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晨光漫窗 心向远方(1/2)
2000年7月30日,周日清晨,东四胡同办公室。
晨光从东窗斜射进来,在橡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暗交界线。我坐在光明的那一侧,手里握着钢笔,面前摊开着昨天会议的记录。
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场无声的辩论。
左边一列是昨天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高军的现金流警告、王工的技术焦虑、李薇的市场质疑、张颖的财务测算。
右边一列是我深夜写下的批注,用红笔,字迹比平时潦草,透着某种急于理清头绪的迫切。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没有会议记录,只有一行加粗的字:
“第一天: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那是七天前,我在这张桌上写下的。现在想来,那时以为的“问题”是多么单纯——只是芯片需要钱,我们需要找到赚钱的业务。
经过昨天的会议,我才真正明白: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状结构。
我放下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这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窗外,胡同开始苏醒。
先是远处传来三轮车的铃铛声,那是送牛奶的。
接着是对面院子开门的声音,拖鞋在青石板路上拖沓的声响。
再然后,是油条下锅的滋啦声,香味顺着晨风飘进来,混合着胡同特有的潮湿青苔味。
这些声音和气味让我平静。
商业的焦虑是抽象的,是电子表格里的红色数字,是PPT上的风险列表。
而生活的细节是具体的,是一根炸得金黄的油条,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豆浆,是邻居大爷那句“吃了吗,您嘞?”的问候。
我需要这种具体。它像锚,把我从过于宏大的战略思考里拉回地面。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七点半的胡同,阳光正好。梧桐树的叶子在晨光中近乎透明,叶脉清晰可见。几只麻雀在屋檐下跳来跳去,争夺着什么食物碎屑。远处,什刹海的方向传来隐约的鸽哨声,悠长,空灵。
“重生七年,”我对着窗外轻声说,“你还是需要这些瞬间来确认自己活着。”
不是作为“重生者”,不是作为“星海创始人”,不是作为“投资芯片的十六岁少年”。
只是作为田浩彣。一个会在清晨站在窗边发呆的普通人。
手机震动起来。
我看了眼屏幕——高军。接通的瞬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
“小田总,吵醒你了?”
“没,在办公室。有事?”
“韩国那边回信了。”他顿了顿,我几乎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整理措辞的样子,“SM公司的李秀满,希望八月中下旬在汉城见面。”
我握手机的手紧了紧。
“具体?”
“邮件是昨晚发的,我今早才看到。对方说,看了《Genesis》在亚洲的发行数据,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成绩,认为我们有国际运营能力。”高军语速加快,“他们想谈的不仅是唱跳组合的培养和打造,还有音乐内容的跨国整合。”
我走回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等待开机的那几十秒里,脑子里快速闪过几个念头。
SM公司。李秀满。
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
不单是因为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知道他未来会打造出东方神起、少女时代、EXO。
也不单是因为99年那次饯行晚宴上,周生提及学习韩国模式时,对其的大加赞赏。(详见第68章)
而是因为我在香港时,真真切切在唱片店里见过H.O.T的专辑。那些鲜艳的封面,那些张扬的造型,和当时大陆、港台完全不同的偶像工业逻辑。
而是因为5月中旬的那次会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详见109章)
“当时是通过共荣音乐和他们接触过,”高军继续说,“没有落实到纸面。这次看来是动真格的。”
电脑屏幕亮起来。我点开邮箱,果然有一封未读邮件,发件人邮箱后缀是@snt.**.k*r。
邮件不长,英文写的,措辞礼貌但直接。大意是:SM Eai 董事长李秀满先生对田浩彣先生的音乐事业和商业视野印象深刻,诚邀八月中下旬访问汉城,探讨双方在娱乐内容领域的深度合作可能性。落款是“Ki Young-”,职位是海外事业部部长。
金英敏。
这个名字我知道。在未来,他会成为SM的CEO,但现在,他应该还是个三十出头的部门负责人。
“小田总?”高军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在看邮件。”我说,“八月中下旬……具体时间他们提了吗?”
“没具体说,让我们定。但提到了八月底他们有个新团出道,可能希望在那之前。”
新团出道。我快速检索记忆——2000年8月,SM要出道的新团是……神话?
1998年出道的神话,其实2000年正是他们上升期。不对,记忆有混淆。
神话是1998年出道,那2000年出道的可能是……宝儿?不,宝儿是2000年8月25日在韩国出道,但她是Solo歌手。
记忆的碎片总是这样,越是努力回想,越是模糊不清。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会。
“高哥,”我说,“你查一下八月我们的日程。清华新生见面会是哪一天?”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页的声音。“8月18日,周五。”
“那我们就定13-17号之间。去四到五天。”我快速计算,“13号周日出发,17号周四回来,正好赶上周五的新生见面会。”
“明白。我让助理订票。团队呢?带谁去?”
