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墨迹与血缘（1/2）
爱丁堡的雨下得细密而持续，像一层灰色的纱幕笼罩着整个城市。埃文站在皇家英里大道的一栋乔治亚风格住宅前，按下门铃时，手指上沾了些许潮湿。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深色头发中夹杂银丝，戴着眼镜，笑容温和。
“理查兹先生？我是艾莉森·考克斯，亨利的曾孙女。请进。”
客厅里壁炉烧着炭火，驱散了深秋的寒意。墙上挂着家族肖像——其中一幅正是亨利·考克斯，年轻，眼神锐利，穿着殖民官员的制服。
“感谢您愿意见我。”埃文在沙发上坐下，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资料，“我在研究费明理·理查兹——您曾祖父在缅甸时认识的一位英国学者。根据记录，他们1904年在景栋有过交集。”
艾莉森递过一杯红茶：“我曾祖父的日记里确实提到过一位‘F.R.先生’。他说这位先生很特别——不像其他英国人那样只对收集古董感兴趣，而是花大量时间学习当地语言，记录民间故事。”
她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厚重的皮质日记本。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埃文小心地翻到1904年3月的部分：
“1904年3月17日，景栋。今天在掸族头人的宴会上遇见F.R.理查兹先生，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学者。他居然能用简单的掸语与头人交谈，令我惊讶。晚餐后我们长谈，他问我收集那些佛像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为了保存艺术。他却说：‘但艺术只有在原有的文化语境中才有生命。把它们搬离寺庙，就像把鱼从水里捞出。’这话让我整夜难眠。”
“这里，”艾莉森指着另一段，“4月2日。F.R.生病了，我请了当地医生给他治疗。作为感谢，他送我一幅自己画的寺庙素描。我们在病床边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些西方人在东方的角色。他说我们像是一群闯进别人家客厅的客人，既被款待，又不完全受欢迎。这比喻很贴切。”
埃文快速记录着，同时用手机拍照。这些细节太珍贵了——费明理在与同代人的对话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文化掠夺的反思。
“您曾祖父后来和费明理还有联系吗？”
“有书信往来，持续到1908年左右。”艾莉森又取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叠用丝带捆扎的信件，“后来渐渐少了。我曾祖父1910年调往印度，再后来一战爆发……这些信我父亲一直保存着，说虽然两人后来走了不同的路，但那几个月的友谊是真诚的。”
埃文小心地展开其中一封信。费明理的笔迹他很熟悉了，但这封信的措辞格外恳切：
“亲爱的亨利，感谢你寄来的照片。看到那些佛像被安放在你伦敦家中的书房里，我感到复杂。一方面，它们确实得到了妥善保存；但另一方面，我想象着它们在缅甸寺庙中被信徒供奉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困境——我们拯救了物品，却抽离了它们的灵魂。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记录下它们原本属于哪里，原本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落款是1906年9月，昆明。
“他曾祖父后来改变收藏方式了吗？”埃文问。
“某种程度上是的。”艾莉森指向客厅角落的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几件东南亚文物，每件记录了来源地、功能、文化意义。而且他晚年将大部分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条件是必须完整展示这些背景信息。”
这个细节让埃文心中一动。他想起费明理在大英博物馆的捐赠品也有类似特点。也许在那个时代，已经有少数西方收藏家开始意识到问题，并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试图纠正。
“这些资料，我可以复印或拍照吗？为了研究。”
“当然。事实上，”艾莉森微笑，“我父亲生前常说，这些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知道。不仅是我们家族的故事，还有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如果你们的研究能让它们重新被看见，那就太好了。”
埃文花了整个下午整理资料。离开时雨停了，爱丁堡的天空露出一角灰蓝。他站在皇家英里大道上，看着古老的建筑在暮色中亮起灯火，忽然理解了费明理那句话的分量：“每一件离开故土的文物背后，都有一段被遗忘的故事。”
