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春城的聚会（1/2）

三月的昆明，春意初现。研究中心院子里的那棵老银杏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金光。苏晚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院子里忙碌的景象——工人们正在悬挂“费明理全球研究网络首届国际研讨会”的横幅，几个志愿者在布置签到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兴奋的气息。

今天，来自七个国家的三十多位学者将齐聚这里。这是数字档案馆项目启动后，也是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活动。

“苏主任，埃文先生的航班已经落地，预计四十分钟后到。”助理小陈进来汇报，“辛格先生和夫人昨天入住酒店，说想今天早餐后先来中心看看。还有，陈教授从台湾发来邮件，他的论文已经上传到会议系统了。”

苏晚点点头，快速浏览着手中的会议手册。三天的议程排得满满当当：主旨演讲、专题讨论、圆桌论坛、工作坊，还有数字档案馆的现场演示。她自己要做开幕致辞和闭幕总结，中间还要主持两个专题讨论。

手机震动，是顾承屿从北京发来的视频。接通后，屏幕上是他穿着制服的样子，背景是办公室：“今天大会开幕？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就是有点紧张。”苏晚走到窗前，让他看院子的布置，“来了好多人，感觉责任重大。”

“你肯定没问题。可惜我回不来。”顾承屿语气里有歉意，“这边刚接手新工作，实在走不开。”

“没事，工作重要。怀瑾呢？”

“在爸妈那儿，说今天要帮外婆包汤圆，晚上带去给外公上坟。”顾承屿顿了顿，“对了，我这边查到个信息，可能对你们的研究有用——1989年有一批云南少数民族文物通过香港流往欧洲，其中部分进入了名单上某个收藏家的手中。相关的海关记录我发你邮箱了。”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补充的信息链。”苏晚记下来，“你工作还顺利吗？”

“顺利，就是忙。北京的文物犯罪网络比想象的复杂，牵涉面很广。不过这也证明我来对了——这里确实需要更专业的队伍。”

简单聊了几句后挂断。苏晚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套装，走向会议室。

九点整，研讨会正式开幕。小小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除了学者，还有文旅厅的领导、本地高校师生、媒体记者。苏晚走上讲台时，看见埃文坐在第一排向她微笑，旁边是银发的辛格夫妇，再旁边是张艾米丽——她今天穿着素雅的套装，看起来更像学者而非商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苏晚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在安静的会场里清晰响起，“欢迎来到春城昆明，参加费明理全球研究网络首届国际研讨会。今天，我们因为一个共同的名字相聚：费明理·理查兹，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学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一个共同的信念相聚：文化遗产不仅是过去的遗存，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处的桥梁。”

她简要回顾了研究网络成立以来的工作：数字档案馆的启动、多国资料的整合、新发现的持续涌现。然后引入会议主题：“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跨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我们将探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理解历史上复杂的文化互动？如何传承多声部的文化记忆？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实践跨文化对话？”

主旨演讲由埃文开始。他分享了英国方面的最新发现：费明理家族保存的一批未公开照片，显示费明理晚年（1915-1917）在昆明与当地学者、官员、普通百姓的广泛交往。“这些照片证明，费明理不仅记录文化，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生活。”埃文展示了一张照片——费明理穿着中式长衫，与几位中国学者在茶馆里讨论，“他在日记中称这些聚会为‘思想的桥梁’，认为真正的文化交流发生在这样的日常对话中。”

辛格先生接着发言，介绍了巴罗达档案的完整内容和费明理在印度的影响。“费明理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完全实现，但像种子一样埋在不同地方。一百年后，我们在这里继续他的工作，证明那些种子终于等到了适合发芽的季节。”

台湾的陈教授通过视频连线，详细分析了费明理与云南地方官员的通信，特别强调了其中关于“文化遗产教育”的论述。“费明理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靠专家，需要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的基础是教育和理解。这个理念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午餐安排在研究中心的自助餐厅。学者们三三两两交谈着，不同语言交织在一起。苏晚端着餐盘，看见张艾米丽正在和一位法国学者用法语交谈，内容似乎是关于文物市场的伦理规范。

“苏老师，”周敏博士走过来，“下午的数字档案馆演示，技术团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惊喜环节。”

