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芒市的“地图”（2/2）

陈砚双手接过那半枚军章。金属冰凉粗糙的触感传来，却仿佛带着当年佩戴者的体温和雨林的湿气。他凝视着那三个字，耳边蓦然回响起陈铭日记中，某页记录士气的文字里，那句力透纸背的话：“200师，永不退！”这枚残缺的军章，就是这句誓言最悲怆的见证。

李勇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老旧的相册。翻开，里面多是些黑白或泛黄的照片。他指着一张大约两寸的黑白合影。照片背景模糊，像是某个简易的营地。中间是年轻许多的李大海，虽然瘦削，但眼神坚定。紧挨着他站着的，是一个穿着不合身军装、戴着卫生员臂章的年轻人。他比李大海略矮，脸庞清瘦，嘴角微微抿着，眼神望向镜头之外，带着一丝超越年龄的沉静与疲惫。

“这就是陈铭。”李勇的声音柔和下来，“俺爹说，他话不多，但心特别细。每次找到新水源，他总要自己先尝一口，确认没事才让大家喝。有一次为了给一个高烧说胡话的伤员喂水，情急之下用了没完全过滤的溪水，结果他自己感染了疟疾，高烧昏迷了好几天，差点就没挺过来……醒来第一句话，是问那个伤员退烧了没。”

陈砚看着照片上那张年轻而陌生的脸，试图与日记里那个记录“雨”、“战友们还在走”的笔迹主人重叠。心细如发，先尝水源，为救他人不惜己身……这些细节，让那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人物，骤然变得血肉丰满，呼吸可闻。他不再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符号，而是一个会在树皮上刻字、会为战友冒险、会固执地记录同伴名字的、活生生的年轻人。

“李叔，”陈砚抬起头，目光灼灼，“我想去野人山看看。不去打扰长眠的英灵，只是……沿着这张地图，去走一走他们走过的路，去看看那些地方。哪怕只是站在那片坡地上，感受一下。”

李勇看着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默默卷起桌上的地图，重新用油纸包好。然后，他点了点头，语气坚定：“中。俺陪你去。俺爹走前拉着我的手说，野人山，在别人眼里是‘死亡之地’，可在他和那些弟兄们心里，是用脚一步步踩出来的‘希望之路’。哪怕只有一寸，也是往家的方向挪了一寸。是该有人去看看，去记住。”

陈砚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拿出手机，将地图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注记，都仔细拍摄下来。他暗下决心，这些地点，这些坐标，不能再仅仅停留在一张私藏的地图上。他要把它们写进书里，写进更广泛传播的文字里。他要让每一个“埋骨点”，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冰冷的标注，而是一个有故事、有姓名（哪怕暂时无名）需要被铭记的所在。

就在这时，李勇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拍了拍额头：“哦，对了。俺爹还提过一桩事，时间有点模糊了，大概也是四二年夏天。他说，有次在靠近野人山边缘的地方，听说有架外国飞机迫降了，好像是苏联的。上面派了附近一支小部队去搜救，陈铭所在的卫生队也有人被抽调去帮忙。陈铭好像也去了，还帮着给那个受伤的飞行员包扎过。俺爹说，陈铭回来还念叨，说那个大个子飞行员，疼得龇牙咧嘴，还冲他挤眼睛，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谢谢，同志’。”

陈砚的心脏猛地一跳，握住军章的手下意识收紧。苏联飞行员？迫降野人山边缘？四二年夏天？

时间、地点、事件类型……都与伊万·彼得罗夫的经历有某种模糊的契合。虽然武汉空战主要发生在1938年，伊万迫降东湖也是1938年，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活动持续时间更长，而且战况混乱，记录不全，是否存在其他迫降事件？军号上“伊万”的刻痕，除了武汉的赠予，是否还可能藏着另一段在滇缅绝境中的生死交集？

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像一道微弱却执拗的光，穿透了历史的层层迷雾。它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许是一条尚未被发现的、连接两条英雄轨迹的隐秘伏线。

“那个飞行员，有什么更具体的特征吗？或者，陈铭还说过什么？”陈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李勇努力回想，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太久远了，俺爹也是随口一提，没细说。就记得说是苏联的，个子高，鼻子挺。陈铭好像还说，那飞行员身上有个小本子，宝贝得很，上面画着些东西。”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陈铭与伊万，中国远征军的卫生兵与苏联援华飞行员，两支看似平行的英雄血脉，是否曾在野人山边缘那险恶的丛林里，有过一次短暂而珍贵的交汇？军号的故事，是否比已知的更加曲折绵长？

这个疑问，与前往野人山实地探访的决心，一起在陈砚心中沉甸下来。追寻，远未结束。一段被尘封的“未竟页”，正等待着在真实的山水之间，被重新翻阅，被仔细辨认。而那枚静静躺在掌心的、刻着“200师”的残缺军章，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切追寻的重量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