我思考了几秒。
“你肯定要去。”我顿了顿,“再加个翻译。我们三个就够了。对了,把王工叫上,顺便考察游戏。”
“不带林浩?音乐合作这块……”
“第一次见面,先不谈具体的音乐合作。重点是整体的合作框架。”我说,“如果谈得好,第二次再带林浩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听见高军轻微的呼吸声,知道他有话想说。
“高哥,直说。”
“小田总,”他的语气变得谨慎,“昨天开会,大家虽然最终支持了战略,但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现在突然要去韩国,团队会不会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胡同里一个老爷子提着鸟笼慢悠悠走过。
“高哥,你知道昨天会议结束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是什么?”
“不是大家的担忧,而是大家愿意在担忧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我说,“王工担心技术,但他还是接下了游戏事业部的担子。李薇怀疑支付系统的商业价值,但她已经开始做落地计划。张颖算了那么多风险,但她的最后一句是‘我会盯紧预算’。”
我停顿了一下,让这些话沉淀。
“他们不是盲目乐观,是清醒的勇气。这种勇气,比单纯的热情更珍贵。”
电话那头安静了。过了几秒,高军才说:“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开始准备。”
“等等,”我想起什么,“你刚才说是通过共荣音乐和SM接触的。杨峻荣那边知道这个进展吗?”
“邮件抄送他了。他应该已经看到。”
“好。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对李秀满的了解,还有韩国游戏市场的看法。”我说,“另外……朴振荣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问题让高军愣了一下。“朴振荣?那个给张学友写《头发乱了》,后来又自己发布韩语版的那个?”
“对。我记得之前听谁提过,他在筹备新公司。”
“哦,对。”高军试图回忆着,“好像是杨峻荣提过一嘴。怎么,你对他感兴趣?”
“都是音乐人,有机会可以见见。”我没有说更深层的想法——朴振荣和SM的李秀满代表了韩国流行音乐的两种路径,而这两种路径,未来都会深刻影响亚洲娱乐产业。
但那是后话了。眼下,先聚焦SM。
挂断电话后,我没有立即开始工作,而是重新坐回桌前,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迹慢慢凝聚。
我在想,这次韩国之行,到底应该设定什么目标?
不是谈判桌上的目标——那些可以和高军、王工一起制定。而是更深层的,属于我个人的目标。
我想起1994年第一次来北京。那时我十岁,包里装着手稿和乐谱,心里装着一个孩子试图挣脱束缚的倔强。
六年过去了,我要去汉城,包里会装着星海的数据、音乐的蓝图、游戏的方案。心里装的,是一个创业者试图连接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野心。
这六年,我变了多少?又有什么没变?
笔尖落下。
“韩国之行,三个目标:”
“1.理解韩国娱乐产业的运作逻辑。不只是SM,是整个系统——练习生制度、偶像培养、内容生产、海外扩张。”
“2.找到星海在亚洲的定位。我们不是纯粹的中国公司,也不是要成为韩国公司。我们是什么?”
“3.为《传奇》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不是简单的代理,是能让我们掌控命运的模式。”
写完这三行,我停下笔。
第三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这次韩国之行也找不到答案。但至少,我要开始问这个问题。
窗外传来敲门声。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王工。他看起来没睡好,眼袋很重,但眼神里有种技术人特有的专注光芒。
“田总,听说要去韩国?”他直截了当。
“高军给你打电话了?”
“发了短信。”王工走到桌前,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我昨晚整理的,关于韩国游戏产业的资料。还有《The Legend of Mir 2》的初步分析。”
我接过文件夹。第一页就是一张表格,列着韩国主流游戏公司的数据:NCsoft、Nexon、Webzen……还有Actoz,《传奇》的开发商。
“数据与之前的报告有偏差,Actoz规模不大,”王工指着数据,“员工五十人左右,之前做过几款不温不火的游戏。《传奇》是他们押注的作品,但从七月份上线一个月的表现看……一般。”
“多一般?”
“同时在线峰值一万二,月收入预估三十万美元。”王工推了推眼镜,“在韩国,这算是二线偏下的成绩。NCsoft的《天堂》同时在线五十万,月收入过千万美元。”
我翻到下一页,是王工团队对《传奇》游戏性的分析。
写得非常技术化,但核心观点清晰:游戏画面粗糙,玩法简单,但正因为简单,容易上手,适合网吧环境。
“这是我们的机会,”王工说,“韩国玩家可能觉得太简单,但中国玩家,特别是第一次接触网络游戏的玩家,可能需要的就是这种简单。”
我抬起头看他:“所以你认为,《传奇》在中国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但必须改。”王工的语气坚定,“经济系统要重做,外挂防护要从底层设计,社交系统要加强。而这些,都需要源代码的修改权限。”
“有没有可能通过SM接触到Actoz,同时帮我们争取到这个权限吗?”
王工沉默了几秒。“难说。SM和Actoz是两家独立的公司,SM可能只是有接触渠道,但能不能说服Actoz给源码,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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