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1/2）

——从民间自治到国家治理的融入

第一节：王阳明与《南赣乡约》心学思想与乡治实践的深度融合

一、南赣之乱：王阳明乡约实践的时代困局与治理契机

明正德年间，南赣（今赣南、闽西、粤北交界地带）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素有“山高皇帝远”之称。这里群山连绵，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纵横交错，交通闭塞，成为朝廷权力辐射的薄弱地带。

更复杂的是，这片土地上族群杂处：中原南迁的客家移民聚族而居，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部落散居山间，本地土着宗族固守祖地，多元群体的利益交织使得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南赣地区的豪强地主趁机大肆侵占民田，失地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逃入深山沦为“流民”，甚至铤而走险成为“盗贼”。据《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初年，南赣“盗贼蜂起，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攻掠州县，屠戮乡民，村落为墟者不可胜数”。

正德四年（1509年），詹师富在福建漳州起兵，攻占龙岩、漳平；正德六年（1511年），谢志山在江西南安聚众，连破南康、赣州数县；正德七年（1512年），池仲容在广东和平作乱，控制浰头地区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除了流民作乱，宗族械斗也是南赣治理的顽疾。客家移民与本地宗族为争夺水源、土地频繁爆发冲突，甚至出现“一村举事，全族响应，械斗数月不休”的局面。赣南地方志《南安府志》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大余县庾岭乡的客家钟氏与本地陈氏因争占山林引发械斗，双方动用刀枪弓箭，死伤三十余人，官府介入后仍无法彻底平息。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部落与汉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畲族首领蓝天凤率领部众占据桶冈山区，与官府对抗十余年，声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走马上任时面对的是“官府政令难达，民间秩序崩坏”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的里甲制度因战乱彻底瓦解：里长、甲首或死于兵祸，或投靠豪强，户籍档案散佚，国家无法有效掌控人口与土地，赋税、徭役难以征收；

另一方面，民间自治组织完全失灵：宗族势力要么被豪强操控，成为欺压弱小的工具，要么在宗族械斗中内耗殆尽，而少数自发形成的民间规约，因缺乏权威支撑，根本无法约束众人行为。用王阳明在《请疏通盐法疏》中的话来说，南赣已是“纲纪荡然，礼教尽废，民不知有法，法不知有民”。

南赣的乱局本质是“礼法失序”——百姓既不信官府的严刑峻法（此前官府多次以重兵围剿，反而激化矛盾），也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的根基（传统的乡规民约、宗族家训在战乱中失效）。

王阳明抵达南赣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深入乡村走访，与乡绅、老农、甚至归顺的“盗贼”交谈，最终得出结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民心不安，由于未有表率。”他敏锐意识到，单纯的军事镇压只能治标，唯有重建基层道德秩序，唤醒百姓的道德自觉，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而其心学思想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理念，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理论支撑。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性，“不假外求，吾性自足”，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盗贼”，心中都存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只是被私欲、愚昧遮蔽；

而“知行合一”则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认知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才算真正的“致良知”。将这一思想应用于治理，就是要通过教化唤醒百姓的“良知”，让他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非单纯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这一认知，成为《南赣乡约》区别于宋代乡约的关键内核——宋代乡约侧重“制度约束”，而王阳明的乡约侧重“心性觉醒”。

二、《南赣乡约》的文本建构：心学理念的制度化落地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平定詹师富、谢志山等叛乱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于同年十月在赣州颁布《南赣乡约》，全文共十六条，看似简洁却处处渗透着心学思想的逻辑。

与《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不同，《南赣乡约》开篇即直指人心：“同约之人，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这段话的核心，是将道德要求直接指向个体的“良知”觉醒。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吾心之良知也。”在他看来，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不是外在的教条，而是人内心本有的“天理”，乡约的作用不是强加一套规则给百姓，而是引导人“致其良知”，将内心的善念转化为对待父母、兄长、邻里的实际行动。为了让百姓理解这一点，王阳明特意在乡约文本中加入“解说”，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心学要义，例如解释“孝父母”时写道：“父母生我育我，恩重如山，不敬父母，是昧其良知；不爱父母，是丧其本心。”

