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暂停回乡 闭关高考（1/2）

从上海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闭眼靠在舷窗边。机身微微震颤，云海在下方铺展成无垠的雪原。

半年了——公司管理、芯片投资、专辑发行、高考备战。这几条线，像不同颜色的丝线，在我十六岁这年紧紧绞在一起。

而接下来半个月，我要把其他暂时放下，只握住最后一条。

落地首都机场时，傍晚的天色正在转暗。高军已在出口等候，手里拿着文件袋。

“小田总，直接回公司？”他接过我的背包。

“嗯，车上说。”

高军递过一份简报：“《Genesis》首日数据初步反馈。布兰妮的团队很满意，说MV在MTV台单日播放超过二十次。”

我快速浏览数字：“《华夏》呢？”

“还在铺货，6月30日正式发行。不过滚石那边传来消息，台湾几家电台已经提前拿到试听碟，《俑》昨天在中国广播公司首播，反响……”他顿了顿，“很两极。有听众打电话来说‘听哭了’，也有乐评人在报纸上写‘故弄玄虚’。”

“两极才好。”我把简报还给他，“最怕的是没声音。”

车子驶入东四胡同，夏夜的微风穿过车窗，带着北京胡同特有的烟火气——炒菜油香、煤球味、还有不知哪家飘来的茉莉花香。

公司会议室里，核心团队已等在桌前。这是高考前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从今天起到7月9日期间，公司所有日常决策，由高总全权负责。”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高军、赵振、王工、张颖、林浩，“超过五百万的投资、核心艺人合约变更、战略方向调整——这些等我考完回来处理。其他一切，你们定。”

没有人说话，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鸣声。

“明白。我们已经制定了‘临时联络预案’，各部门都有应对机制。”高军点头：“另外，三联书店李泽明那边昨天来电，问《鬼吹灯》第二部稿子进度。”

我这才意识到，原计划五月底完成的《鬼吹灯》第二部，却因各种琐事一拖再拖，至今只写了开头三章。

“问题不大。”我说，“月底前交稿。”

散会后，我独自留在会议室。窗外，胡同里的路灯渐次亮起，飞蛾在光晕中飞舞。

手机震动，是姐姐的短信：

“弟弟，听说你回北京了？复习得咋样了？”

我回复：“刚回。复习在按计划走。你呢？”

“做不完的卷子，背不完的单词。不过……挺好的，踏实。”

我想了想，打字：“踏实就好。一起加油。”

“嗯。加油。”

对话很简短，但有种默契的平静。就像两艘夜航的船，在黑暗的海面上看见彼此桅杆的灯光，知道方向大致相同，就足够了。

6月19日—6月28日，闭关赶稿。

这十天，我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双重节奏：白天处理公司收尾事务，签署文件，听取汇报；晚上则沉入另一个世界——陕西的黄土高原、深埋地下的古墓、胡八一、Shirley杨和王胖子的探险。

写《龙岭迷窟》时，我刻意避开了“先知”对后续情节的全部记忆。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桥段、反转、名场面，被我主动封存。我只保留第一部的设定、人物性格和基本世界观，然后重新构建故事：

胡八一等人根据孙教授留下的线索，前往陕西古蓝县寻找“雮尘珠”。在龙岭迷窟中，他们不仅要面对机关陷阱、神秘生物，更要解开唐代风水大师李淳风留下的谜题。

我融入了更多历史考据——唐代墓葬规制、陕西地方风物、甚至参考了《酉阳杂俎》中的志怪记载。

每晚写到凌晨两三点，手边的浓茶换了又换。有时卡在某个情节，我会起身走到窗前，看北京沉睡的街巷。远处偶尔有夜班公交驶过，车灯划破黑暗，像流星短暂地划过夜空。

写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闭关。在创造那个虚构世界的过程中，我暂时忘记了芯片、专辑、高考，忘记了重生者的身份，只是一个想把故事讲好的人。

6月28日晚，书房。

桌上摊满资料——陕西地图、唐代服饰图鉴、风水典籍复印件。电脑屏幕上是《龙岭迷窟》的最后一章：

“胡八一擦去额头冷汗，手中的狼眼手电照向前方幽深的墓道。

壁画上的飞天仿佛在黑暗中缓缓舞动，朱砂历经千年依然鲜艳如血。

王胖子在后面嘟囔：‘老胡，咱这趟要是能出去，我请你吃一年的羊肉泡馍……’

Shirley杨却沉默着，她的目光落在墓室中央那尊无面石像上。

石像手中捧着的，不是预期中的雮尘珠，而是一卷斑驳的竹简。

‘也许，’她轻声说，‘我们要找的从来不是珠子，而是答案。’”

我敲下最后一个句号。

全书二十八万七千字，比第一部更紧凑，也更有质感。

没有了“先知”的捷径，每一个情节都需要自己推敲，每一段对话都需要自己打磨。

但正因如此，写完的那一刻，有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我附上一页手写后记：

“考古不是盗墓，是对话。与古人对话，与土地对话，与时间的尘埃对话。

而所有对话的前提，是敬畏。

——田浩彣，2000年6月29日凌晨，于北京”

将稿件扫描、打包，发往李泽明的邮箱。发送成功提示弹出时，窗外天边已泛起鱼肚白。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很酸，眼睛发涩，但心里很静。

6月29日—6月30日，最后的交接。

《鬼吹灯》交稿后，剩下的两天用来做最后的工作收尾。

《Genesis》的首月数据预测出炉——全球销量有望突破百万，Jive唱片已着手准备庆功派对邀请。“布兰妮想请你参加，”高军说，“但她状态不太稳定，心理医生建议减少公开露面。”

《华夏》专辑正式进入发行倒计时。台湾滚石传来最新的电台反馈数据：《俑》在知识群体中获得高度评价，但在普通听众中接受度有限。“不过，”杨峻荣在电话里说，“这种争议本身就在我们的预期内。你要的本来就不是口水歌。”

6月30日晚，我收到高军的短信：

“《华夏》今日正式发行。台北诚品书店门口排了队，有读者说等了两个月。另，《俑》在中国广播公司二次播出，有听众打电话到电台，问‘那个唱秦腔的年轻人是不是疯了’。”

我回复：“没疯，只是醒了。”

然后关机。

翌日，周六。

我站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手里握着飞往宜宾的机票。

登机前，我给高军发了最后一条短信：“一切按计划执行，勿念。”

飞机穿过云层，三个小时的航程里，我关闭了所有商业思考。

从背包里拿出高中数学课本，开始看三角函数。邻座的中年男人瞥了一眼，笑了笑：“小伙子，这么用功？”

“高考。”我简短回答。

他点点头，不再打扰。那一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赶考学生。

下午两点，飞机降落在菜坝机场。

热浪扑面而来，长江边的湿热与北京的干热不同，更黏稠，更厚重，像一层看不见的膜裹在身上。

我拖着简单的行李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半箱复习资料——走向长途汽车站。

开往县城的客车驶出车站。

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渐渐变为乡村，高楼变成丘陵，广告牌变成稻田。

我靠着车窗，看着熟悉的风景一幕幕掠过。

六年了，这条路没变，路边的树没变，远处青山如黛的轮廓也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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