现在，他和苏晚正在做的，就是让这些故事重新被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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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昆明研究中心。
苏晚正在主持第一个验证案例的内部研讨会。会议室的白板上贴满了亨利·考克斯的资料：照片、日记摘录、信件、文物照片，还有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调取的入藏记录。
“从现有证据看，费明理名单上的第一个点已经基本验证。”周敏博士总结道，“亨利·考克斯确实在1903-1905年间在缅甸活动，收集了大量掸族和缅族文物。他与费明理的交往也得到证实，而且这段交往似乎影响了他的收藏理念——他后期的记录更完整，捐赠时也要求展示背景信息。”
李远博士补充：“但这里有个伦理问题：我们在论文中该如何呈现考克斯？是批评他作为殖民官员的文物收集行为，还是肯定他后期的转变？或者两者都呈现？”
这个问题让会议室安静下来。苏晚看着白板上那些跨越百年的纸张和图像，想起费明理在名单前言中的话：“真相的目的不是谴责，是理解。”
“我认为应该呈现完整的脉络。”她缓缓开口，“先客观描述事实：考克斯作为殖民体系的一员，利用身份便利收集文物。然后呈现转变：与费明理的交往引发反思，后期改进记录和捐赠方式。最后分析意义：在那个时代，这种个体层面的反思和改变虽然有限，但显示了文化接触的复杂性——不只有掠夺，也有对话和影响。”
“会不会被批评为‘洗白殖民历史’？”有人担忧。
“如果我们诚实地呈现所有层面，就不存在洗白。”陆景行接话，“关键是保持平衡：既不过度美化个体的善意，也不忽视结构性的不平等。费明理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展示这种张力。”
会议最终确定了论文框架。散会后，苏晚独自留在会议室，整理着散落的资料。窗外的银杏树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的枝干指向天空，像在书写某种密码。
手机响起，是张艾米丽。苏晚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苏老师，听说你们在写考克斯的论文？”张艾米丽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我有个建议：在提到文物现状时，可以补充一句‘部分藏品现藏于瑞士苏黎世某私人博物馆’。那批东西是我祖父1989年从考克斯孙子手里买的，手续齐全。”
这话带着多重信息：她知道研究进展，她有具体情报，她在展示自己的价值。
“感谢提供信息。”苏晚保持专业语气，“但我们需要核实来源。如果您有相关文件，可以发给我们参考。”
“会发的。另外，”张艾米丽顿了顿，“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约翰·卡特莱特——不是费明理的朋友那个卡特莱特，是他的堂弟，在南洋活动。我这里有他1907年写给家人的信，提到和费明理在槟城的相遇。有兴趣吗？”
“需要看具体内容。”
“明天发你邮箱。不过苏老师，我很好奇——你们研究这些百年前的旧事，最终想达成什么？让文物回归？还是仅仅满足学术好奇心？”
这个问题很尖锐。苏晚思考片刻：“首先是为了理解历史。理解西方人如何在东方活动，当地人如何应对，文物如何在这样的互动中流动。其次是为了对话——基于事实的对话，关于文化遗产、历史责任、未来合作。至于文物回归，那是复杂的法律和外交问题，不是学术研究能解决的。”
“很坦诚。”张艾米丽似乎笑了笑，“那我再坦诚一点：张家愿意资助你们的研究，是因为这些历史研究实际上在梳理文物市场的‘家谱’。搞清楚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它的价值就不只是艺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而历史价值，在今天的市场上有新的价格。”
原来如此。学术研究无意中成了文物鉴证的补充。苏晚感到一种荒诞：最纯粹的知识追求，在现实中总会与各种利益纠缠。
“我们的研究结论对所有读者公开，不会为特定目的服务。”
“当然，学术独立嘛。”张艾米丽的语气听不出是赞同还是讽刺，“明天见资料。”
电话挂断。苏晚站在窗前，看着暮色四合。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像星星坠落人间。
陆景行敲门进来：“张艾米丽？”
“嗯。她手上有卡特莱特的信。”
“意料之中。”陆景行递给她一杯热茶，“她在建立自己的价值——通过提供我们需要的资料，换取某种形式的合作甚至影响。这是博弈。”
“我知道。”苏晚接过茶，“但那些资料确实有价值。费明理在槟城的活动，我们之前几乎一无所知。”
“那就谨慎使用。所有资料多重验证，来源标注清楚，结论基于事实。”陆景行看着她，“苏晚，这条路注定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值得走。”
苏晚点点头。她想起伦敦会议上的那位肯尼亚学者的话：“我们需要寻找那些沉默的声音。”现在，她不仅在寻找沉默的声音，还在梳理那些曾经响亮但被遗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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