从文本结构看，《南赣乡约》构建了“唤醒良知—规范行为—社群共治”的完整链条，每一个环节都紧扣心学理念：

（一）良知唤醒层：从“认知”到“觉悟”的引导

乡约第一条即规定：“每月朔望，集于会所，焚香读约，讲解礼义。”这里的“讲解礼义”并非单纯解读条文，而是结合心学阐释“何为良知”“如何存养良知”。

王阳明亲自拟定了讲解提纲，要求讲解者从“日用常行”入手，比如：“尔等每日晨起，先问自己：今日是否孝顺父母？是否尊敬兄长？若未做到，便是良知被私欲遮蔽，当即刻反省改正。”

为了强化唤醒效果，乡约还规定“讲解之时，许众人提问，有疑即问，有惑即解”。王阳明在赣州亲自参与过多次讲解，据《王文成公全书》记载，某次讲解“良知”时，有乡民问：“我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是天理良知，如何才能做到？”

王阳明回答：“你不用管什么天理良知，只需问自己：看见老人跌倒，你想不想扶？看见孩子挨饿，你心不心疼？想扶、心疼，就是你的良知，照着做就是致良知。”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抽象的心学理念转化为百姓可感知、可践行的日常准则。

（二）行为规范层：从“良知”到“行动”的转化

乡约的第二条至第十条，针对南赣的具体问题，明确规定了百姓的行为准则，涵盖家庭伦理、邻里关系、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

- 禁止“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奸猾欺诈”，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的良知；

- 禁止“搬弄是非、唆使诉讼”，因为“邻里相争，伤和气，昧良知”；

- 禁止“拖欠钱粮、逃避差役”，因为“君民一体，纳税服役，是本分，亦是良知”；

- 甚至细化到“不许赌博酗酒、不许游手好闲”，因为“沉迷赌博，荒废家业，是愧对父母妻儿，遮蔽良知”。

这些条款看似是外在约束，实则是“良知”在具体事务中的体现。王阳明在乡约跋文中写道：“吾所列之约，非强尔等为之，乃尔等良知本有之则。违约，即违尔心；守约，即顺尔性。”

例如，乡约禁止“富欺贫”，并非单纯维护社会公平，而是引导富人反思：“你若欺凌穷人，夜半扪心自问，是否心安？若不安，便是良知在提醒你，当止此恶行。”

（三）社群共治层：从“个体”到“群体”的共振

乡约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设立了“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等职务，构建了社群共治的组织架构。这些职务的选拔标准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德望素着、能服众人、深知良知之理”；

其职责也不仅是执行乡约，更是“启迪良知”的导师。例如，约正的核心职责是“劝善惩恶，启迪良知”：每月聚会时，约正需先总结本月众人的行为，对善行者予以表彰，对有过者进行规劝；

规劝时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良知”，而非简单批评。乡约明确规定：“劝诫有过者，必先问其缘由，若因穷困所迫，众人当相助；若因愚昧无知，当耐心讲解；若因私欲遮蔽，当使其自省。”

约史则负责记录“善恶簿”，但记录的目的不是“秋后算账”，而是“让众人看清自己的良知轨迹”。乡约规定：“善恶簿需当众宣读，善行者，使其良知更加坚定；有过者，使其知耻而后勇，唤醒沉睡之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南赣乡约》的文本中多次出现“自省”“改过”“自新”等词汇，如“有过者，即宜自新，若自新者，亦宜共力扶持”“改过迁善，皆为致良知”，这正是心学“知行合一”的实践要求——认识到良知是“知”，改正过错、践行善举是“行”，乡约就是要推动乡人在“知”与“行”的统一中实现道德提升。