“什么惊喜？”

“等会儿您就知道了。”

下午的专题讨论分为三个平行会场：历史研究组、数字人文组、教育应用组。苏晚选择了历史研究组，这里讨论最激烈。学者们就如何评价费明理这样的历史人物展开了深入辩论。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提出：“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好的殖民者’神话？通过强调费明理的反思和努力，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殖民历史？”

一位印度学者回应：“我理解这种担忧。但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谈论‘好的殖民者’，而在于如何谈论。如果我们诚实地呈现费明理的局限——他依然受益于殖民体系，他的努力影响有限——那么我们就不是在美化，而是在呈现复杂性。而复杂性，是历史的真相。”

苏晚加入讨论：“我同意。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将费明理树立为榜样，而是通过他的个案，理解那个时代西方人在东方的复杂处境：既有所属体系的既得利益，又有个人层面的道德挣扎；既有文化优越感的痕迹，又有真诚的学习努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没有达成简单共识，但深化了问题的各个维度。这正是苏晚期待的——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深化问题。

下午四点，全体参会者齐聚主会场，观看数字档案馆的现场演示。李远博士站在大屏幕前，像展示新世界的导游。

“欢迎大家来到费明理数字记忆空间。”他点击进入系统，主界面是一幅动态的世界地图，上面标记着费明理一生的足迹点，“从这里开始，您可以开始探索。”

他先展示了基础搜索功能：输入“槟城”，系统调出所有相关文献、图像、地图，并按时间线排列。再输入“考克斯”，出现亨利·考克斯的资料，以及与费明理的关联信息。

“但数字档案馆不只是数据库。”李远切换界面，“我们开发了故事讲述功能。比如这个——”他点击“费明理的东南亚之旅”，屏幕自动播放一段十分钟的视觉叙事，将日记、素描、地图、历史照片有机组合，配以简短的解说。

然后是“关联网络”功能：以费明理为中心，辐射出他交往的人物、到访的地点、涉及的文物，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图。点击任何节点，都能看到详细信息。

“最创新的部分是协作系统。”李远登录一个测试账号，“注册用户可以为条目补充信息、上传资料、提出修正。所有贡献都会记录，经过审核后纳入系统。这样，数字档案馆就不仅是研究工具，也是学术社区。”

演示结束时，周敏博士宣布：“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经过多方努力，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会场侧门打开，一位八十多岁的藏族老人在年轻人搀扶下走进来。是多吉爷爷，小卓玛的爷爷，阿旺的侄孙。

全场起立鼓掌。多吉爷爷有些不好意思，用藏语说了几句话，央宗在一旁翻译：“他说，他没想到伯父阿旺和英国先生的故事，会被这么多大学者研究。他很高兴，因为故事被记住了，阿旺没有被遗忘。”

苏晚上前搀扶多吉爷爷坐下。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打开——里面是那截阿旺用过的马鞭，还有一张更小的、几乎被遗忘的照片：阿旺和费明理在丽江的合影，背后写着藏文日期。

“这张照片，我一直藏在家里。”多吉爷爷通过央宗说，“以前不敢拿出来，因为外国人的东西。现在，我想把它交给你们，放进数字档案馆。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伯父阿旺，还有他的英国朋友。”

全场再次响起掌声。周敏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扫描照片和马鞭，数据实时录入系统。当阿旺和费明理的高清合影出现在大屏幕上时，许多学者举起了相机。

这一刻，苏晚感到一种圆满。学术研究不再仅仅是论文和会议，而是连接到了真实的人、真实的记忆、真实的情感。数字档案馆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有温度的记忆空间。

演示结束后是招待晚宴。学者们还在热烈讨论，不同语言的交谈声、笑声、碰杯声充满餐厅。苏晚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接受祝贺，回答问题，表达感谢。

埃文走过来，轻声说：“苏晚，祝贺你。今天的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费明理如果知道，一定会感到欣慰——不是因为他被研究，而是因为他的工作被继续，他的理念被传承。”

“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苏晚真诚地说，“没有英国、法国、印度、台湾同行的支持，没有张家提供的资源，没有阿旺家族这样的参与者，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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