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香港的演讲（1/2）

十二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天大楼披上了圣诞灯饰，璀璨如星河。苏晚站在会展中心七楼的落地窗前，看着对岸九龙灯火辉煌的轮廓。玻璃窗上倒映出她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影子——今晚她要在“亚洲文化遗产论坛”上做主旨演讲。

“紧张吗？”陆景行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水。

“有一点。”苏晚接过水杯，“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商业论坛上演讲，听众里可能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收藏家、拍卖行代表、艺术品商人。”

“那就讲你想讲的。”陆景行说，“费明理的故事本身就有力量。而且，面对这样的多元听众，也许更有意义——让不同的群体听到同样的故事，也许能促成意想不到的对话。”

演讲厅能容纳五百人，此时已经坐了大半。前排是论坛主办方、特邀嘉宾和媒体，中间是各国学者和文化机构代表，后排则是艺术市场人士。苏晚在后台准备时，从幕布缝隙里看见了张艾米丽——她坐在第三排正中，穿着香槟色礼服，正和旁边一位白发老者交谈。

七点整，论坛主席介绍苏晚：“……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费明理·理查兹的后人。这种双重身份，让她对历史的研究既有学术的严谨，也有个人的温度。让我们欢迎苏晚女士。”

掌声中，苏晚走上讲台。聚光灯有些刺眼，她调整了一下话筒，深吸一口气。

“晚上好。感谢论坛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个跨越百年、跨越大陆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的曾曾祖父费明理·理查兹，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学者。但今天我要讲的，不只关于他，更关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她按照精心准备的逻辑展开：首先展示费明理一生的轨迹图——从伦敦到云南，途经印度、缅甸、马来亚、越南；然后分享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槟城素描和巴罗达信件，说明费明理如何从早期的文物收集者，转变为文化记录者和保护理念倡导者。

“在这个过程中，费明理面临着一个核心困境：作为西方人，他享受着殖民体系提供的便利，但他内心又对这种不平等感到不安。他的解决方式不是彻底否定自己的位置，而是在这个位置上做力所能及的改变——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文化，完整记录信息，后来甚至推动系统性保护。”

屏幕上投射出费明理素描的高清图片：槟城的多元街景，寺庙的细节，还有那些充满洞察力的注释。

“这些记录的价值，在一百年后更加清晰。因为很多费明理笔下的建筑、习俗、手工艺，今天已经消失或改变。他的素描和文字，成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窗口。这提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保护物品，更是保护记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记忆。”

这时，苏晚引入核心论点：“但记忆不是单一的。费明理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记忆往往是多声部的：有殖民者的声音，也有被殖民者的声音；有带走文物者的记录，也有失去文物者的感受。真正的文化遗产对话，需要倾听所有这些声音。”

她展示了阿旺家族后人的照片，小卓玛和怀瑾的合影，埃文和萨拉在伦敦的家庭聚会照片。“今天，费明理的中英后代、阿旺的藏族后人、以及许多相关者，正在一起重新讲述这个故事。这不是为了美化历史，而是为了在承认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寻找和解与理解的可能。”

演讲的最后部分，苏晚转向当代启示：“费明理的故事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我想至少有三点：第一，它提醒我们，跨文化交流从来不是简单的‘好’或‘坏’，而是充满张力和可能性的过程；第二，它展示了个人在历史结构中的能动性——即使在限制中，我们也可以选择更道德、更尊重的互动方式；第三，它强调了记录和记忆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对待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将成为后人的历史。”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台下的面孔：“在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新挑战：商业利益与保护责任的冲突，民族主义情绪与开放对话的张力，技术发展与传统延续的矛盾。面对这些挑战，也许我们可以从费明理的经历中获得启示：保持谦卑，坚持对话，尊重差异，留下诚实的记录。”

“因为最终，文化遗产的意义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理解；不在于固守，而在于传承；不在于分离，而在于连接。谢谢。”

掌声持续了很久。苏晚鞠躬致谢时，看见前排几位老学者在点头，媒体区的记者在快速记录，后排的艺术市场人士表情各异——有的沉思，有的不以为然。

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英国拍卖行代表：“苏女士，您提到费明理后期转向文化记录而非文物收集。但不可否认，他早期收集的文物，以及同时代其他人收集的文物，今天确实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研究。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原处，可能在战乱或贫困中损毁。您怎么看这种悖论？”

