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清单的重量、拒绝的耳光与笔记的“曝光”（1/2）

地砖问题的讨论，在赵哥的倡议下，暂时从情绪的宣泄转向了事实的收集。但这转向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变得轻松，恰恰相反，它让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的骨感，以一种更具体、更不容回避的方式，呈现在梁承泽和邻居们面前。

周末的社区活动角，赵哥带来了他和其他几位邻居共同整理的“地砖破损问题清单（初稿）”。不是电子文档，而是几张用圆珠笔写在从孩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的记录，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斜，还附着用手机拍摄后打印出来的、像素不高的照片。清单列了七处最严重的点位，分布在三栋楼前，描述直白：“7号楼东侧单元门前，凹陷约5厘米，雨后成坑，曾绊倒送奶工一次。”“3号楼与4号楼之间步行道，三块砖碎裂，边缘锋利，儿童玩耍易划伤。”“9号楼后垃圾站旁，大面积松动，踩上去溅水。”

赵哥把这几张纸摊在桌子上，大家围拢过来看。现场一时安静。清单上的文字和模糊的照片，比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抱怨，更有冲击力。那些具体的“凹陷约5厘米”、“绊倒送奶工”、“边缘锋利”的描述，让危险变得可触可感。

“赵哥费心了，弄这么清楚。”刘老师拿起一张纸，仔细看着。

“光清楚没用啊，”一位住在7号楼的阿姨叹了口气，“以前也跟物业反映过，来人看了看，说‘知道了，上报’，然后就没了下文。咱们这清单，递过去就能管用？”

“就是，物业那帮人，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另一位大叔附和道，语气里是长期积累的无奈。

梁承泽看着清单，也听着大家的议论。他知道，问题的关键点已经浮现：信息收集是基础，但如何将这份基于居民共同关切的“证据”，转化为有效的“施压”或“协商”筹码，推动责任方（物业）采取行动，才是真正的挑战。 这涉及沟通策略、代表选择、可能的反复拉锯，甚至需要一点博弈智慧。这对于习惯了一有问题就@“小梁”或者私下抱怨的邻居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更复杂的行动领域。

“周老师”清了清嗓子，看向赵哥和几位整理了清单的邻居：“赵哥，还有这几位邻居，你们既然把情况摸得这么清楚，又都是直接受影响的人，愿不愿意作为咱们楼栋的代表，拿着这份清单，先去跟物业的片区经理正式谈一次？咱们不吵不闹，就是摆事实，讲清楚安全隐患，要求他们给个明确的维修计划和时间表。”

赵哥搓了搓手，有些犹豫：“我去谈……行是行，可我嘴笨，怕说不到点子上。”

“我跟你一起去！”那位7号楼的阿姨主动说，“我家孩子小时候就在那水坑边摔过，我有话要说！”

另外两位邻居也表示了愿意同行。

一个初步的“业主代表沟通小组”算是有了雏形。但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需要约定时间、联系物业、准备更充分的说辞（可能还需要补充一些法规依据，比如物业合同中关于公共区域维护的条款），甚至预判对方可能的推诿借口并准备应对。

梁承泽感到自己在这个议题上的角色很微妙。他并非直接受影响者（他住的3栋楼道状况尚可），也缺乏与物业打交道的经验。他能提供的，更多是思路上的支持（比如建议沟通时全程录音、保留书面沟通记录等原则），以及作为“社区记录者”的关注。他再次体会到，在真正的社区公共事务协商中，那些拥有直接利益相关性和行动勇气的邻居（如赵哥），才是真正的主角。他的角色正在从“问题解决中心”向“支持网络节点”和“过程观察者”进一步演化。

活动结束后，梁承泽心情有些沉重。地砖清单像一块有形的石头，压在他的意识里。他意识到，社区建设一旦触及资源分配和责任归属，其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便会急剧上升。这与他之前参与的技能交换、知识分享、乃至宣传栏改造那种“增量创造”性质的活动，性质截然不同。这是“存量问题”的解决，涉及利益方博弈，过程可能曲折，结果也未必圆满。

就在他带着这份沉重感，准备去“数字门诊”的值班台做本周的收尾工作时，一位之前不太熟悉的老大爷，拄着拐杖，有些蹒跚地走到了他面前。老大爷姓刘，住在5栋，是“社交角落”的常客之一。

“小梁……是吧？”刘大爷声音有些沙哑，“我听说，你这里……能帮人弄弄手机？”

“是的刘大爷，您有什么问题吗？”梁承泽连忙起身，拉过一把椅子。

刘大爷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老款智能手机，屏幕磨损得厉害。“我……我想学学，怎么用这个……给我孙子打视频电话。我儿子教过我几次，我老了，记不住。他们工作忙，也不好总问。”他的眼神里混合着渴望、窘迫和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

梁承泽心头一软。这似乎是“数字门诊”最典型、也最应该帮助的需求。他接过手机，耐心地开始讲解：“刘大爷，咱们先找到微信，对，就是这个绿色的图标……”

他讲得很慢，每一步都让刘大爷自己操作，反复确认。然而，刘大爷的手指因为年迈和可能的轻微颤抖，总是点不准图标，或者误触到其他地方。手机反应又慢，每次误操作都要等待半天。教学进程异常缓慢且充满挫折。更让梁承泽感到棘手的是，刘大爷似乎对抽象的“图标”、“界面”、“返回键”这些概念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他更依赖机械的记忆：“先点这个绿色的，然后找那个带加号的……”

教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刚刚勉强完成添加联系人（还需要梁承泽帮着输入微信号）的第一步。刘大爷已经有些气喘，额头上也冒出了细汗，眼神里的渴望逐渐被一种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取代。“我太笨了……学不会……算了，不耽误你时间了。”他摆摆手，想要拿回手机。

梁承泽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无力感和同情。他知道，对于刘大爷这样高龄、且可能有一定认知或操作障碍的老人来说，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视频通话这样相对复杂的操作，门槛实在太高了。门诊提供的“操作指导”模式，在这里几乎失效。刘大爷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甚至可能是代劳性质的辅助者，或者，是一个更简单、更适配他身体条件的通讯工具（比如老年机的大按键视频功能？但这又涉及到设备更换和重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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