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葬仪观念：从族坟墓到俑代变革（2/2）

公墓：即王侯、卿大夫等贵族的家族墓地。由国家专职官员“冢人”管理，按照严格的爵位等级规划墓区、设定封土（坟丘）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数量。这里是宗法等级制在地下世界的精确投影。

邦墓：即“国民”（自由民、平民）的公共墓地。由“墓大夫”管理，也按族系规划，但显然没有公墓那样森严的等级标识。

2. 昭穆制度：永恒的伦常序位。

在公墓内部，墓位排列遵循“昭穆制度”：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双数世代居左（昭位），三世、五世、七世等单数世代居右（穆位）。这不仅是空间安排，更是辈分、亲疏、继承顺序的视觉化展现。它确保即使在死亡世界，宗族伦常和继承法统也井然有序。

3. 棺椁与礼器：最后的身份认证。

墓中的一切，都是死者身份的“说明书”。

棺椁重数：《礼记》载“天子之棺四重”（最内为水兕[si]革棺，其外椁等），诸侯三重，大夫两重，士一重。椁室的多少与规模同样等级分明。

礼器组合：即“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gui），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鼎内盛放的肉食种类（牛、羊、猪、鱼等）也因等级而异。这些青铜礼器是墓主生前参加祭祀宴飨权力的象征，死后带入地下，意在继续“事死如事生”的礼制生活，并昭告后人其尊贵身份。

车马坑：高等级贵族墓旁常有车马坑，殉葬真实的车马，象征其出行威仪和军事权力。

族坟墓像一座纪律严明的军营，死者按照生前的身份与血缘关系各就各位。它用最沉默的方式，强化着宗法社会的集体认同与等级观念。

三、春秋战国的变奏：俑的出现与厚葬的竞赛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葬仪领域也掀起了变革的波澜。

1. “俑”的登场与“以俑代殉”的意义。

以俑（陶俑、木俑、铅俑等）代替真人殉葬，是葬俗史上的一大进步。最早的俑可能模仿殉人，如战国楚墓中的木俑，有的持剑像卫士，有的捧物像侍女。

孔子对此曾有着名的抨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认为，用像人的俑殉葬，是残忍心态的开端，因为其本意仍是殉葬。但这恰恰说明，以俑代殉已成为一种被接受的、普遍的替代方案。它既满足了部分贵族延续“死后服务”观念的心理需求，又节约了宝贵的人力，是观念与现实妥协的产物。从人到俑，虽未彻底摆脱“视死如生”的旧框架，但毕竟是用无生命的象征物取代了生命本身，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进步。

2. 封土大墓的兴起与个体意识的萌动。

商和西周早期，墓上通常“不封不树”（没有坟丘，不种树）。春秋以后，高大的封土（坟丘）开始流行，如着名的孔子墓、战国中山王墓等。坟丘的出现，可能有防盗、标识、彰显地位等多重原因，但其视觉效果是强烈的：它让墓葬从一个隐藏于地下的家族节点，变成了一个突出于地表、宣示个人或家族荣耀的纪念碑。这或许反映了在宗法制松动的背景下，家族或个人荣耀感的强化。

3. 奢靡厚葬与防盗技术。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奢靡之风盛行，厚葬竞赛在贵族间展开。随葬品除了传统礼器，增加了更多奢侈品：精美的漆器、玉器、金银器、丝绸、甚至真实货币。这刺激了防盗技术的发展，如积石、积沙、暗箭、伏火等复杂机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椁室就有严密的石砌与积石结构。葬仪，成了财富炫耀与技术较量的奇特舞台。

4. 地域差异与观念多元化。

不同地区的葬俗差异显着。楚地流行神秘浪漫的漆木器、镇墓兽和帛画（如《人物龙凤帛画》），反映了其独特的鬼神观念。秦国则相对质朴务实，强调军功，墓葬中兵器比例高。这些差异，正是战国时代文化多元性的最后写照。

葬仪的变迁，像一面冷冽的镜子，映照出周代社会从神权血腥到礼制规范，再到礼崩乐坏、个体意识萌发的漫长历程。黄土之下的世界，始终追随着黄土之上的风云变幻。

（第119章完）

当最后一抔（pou）黄土覆盖棺椁，当殉人或陶俑在黑暗中定格，生者的世界便与死者的国度划清了界限。然而，对周人而言，这界限并非不可逾越。他们深信，有一整个鬼神的世界，与人间平行且交织。祖先的魂魄需要飨食，山岳河流自有精灵，吉凶祸福可由龟甲兽骨占卜窥探，而一些掌握了特殊技能与知识的人——巫、史、方士——则专职沟通两界。下一章，我们将踏入这片朦胧而活跃的信仰领域，探寻周人的鬼神世界，看祭祀的烟火如何上达天听，占卜的裂纹如何解读命运，而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灵与祖先之灵，又如何深刻地塑造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决策、社会伦理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