礼法结合”理念的现代传承与创新。

六、结语

晚清乡约的近代转型，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在西学东渐浪潮下的一次艰难突围，是千年农耕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碰撞融合的生动缩影。从江南的实业化革新到西南的边疆适配，从华北的治安捆绑到岭南的华侨赋能，乡约以多样的姿态回应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着存续与发展的路径。它既未能彻底挣脱封建礼法的桎梏，也未曾完全割裂与乡土社会的血脉联系，最终在清王朝覆灭的浪潮中逐渐褪去制度性色彩，却将其治理基因深深烙印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土壤之中。

这场转型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挽救了乡约本身，而在于它用实践证明：传统治理资源并非近代化的对立面，当被赋予时代内涵、贴合地方实际时，便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从来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照搬，也不是对传统制度的盲目固守，而是在本土文化根基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晚清乡约的转型落幕了，但它留下的思考从未停止：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如何让基层治理既扎根乡土又接轨时代？这些问题，在当代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创新的进程中，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审视与解答。乡约虽已成为历史符号，但其承载的“官民协同”“礼法相融”“守望相助”的治理智慧，仍在滋养着今天的基层治理实践，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