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群魔乱舞（下）（1/2）

事实上，此时“起义军”之类的称呼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处于当时历史现场的起事者不过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人。

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

“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

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天灾，还有大明王朝本身。

民众的变乱随着灾情饥荒的发展而不断升级。

延安府等地本就贫瘠，加之连年旱涝，清涧、安定、宜川、米脂等县更是因灾生疫。

百姓“或以灾祲荒芜、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盗贼外窜，颠连疾苦，情景堪怜。

这些起事的人，大多不是什么“反贼”，只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史载他们“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举家相随，只为活命。

抢到粮食就分着吃，抢不到就挖草根。

有州县官曾问过一个跟着王嘉胤的老农：“你不怕杀头吗？”

老农答：“杀头不过一刀，饿死却要受几天罪，不如拼了。”

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同样深陷困境。

天灾下百姓以野草、树皮充饥，米价涨至每石白银四两至六两。

而官府“新旧并催”赋税，百姓“鬻子卖妻，剜心敲髓”。

山西北部的大同府亦是边防重镇，边军“十月无粮”，军屯被占、沦为私役。

早在天启七年冬就发生过阳和标兵哗变，乱局一触即发。

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陕西三位封疆大吏。

三边总督史永安、延绥巡抚岳和声、陕西巡抚胡廷宴，却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错路”。

史永安：上疏无策的“传声筒”

三边总督史永安掌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本是平乱核心。

可这位总督在崇祯元年九月被以建魏忠贤生祠罢免前。

大半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向朝廷告急。

他看得清问题的根源——军饷欠得太多，边军活不下去，才会跟着乱民走。

在他的奏疏里，满是对军饷的焦虑：

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上奏“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

延绥镇数万饥饿的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火山之爆发就在一发之间！

可除了上疏，史永安几乎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他既没派兵去剿那些刚起事的小股义军，也没想着安抚饥民。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能动。

当时朝廷的注意力全在辽东，后金的威胁还没解除，根本没心思管陕西的“小乱”。

史永安的奏书送上去，大多石沉大海。

偶尔有批复，也只是“着该督自行筹措”“严饬将领约束士兵”之类的空话。

而此时史永安刚刚接任三边总督不久，整顿屯田还未收到成效。

三边的军饷全靠朝廷京运，大军一动金山银山米山面山；

他手中无粮无饷，连麾下标营都不敢动——怕士兵出营剿贼剿着剿着就投贼了；

加之民乱本属陕、延两位巡抚职责，他主防蒙古套部，不便越俎代庖。

于是，这位三边总督，无奈就成了个“传声筒”。

把陕西的困境传给朝廷，再把朝廷的空话传给地方。

眼睁睁看着起义军从几十人、几百人，变成几千人、上万人。

岳和声：讳疾忌医的“甩锅者”

面对起义军崇祯元年二月才上任的延绥巡抚岳和声比史永安更消极。

他管着延绥镇的民政和部分军务，最清楚边军和饥民的困境，却因病重无力理政、更怕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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