相较于宋代乡约侧重“外部监督”，《南赣乡约》更强调“内在自省”，这是心学融入乡治的最鲜明体现。

三、乡约的落地实践：从“文本”到“生活”的转化

王阳明深知，乡约若停留在纸面，无异于空谈。他在南赣推行乡约时，创造性地结合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宗族聚居、族群杂处），将心学理念融入具体的治理行动中，让乡约真正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会所与讲约：良知教化的物理空间与仪式感

王阳明在南赣各乡村、宗族设立“约所”，选址极具深意：优先选择宗族祠堂（客家地区宗族观念浓厚，祠堂是族人的精神中心），其次是村口庙宇（少数民族与底层百姓的信仰场所），若两者皆无，则新建简易房舍，命名为“良知堂”。

约所内的布置也处处体现心学理念：正中悬挂“致良知”匾额，两侧张贴乡约条文与《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案上摆放王阳明亲自编着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供乡人翻阅。

每月朔望（初一、十五）的讲约仪式，王阳明设计得庄重而亲切，目的是通过仪式感强化良知的觉醒：

1. 焚香明志：众人抵达约所后，先由约长带领焚香，默念“反省己心，致其良知”，让众人从日常琐事中抽离，进入道德自省的状态；

2. 读约明理：由约正宣读乡约条文，每读一条，结合本地案例讲解其背后的良知内涵，例如读“患难相恤”时，讲述某乡人救助邻村受灾百姓的故事，说明“救人即是救己之良知”；

3. 提问解惑：众人自由提问，约长、约正现场解答，王阳明有时也会亲自参与，用百姓的语言化解他们的困惑；

4. 自省分享：自愿分享本月的自省心得，哪怕是“昨日与妻子争吵，今日反省是自己脾气不好，遮蔽了良知”这样的小事，也会得到肯定与鼓励；

5. 散约践行：约长总结“今日致良知，明日见行动”，众人各自散去，将讲约中的感悟转化为日常行为。

考古发现的赣南客家祠堂遗址中，不少留存有明代的“讲约台”遗迹，印证了这一实践模式。例如赣州赣县白鹭村的钟氏祠堂，祠堂内设有高约一米的石质讲台，台侧刻有“明正德间，阳明先生立约讲学于此”的字样，讲台前方留有整齐的石凳凹槽，可容纳五十余人就坐；

祠堂墙壁上还残留着墨书的《南赣乡约》条文片段，以及“孝顺父母，致其良知”“邻里和睦，此心光明”等标语。此外，福建长汀县的畲族村寨遗址中，发现了刻有“良知堂”字样的石碑，石碑背面刻着畲汉双语的乡约简化版，说明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已覆盖到少数民族群体。

（二）善恶簿与奖惩：良知引导的制度保障与情感联结

《南赣乡约》设立“善恶簿”，由约史专门记录，但与宋代乡约的奖惩逻辑截然不同：宋代乡约的奖惩侧重“外部激励”（如酒食奖励、逐出乡约），而王阳明更强调“内在觉醒”与“社群情感联结”。

对于“善行者”，乡约的奖励方式分为三层：

1. 精神表彰：约长当众宣读其事迹，称其“良知光明，可为众人表率”，并将其名字写在“善簿”的显要位置，让其感受到社群的认可；

2. 仪式认可：赠予“良知之星”木牌（木质小牌，刻有“致良知”三字），可悬挂于家门，这在南赣地区成为一种荣耀，百姓认为“家门挂此牌，子孙皆向善”；

3. 社群扶持：若善行者有困难（如家人患病、农田歉收），约长组织众人相助，体现“善有善报，亦是良知共振”。

赣南地方志《赣州府志》记载了一则典型案例：兴国县永丰乡的乡人陈守仁，常年照顾村中孤寡老人，约长将其事迹记入“善簿”，并赠予“良知之星”木牌。后来陈守仁的儿子病重，无钱医治，约长召集同约之人商议，众人自发凑钱请医，最终救活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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