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吕氏乡约》的“跨地域传播”（1/2）

——宋代乡治智慧的辐射与变异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陕西蓝田，秋霜初染渭水两岸。吕大钧站在宗族祠堂的台阶上，望着台下聚拢的乡邻，手中那卷仅千余字的《吕氏乡约》，墨迹还带着松烟的清香。谁也未曾想到，这部为化解邻里争地、宗族械斗而诞生的“民间私议”，会在百年间跨越山川阻隔，从关中平原蔓延至江南水乡、塞北边陲，甚至融入西南少数民族的寨落烟火，成为宋代基层治理的“活法典”。它的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文本复刻，而是士大夫以理念为舟、官方以制度为帆、民间以实践为水的共同推动，在不同地域的土壤中长出“核心不变、枝叶各异”的治理形态，更在千年后与当代基层治理形成奇妙的跨时空对话。

一、士大夫圈层的“理念接力”：笔墨间的治理火种

《吕氏乡约》的第一缕传播火种，并非来自朝堂诏令，而是源于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共鸣。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催生了庞大的士人阶层，他们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在王安石变法的动荡中，目睹了中央政令与乡土实际的脱节——国法虽严，却管不了邻里口角、耕牛借贷的“细故”；保甲法虽强，却止不住乡民因土地兼并而生的怨怼。当《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传到士大夫手中时，他们仿佛找到了践行儒家“仁政”的钥匙，这种“以民间之力补国法之阙”的治理思路，恰好契合了他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追求。

蓝田吕氏兄弟的社交网络，成为火种传播的第一通道。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既是“关学”的核心传承者，又在朝堂占据重要位置，其学术声望与政治影响力交织成一张覆盖全国的社交网络。吕大防官至宰相，在朝期间与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名臣过从甚密；吕大临作为张载最得意的弟子，与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书信往来频繁，时常探讨“乡闾治理”的路径。《吕氏乡约》制定后，吕大钧亲手誊抄三十余卷，分寄远方友人，在信中写道：“乡约者，非吕氏一家之约，乃天下乡闾共守之规，愿与诸君共推之，以正风俗、安黎民。”

司马光在洛阳收到文本时，正忙于编纂《资治通鉴》，他连夜批注：“此约虽简，却能补国法之阙，正民风之本”，并在《司马氏书仪》中专门增设“邻里篇”，融入乡约“礼俗相交”的理念，将“邻里互助、患难相恤”纳入家族礼仪规范。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被贬居陕州，竟亲自仿照《吕氏乡约》制定《陕州乡约》，细化出“劝农桑、禁赌博、恤孤寡、解争讼”四大条款，要求“同约之人，每月聚于村学，讲论孝悌，调解纠纷”。陕州乡约推行仅一年，当地“盗匪渐息，邻里和睦”，时任陕州知州的范纯仁特意上书朝廷，盛赞其“简易可行，实乃基层治理之良策”。

士大夫的宦游之路，让治理火种跨越地域壁垒。福建将乐的百姓至今流传着“杨时置约安乡梓”的故事：北宋元佑年间，杨时出任将乐知县，刚到任就遇上三起宗族械斗，起因都是争夺灌溉水源。当地邵氏与廖氏宗族为了争夺金溪支流的用水权，已经争斗了数十年，甚至出现“白昼持械、夜焚庐舍”的惨剧。杨时想起恩师程颐推荐的《吕氏乡约》，便召集两族族长与当地乡绅，在县城开元寺的银杏树下彻夜长谈。他取出《吕氏乡约》抄本，逐字逐句讲解“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动情地说：“同为桑梓之民，何因一水之利而结世仇？乡约云‘患难相恤’，如今旱灾将至，若能共用水源、互助耕作，方能共渡难关。”

最终，两族族长握手言和，共同参照乡约制定《沙县劝农文》，将“德业相劝”转化为“劝农桑、息争讼”，把“患难相恤”细化为“水利共用、农具互借、荒年互助”。杨时还亲自选定“约正”——由退休官员、乡绅、宗族长老组成三人议事小组，每月初一在祠堂主持聚会，让乡民在宴饮中商议水利分配、调解矛盾。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杨时还组织学童传唱乡约歌谣：“乡约立，风俗正；邻里和，家业兴；水利通，五谷丰。”三年后，将乐县“无械斗之警，有互助之风”，金溪两岸的稻田连年丰收，邻县顺昌、泰宁纷纷效仿，乡约理念在闽北山区扎下根来。

