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二王并立：被遗忘的携王余臣（2/2）

“大义”名分：坚守故土、复仇雪耻的口号，在道义上有其感召力。

现实困境：

经济凋敝：关中经此大乱，生产破坏严重。携地小，资源有限，又要养活朝廷和军队，财政捉襟见肘。

强敌环伺：东边，是占据大义名分、获得更多诸侯形式承认的平王集团。西、北两面，是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劫掠的犬戎等部落。携王政权处在夹缝之中，生存压力巨大。

诸侯观望：大多数诸侯对这场王室内战持观望态度。他们可能同时向两边派遣使者，保持暧昧，伺机而动。真正铁心支持携王的诸侯恐怕不多，且实力有限。

合法性争议：毕竟不是嫡长子，这一点始终是被平王方面攻击的弱点。

这个朝廷的日常，很可能是这样的：虢公翰等大臣，每天为如何筹集粮饷、如何安抚流民、如何修复一点残破的防御工事而焦头烂额。年轻的携王余臣，则要在各种祭祀仪式上（祭祀文王、武王、乃至被杀的幽王），努力扮演一个沉稳、悲愤的复仇者角色，用繁复的礼仪来强调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神圣性。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平王东迁合法性的持续质疑和挑战。

三、二十一年的僵局与消耗

“二王并立”的状态，竟然持续了二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前750年）。这说明平王（宜臼）一开始并没能迅速压服西部势力，双方形成了某种脆弱的僵持。

这二十一年里，中原大地出现了奇观：诸侯们或许会收到来自“成周”（平王）和“携”（携王）的两份诏令或赏赐。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平衡，可能对两边都表示一定的礼节性尊重，但实质上谁的账都不太买。周天子的权威，在这场内耗中跌入谷底。

《诗经·王风》中的一些诗篇，可能就反映了这段时期王畿地区的凋敝和民众的迷茫。“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那稷苗茂盛却国破家亡的悲凉，或许正是携地军民心态的写照。

僵持对携王政权是极其不利的。他们困守一隅，资源越耗越少，复仇的口号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乏力。而东迁的平王，虽然初期狼狈，但背靠中原更广阔的地盘和资源（尤其是得到晋、郑、秦等实力派的陆续支持或默认），逐渐站稳脚跟。

打破僵局的关键，落在了晋国身上。

四、晋文侯的抉择：一把终结分裂的刀

晋国，当时盘踞在山西南部，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它的态度，足以改变天平。

晋国的国君晋文侯仇，是一个精明务实、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需要权衡：支持哪一方，对晋国最有利？

支持携王？能获得“尊王攘夷”、扞卫正统的美名，但携王势力弱，地理上又隔着黄河和王屋山，晋国难以有效控制，投资回报率低，还要直接面对犬戎的威胁。

支持平王？平王有“嫡长”名分，且已东迁，对晋国的直接威胁小。更重要的是，帮助平王消灭“伪王”，是天大的功劳，可以借此从平王那里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比如，扩张领土的合法授权，或者更高的诸侯霸权地位。

晋文侯做出了选择。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也是携王余臣二十一年），晋文侯的军队西渡黄河，进入携地。

关于携王余臣的结局，《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冰冷而直接：“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指携王余臣）而立其弟。”

这里“杀昭公”可能指携王被杀。而“其弟”的拥立，或许意味着携王集团内部在最后时刻也发生了分裂或权臣篡立，但很快被晋军扑灭。

可以想象最后的场景：晋军兵临“携”地城下。势单力薄的携王朝廷，或许发生了内讧（大将或权臣如“高之渠弥”弑君以求自保或投降）。抵抗是微弱甚至没有的。虢公翰等老臣可能殉死，也可能被俘。存在了二十一年的“携王”政权，像一个脆弱的泡沫，在强权的铁蹄下，噗一声，破裂了，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多少涟漪。

晋文侯成了“定鼎”功臣。他不仅帮平王消灭了政敌，还顺便将周王室在西部最后一点残余势力也清理了，为自己和晋国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平王，在付出了一些领土或特权许诺后，终于成为了唯一的、再无内部挑战的周天子。

携王余臣，这个在历史主流叙事中几乎被抹去的人物，连同他悲壮的坚守和注定失败的政权，就这样沉入了时光的河底。他的存在，是西周灭亡后权力真空期混乱与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平王东迁合法性始终无法完全自圆其说的那道阴影。

（第二十七章完）

携王余臣的血，终于为持续二十一年的“二王并立”画上了句号。平王宜臼，此刻坐在成周（洛邑）的宫殿里，成为了唯一的周天子。但他这个天子，权威早已碎了一地，领土缩水严重，全靠晋、郑等几个强势诸侯“友情赞助”才勉强维持门面。现在，他必须考虑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如何把这个流亡政府般的朝廷，以及追随他东迁的残存王室力量，安顿下去，并开始新的、注定卑微的“东周”岁月。下一章，翻开平王东迁的物流清单，看一个王朝的“搬家”，如何狼狈、算计，又如何在绝望中埋下未来列国争霸的遥远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