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法治建设的讨论（1/2）

泰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朝会结束后，孙承宗即刻着手根据朱常洛的指示组建“大明法典编纂院”，并着手修订全新的大明律法。

泰昌六年四月十八，文渊阁内灯火通明。

孙承宗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的是皇帝亲笔所书的《制度建言纲要》。这份文件不仅包含了三月朝会上提到的各项法律要点，更详细阐述了每一条背后的深层思考。

一、《土地法》的深层考量

杨涟作为土地改革的主要推行者，首先发言：“陛下在《土地法》中提出的‘每人三亩免费租用权’，下官初读时颇为震撼。深思后，方觉此策精妙。”

他展开一张算表：“按泰昌五年户部统计，大明在册人口一亿六千三百万，扣除已拥有土地者、城市居民，约需分配一亿两千万亩地。看似庞大，但实际可操作。”

“关键在于‘逐步推行’四字。”杨涟继续分析，“圣上的设想是：先在新收复的辽东、台湾试点，再推广至西北、西南边疆，最后才是内地。整个过程预计需三十年。”

毕自严补充道：“更妙的是‘人死地收’条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世代累积的问题。三亩地虽不多，但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拥有安身立命的本钱，足以养活自己，是最基本的保障。但若想更多土地和财富，则需劳作、开垦、立功才能获得。”

“但反对声必然激烈。”户部侍郎钱士升忧虑道，“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岂肯放弃祖产？”

孙承宗捋须道：“所以圣上设了‘置换’条款。江南一亩熟田，可置换中南半岛五亩新田，台湾三亩，海外十亩。且允许置换土地私有——这对有意开拓者，实为良机。”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此法打破了‘土地即一切’的传统观念。当土地不再是唯一财富来源，当工坊、海贸、发明皆可致富时，阻力自会减小。”

二、《税赋法》的革命性

毕自严主持税赋法讨论时，特意请来了几位民间商人。

“阶梯收税，西洋诸国已有先例。”一位泉州海商说，“但关键在于‘基准线’如何划定。若定得太低，伤及小民；太高，则失去调节之效。”

朱常洛在纲要中详细写道：“基准线应以‘一人一年基本生存所需’为标准。具体数额由户部每年根据粮价浮动调整，并在《大明公报》上公示。”

更革命性的是征税方式。

“圣上提议设立‘税务司’，独立于地方官府。”毕自严指着纲要，“税务官员由户部直派，俸禄由户部直发，三年一轮换。地方官只负责治安、教化，不得插手征税。”

年轻的主事倪元璐兴奋道：“此策可断地方‘火耗’之弊！但税务司如何确保不漏税？”

纲要中有答案：“建立‘账册制度’。所有工坊、商号、田庄，均需使用朝廷统一印制的账册，每年接受税务司核查。同时推行‘银元纳税’，减少实物折算的舞弊空间。”

最敏感的是“人人纳税”原则。

连杨涟都迟疑：“士大夫纳税……恐怕？”

“这正是关键。”孙承宗肃然，“圣上在私下谈话中说：‘若士大夫不纳税，则其与朝廷无直接利害关系，如何真心为国？纳税非负担，乃责任，乃权利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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