印刷术的普及，则让这份理念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北宋中期，福建建阳的书坊主余仁仲发现，《吕氏乡约》的手抄本在士大夫间传阅甚广，甚至有乡民专程从百里之外赶来抄写，便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市场价值。他主动联系吕氏家族，获得刊印授权后，邀请学者加注解读，刊印了首部《吕氏乡约集解》。这部“建本乡约”采用通俗的白话文注释，配上插图，价格低廉，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从杭州的书铺到成都的集市，都能看到乡民争相购买的身影。余仁仲在序言中写道：“乡约乃百姓日用之规，当使农工商贾皆能通晓，故以浅白之言解之，愿天下乡闾皆得此治世之方。”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讲学，对《吕氏乡约》进行增订，增加了“敬长上、恤孤寡、禁淫祠、戒奢侈”等条款，刊印后被称为“朱订乡约”。朱熹特别强调乡约的“可操作性”，将“过失相规”细化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三类，每类列举具体行为，如“借物不还”“宴集无节”“不事耕作”等，让乡民一目了然。浙江永嘉的士人叶适读罢“朱订乡约”，立即在温州推行，他结合当地“重商”的习俗，提出“商人守信、匠人守艺、店家守诚”的补充条款，规定“同约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违者逐出乡约，三年内不得参与集市贸易”。这一举措让温州的商业秩序大为改善，“温州货”因诚信而声名远播，乡约也从农耕社会成功延伸到商业市镇。

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理念接力”依然在上演。浙江安吉鲁家村的村支书朱仁斌，在整理村史时发现了清代抄录的宋代《山阴乡约》残卷，其中“每月一聚、共议村务”“患难相恤、互助共赢”的记载，让他深受启发。2015年，鲁家村推行“村民议事会”制度，每月15日召集村民代表、乡贤、企业家聚会，商议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事务。为了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议事会参照乡约“互助合作”的理念，推出“土地入股、抱团发展”的模式，将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让村民共享产业收益。如今的鲁家村，从一个“脏乱差”的普通乡村，变成了“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千万元。从宋代士大夫的书信往来，到当代村支书的村史研读，乡约所蕴含的“民间自治、协商共治”理念，在跨越千年的“理念接力”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二、官方的“制度吸纳”：从民间公约到治理体系

元符三年（1100年），陕西转运使李稷的奏章送到了宋徽宗的御案上。奏章中，他详细描述了蓝田乡约的实践成效：“推行三年，蓝田无盗、邻里和睦，赋税毕纳，狱讼减少大半，其效甚着”，并建议“天下州县仿其制，以补保甲之不足”。此时，王安石变法后的保甲法虽强化了治安管控，却因“严刑峻法”“强制摊派”引发民怨，许多乡民为逃避保甲兵役，纷纷逃亡他乡，反而加剧了基层动荡。宋徽宗正愁找不到基层治理的平衡点，李稷的奏章恰好提供了答案——乡约以“自愿加入、道德约束、互助合作”为核心，既能化解民间矛盾，又能凝聚人心，与保甲法形成功能互补。

大观二年（1108年），一道圣旨传遍天下：“仿蓝田吕氏乡约，建立乡约组织，以厚风俗、正人心。”这道诏令标志着乡约从“民间私议”正式升级为“半官方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确保乡约的有效推行，朝廷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一是明确地方官的推广责任，将乡约推行成效纳入官员考核指标，“推行得力者晋升，敷衍塞责者降职”；二是规范乡约的组织架构，规定乡约设“约正”“副约正”各一人，由地方官会同乡绅共同推举“德高望重、通晓礼义”之人担任，报上级官府备案；三是提供资源支持，允许乡约组织使用乡村祠堂、学校等公共设施作为议事场所，从地方财政中拨付少量经费，用于乡约聚会、奖惩等活动；四是明确乡约与国法的衔接，规定“轻罪由乡约劝诫，重罪禀官处置”，形成“乡约补国法之阙，国法为乡约后盾”的治理格局。

官方的制度设计，让乡约获得了更强大的推行力量。江苏苏州的知州晏敦复，接到诏令后立即行动，他召集属县官员与乡绅，在苏州府衙召开为期三日的议事会，逐条商议《苏州乡约》的条款。考虑到苏州是江南重镇，赋税繁重、商业发达，晏敦复在原版乡约基础上，增加了“催缴赋税、规范市场、兴修水利”等条款，明确“同约之人需按时缴纳赋税，不得拖欠；商人需公平交易，不得欺诈”。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晏敦复还下令将乡约条文刻在石碑上，立于县城入口、乡村路口与集市中心，让乡民“抬头可见、铭记于心”。如今，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的《苏州乡约碑》，依然清晰记录着“同约之人，遵守国法、践行乡约，违者轻则劝诫，重则禀官”的规定，碑文中还详细记载了乡约的执行流程：“每月朔日聚会，直月通报善恶，约正调解纠纷，乡绅监督执行”，成为宋代“国法与乡约互补”的实物见证。

