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三星堆对话：平行青铜文明的猜想（2/2）

璋与戈：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其基本形制与中原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这可能意味着某种极其古老的、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的文化底层联系，或者通过长江中游（如石家河文化）等中间地带的间接传播与变形。

尊与罍（léi）：三星堆也出土了少量青铜尊和罍，其造型与中原商晚期的同类器物相似，但纹饰（如爬龙、牛首）又带有自身风格。这可能是通过长江水道（三星堆遗址旁即有鸭子河，属长江水系）进行的极少量奢侈品交换或技术观念渗透的结果。但数量之少，说明这种交流并非主流，可能只是上层社会偶尔获得的“舶来品”。

海贝与象牙：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和本地（或南方）的象牙。这说明古蜀国可能拥有一条通往南亚、东南亚的贸易路线（即早期的“西南丝绸之路”雏形）。这条路线可能避开了中原，却将古蜀与更遥远的文明间接联系起来。

因此，最合理的图景或许是：古蜀文明在主体独立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长江流域或西南走廊，与外界保持着零星、偶然的接触，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但迅速将其消化、改造，融入自身强大的宗教与艺术传统之中。它与中原的关系，更像两个相邻却语言不通的巨人，偶尔交换一下手势和礼物，但各自沉浸在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与生存逻辑里。

三、对话的“沉默”：为何史书集体失忆？

最令人费解的是，如此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在先秦中原史家的记载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盟军中有“庸、蜀、羌、髳（áo）、微、卢、彭、濮人”。这里的“蜀”，很可能就是指古蜀国。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华夏典籍中罕见的“惊鸿一瞥”。但除此之外，再无详述。

原因可能在于：

地理隔绝：四川盆地四面环山（秦岭、大巴山、云贵高原），交通极其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地理的隔绝导致信息流通不畅。

文化异质：三星堆那套神权至上的文明模式，与中原逐渐理性化、政治化的“史官文化”格格不入。中原史官即使听到一些传闻，也可能因其过于“怪力乱神”而认为不可信，或干脆将其归入“蛮夷奇谈”，不予详细记录。

自我中心叙事：早期华夏史观是强烈的“中原中心论”。对于边疆地区，往往只记录其与中原发生政治、军事交集的部分，对其内部灿烂的文化成就缺乏兴趣和认知渠道。

于是，古蜀文明成了华夏主流历史叙事中的一个黑洞。它的存在被简化为一个遥远的、模糊的“蜀”字，其内部壮丽的精神世界和物质成就，被时间的尘埃和史笔的忽略，深深掩埋。

四、猜想的意义：重构多元的“中国”起源

三星堆的发现，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又出土了一批“国宝”。它是一把钥匙，强行打开了我们关于“早期中国”的认知锁链。

它迫使我们承认：在所谓“华夏”或“中国”的文明胚胎时期，这片土地上并非只有一个中心（中原），而是满天星斗。长江流域有良渚、石家河，辽河流域有红山，西北有齐家，而四川盆地，则有如此耀眼的三星堆。

这些文明，有的彼此有过微弱的信号交换（如玉器形制的传播），有的可能长期各自独立发展。它们像不同的实验路线，探索着人类如何组织社会、表达信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中原的商周文明，因其地理位置、资源条件、或许还有其更早发展出成熟文字和政治组织模式的优势，成为了那个在历史长跑中胜出并成为主干的选手。

但三星堆提醒我们，主干之外，曾有如此壮丽的枝桠。中国文明并非单一源头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多元一体、有主干有交流、有融合有失落的复杂过程。理解三星堆，就是理解“一体”之前的“多元”，理解“融合”之下的“独特”。

那些沉默的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仿佛在向我们这些后来者发出无声的诘问：你们所熟悉的历史，是否只是被书写和记忆筛选后的单一面？那些被遗忘的文明史诗，是否同样蕴含着关于人类存在的深刻密码？

（第110章完）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静默指天，它的故事因缺乏文字而永锢于猜想。然而，文明的密码并非只有器物一种载体。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打开另一批来自地下的古老竹简时，一种清晰可辨的文字声音骤然响起，它来自战国，却可能颠覆我们由汉代史书构建的认知框架。下一章，让我们走进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屏息凝神，见证战国竹简《系年》如何用两千三百年前的墨迹，对那段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发起一场安静却石破天惊的“文本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