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章 秀乐禁上天（80）（1/1）
《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原书中有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存世的只有内篇，现今出版版本，大多对内篇进行删减后再出版。“说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纵横家类。
汉武帝刚即位，淮南王刘安就组织学者迅速写成《淮南子》，呈于汉武帝，《淮南子》的有关说法：“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淮南子》在肯定汉初政权建设成就积淀的基础上，称颂了英明“天子”汉武帝治下的盛世。况且《淮南子》还说：“故着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认为本书的宗旨是系统论证“帝王之道”。可见，《淮南子》意在为汉朝皇帝提供“帝王之道”，则《淮南子》“利民为本”史观中，“治国”的“国”指的是汉朝帝国，而不会是汉朝的诸侯国。
“治国”的“国”指的是汉朝帝国，汉初的诸侯问题、刘安的政治阅历以及其父的政治教训三事可谓政治上的关键原因。汉初诸侯问题的实质是诸侯权威胁皇权的问题，景帝用兵平息“七国之乱”，顺势废除诸侯的自主治国权而加强朝廷管理诸侯国的能力，这些行为标志着汉初诸侯问题的基本解决。到了接续汉初的西汉鼎盛时期，在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主持写成《淮南子》并献之于武帝。假如《淮南子》主要是为诸侯国的政权利益辩护，那么刘安就有为“七国之乱”翻案、对抗朝廷的重大嫌疑。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弱。但应注意，“七国之乱”发生时，不属于这七国的淮南王国之侯王刘安，已发兵响应“七国之乱”，因将兵者转而听命于朝廷，才使得次年“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刘安能够依然如故。可是更应注意，刘安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做了八年的阜陵侯，再从阜陵侯任上被转立为淮南王，到他主持写成《淮南子》并献之于武帝时，他做淮南王二十四五年，他的政治阅历共有三十二三年。《淮南子》被献给武帝之时，“七国之乱”已结束十三四年，刘安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不会没有反思自己的政治阅历而有所悟。况且刘安的父亲老淮南王刘长在领地内俨然以皇帝自居，谋反事发导致被废淮南王，绝食而死。虽然父亲死时刘安只有五六岁，但他后来应当渐渐知道父亲这些事。父亲的政治教训，以及淮南王刘安的领地仅是父亲的三分之一，这足以使“七国之乱”结束时二十六七岁的淮南王刘安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受触动，对自己实际上参加了叛乱而心有余悸，以致选择服务于朝廷，进而《淮南子》“利民为本”史观中，“治国”的“国”被定位于汉朝帝国。
《淮南子》是西汉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以及他的门客集体创作的着作。参与编着的宾客，据高诱记载，包括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公”。编撰之前，刘安首先跟上述宾客“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然后分工执笔，最后由刘安完成统稿、润色的工作。然而，对于高诱记载的《淮南子》的创作方式，后世学者也提出了异议。如茅盾曾分析高诱“八公”着述之事：“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八公之名，史传不见，唯高诱记之；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不疑。”茅盾先生的怀疑不无道理，但从今传《淮南子》的文章风格来看，辞藻华丽、气势宏大，尤其是其用韵、句式，通篇都相当一致。这表明至少在书成进献武帝之前，有人对全书进行了统一的修改润色，并最终编定了此书。从史书上对刘安生平的记载来看，这个人最大可能就是精通文墨的淮南王刘安本人。
《史记》载，“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汉书》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时武帝方好艺文……。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有二十一篇内容的“《内书》”即“《内篇》”，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淮南子》”。从这两则史料可知，淮南王刘安是在建元二年首次入朝，觐见当时的皇帝汉武帝，并呈献自己主持写作的《淮南子》。《淮南子》的写作、成书时期当在汉武帝即位后的次年到第三年这一年内。
《淮南子》编成后，原名《鸿烈》。最早为《淮南子》作注的东汉人高诱在《叙目》中说：“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又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可见刘安在编成本书后，给这部书取的名字本为《鸿烈》，经西汉末年刘向校书后，才改名为《淮南》，东汉以后，又有人合称此书为《淮南鸿烈》。至《隋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为后世通用的书名。
《淮南子》所体现的朴素唯物史观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和秦汉以前的唯圣人说、唯英雄说的立场不同,其认识到外部环境对人的制约因素以及改造客观世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对华夏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