地方官府的创造性实践，让乡约融入不同地域的治理需求。浙江温州知府洪迈推行乡约时，发现当地河网密布，水利纠纷频发，许多乡村因争夺水源而械斗不断。他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用水分配无章可循”。于是，洪迈在乡约中专门增加“兴修水利、共用水源”章节，规定“各村共同出资修渠筑坝，按田亩多少分配水量，私占水源者罚谷五十石，用于水利修缮”；同时，设立“水利监督官”，由乡约直月兼任，负责记录用水情况、调解水利纠纷。这一举措化解了长期的水利矛盾，温州百姓自发在水渠旁立碑，刻上“乡约治水，惠及万民”八个大字。据《温州府志》记载，乡约推行后，温州的水利纠纷减少了七成，粮食产量连年增长，“旱涝保收，百姓安居乐业”。

四川成都府路的转运使赵开，则针对蜀地多山、盗匪猖獗的特点，将乡约与保甲制度深度结合，创新推出“乡约联防”模式。他规定“约正统领保甲巡逻队，每村设烽火台，遇盗匪则鸣锣示警，邻村需立即支援”；同时，在乡约中增加“防盗奖惩”条款，“捕获盗匪者赏银十两，怯懦退缩者记入恶簿，三年不得参与乡约福利”。为了提高乡民的防御能力，赵开还组织乡约组织开展军事训练，“每月朔望日，壮丁集中训练射箭、格斗之术”。这套模式推行仅两年，蜀地的盗匪便“不敢轻易犯境”，治安状况大为改善，百姓纷纷称赞“乡约联防，比官兵更可靠”。

到了南宋，乡约已成为全国性的基层治理制度。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时期，全国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均有乡约组织分布，仅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就有乡约组织200余个，仅建康府（今南京）就有17个。乡约的治理范围也从最初的道德教化、纠纷调解，扩展到赋税征收、公益事业、灾害救济、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绍兴十三年（1143年），江南发生严重旱灾，建康府的乡约组织迅速行动，约正牵头募集粮食，设立12个粥棚，救助灾民近万人；同时，组织乡民开挖水渠，引水灌溉农田，帮助农户恢复生产。乾道七年（1171年），温州遭遇强台风袭击，房屋倒塌无数，农田被淹，乡约组织立即启动互助机制，“富户捐粮捐物，壮丁帮助重建房屋，妇女照料老弱病残”，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灾后重建，让百姓迅速恢复正常生活。

这种“官方引导+民间自主”的模式，在当代基层治理中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广东佛山南海区的“乡约+网格化”治理模式，便是对宋代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南海区借鉴宋代“约正”制度，在每个网格设立“网格长”，由党员、乡贤担任，负责收集民情、调解纠纷、宣传政策；同时，参照宋代“官方支持”的做法，政府为网格提供经费保障，建立“乡约积分制”，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公益事业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医疗服务等福利。为了解决“邻里矛盾调解难”的问题，南海区还成立“乡约调解委员会”，吸纳退休法官、律师、宗族长老等加入，参照宋代乡约“情理兼顾”的调解思路，既依据法律条文，又考虑乡土人情，调解成功率高达95%。从宋代的“诏令推行”到当代的“政策引导”，乡约在官方的制度吸纳中，始终保持着“民间自主”的内核，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共振。

三、民间的“实践创新”：地域土壤中的治理之花

南宋绍兴年间，山西大同的村民王老汉，拿着刚抄写的《云州乡约》，激动地对乡邻说：“这下好了，以后盗匪来了，咱们有联防的规矩了！”此时的北方，正值宋金对峙的紧张时期，战乱频繁、盗匪横行，百姓深受其害。蓝田原版乡约中“患难相恤”的条款，在北方乡民的实践中，被细化为“防盗联防、互助耕作、灾荒救济”等具体规则。乡约的传播，从来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民间根据地域特点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在北方的风沙、南方的烟雨、西南的山寨中，绽放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之花。

（一）北方地区：烽火中的互助与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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