这个问题很尖锐。苏晚思考了几秒：“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确实，有些文物因为被带到西方而得以保存。但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这种‘保存’往往伴随着文化语境的剥离——文物脱离了它原本的宗教、社会、文化功能；第二，更重要的是，文物流失的过程往往是不平等的，伴随着权力和信息的失衡。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评判过去，而是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建立更公平、更尊重的文化互动模式。”

第二个问题来自一位新加坡学者：“您的研究强调了个人能动性，但会不会忽略了结构性力量？费明理的个人努力，在殖民主义的大框架下，究竟有多少实质影响？”

“很好的问题。”苏晚点头，“费明理的个人努力确实没有改变殖民体系。但他影响了身边的一些人——比如考克斯、卡特莱特，他们后来改进了收藏方式；他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为后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资料；他还通过家庭，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跨文化连接。结构变革需要集体努力，但集体努力始于个人的觉醒和行动。费明理的价值在于，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觉醒。”

又有几个问题，苏晚一一回答。四十分钟的问答环节结束时，她感到后背已经湿透，但精神高度集中后的充实感，让她觉得一切值得。

论坛茶歇时，张艾米丽端着香槟走过来：“精彩。特别是关于‘多声部记忆’那段，很有启发。”

“谢谢。”

“不过苏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里讲的‘对话’和‘理解’，在现实的艺术品市场中，可能会被解读为某种……软化的历史叙事？让原本敏感的殖民历史问题，变得更容易被接受，从而方便某些交易？”

这个问题带着锋利的洞察。苏晚看着张艾米丽：“如果我的研究被这样利用，那是对研究的误解和滥用。我们的目的恰恰相反：通过呈现复杂性，让简单的‘洗白’或‘谴责’都变得不可能。真正的理解需要面对全部真相，包括那些不舒服的部分。”

“理想主义。”张艾米丽啜了一口香槟，“但现实是，人们总是选择性地使用历史。包括你刚才展示的那些费明理素描——在学者眼中是研究资料，在收藏家眼中可能就成了‘某英国学者亲笔描绘的东方风情’，增加了相关文物的‘故事价值’和‘市场价值’。”

苏晚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事实上，论坛的宣传材料里就用了费明理的素描作为装饰，旁边配文：“穿越百年的东方凝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持续对话。”她最终说，“学者需要走出象牙塔，与市场、与公众对话，确保历史叙述不被单一利益扭曲。”

“祝你好运。”张艾米丽举了举杯，“顺便一提，巴罗达王公信件的原件我带来了，明天可以给你看。另外，王公的后人——现在的某位印度贵族——也参加了论坛，也许你会想见见。”

这又是一个意外。苏晚点头：“谢谢安排。”

茶歇结束后的分论坛，苏晚参加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传播”小组。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分享了各自的项目：虚拟现实中的古迹复原、文物数据库的跨国共享、数字故事讲述的新形式。

讨论中，一位印度学者提到：“数字化技术让文物‘回家’成为可能——即使实物不能回归，至少数字影像和相关信息可以回归原文化语境。这可能是解决文物归属争议的一个中间路径。”

这给了苏晚灵感。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她提出了一个构想：“基于费明理研究和当代技术，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跨文化记忆数字档案’？将散落世界各地的文物数字化，并与原文化语境的信息（历史、功能、仪式、故事）链接起来？这样，即使文物本身无法回归，至少它的完整记忆可以重建。”

这个提议引起了热烈讨论。论坛主席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作为下一届论坛的主题。

论坛结束后，苏晚回到酒店房间，疲惫但兴奋。手机里已经收到了几十封邮件：有学者约稿，有媒体采访请求，有机构合作邀请，还有顾承屿和怀瑾发来的问候。

她先给家里回了视频电话。屏幕上，怀瑾穿着睡衣，抱着小熊：“妈妈，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爸爸说你在香港讲话，好厉害！”

“妈妈讲得好吗？”

“好！虽然有些听不懂，但妈妈站在台上，像老师一样！”怀瑾眼睛发亮，“我以后也要像妈妈一样，站在台上讲故事。”

苏晚笑了：“好啊，妈妈等你。”

顾承屿接过手机：“演讲顺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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