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星斗移。（1/2）

（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寅时三刻，晨钟还未响彻皇城，林明德已立于文华殿外的汉白玉阶上。霜色染鬓，朝服肃整，他手中那份关于漕运新制的奏章已反复修改七遍——他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在此处等待早朝。

宫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摇曳，将他挺拔却已微驼的身影拉得很长。三十年宦海沉浮，父亲袁宗离世已逾十载，而他自己，也到了知天命向耳顺过渡的年岁。昨夜整理书案时，他无意间翻出父亲当年批注的《水经注》，泛黄纸页上那苍劲字迹依然清晰：“治水如治民，疏胜于堵，导胜于禁。”蓦然惊觉，自己这些年在朝中所行，竟处处是父亲思想的延伸。

“林公今日来得早。”年轻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林明德不必回头便知是今年的新科榜眼、刚入翰林院的周子瑜。这青年不过二十五六，眼中却有种久违的锐气——像极了他当年初入仕途时的模样。

“子瑜也早。”林明德温和一笑，将奏章收入袖中，“可是为西南土司改制一事烦心？”

周子瑜略显惊讶：“林公如何得知？”

“你袖口有云南舆图的墨迹，眉头紧锁却目光坚定，必是遇到了难解之题。”林明德示意他一同沿宫道缓行，“当年我随先帝南巡，亲见土司制度之弊。你想改，是好的。但切记——”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渐渐泛白的天际：“改制度易，改人心难。袁宗公在世时常言：『变法不如化俗，易制不如育才』。你若真有心，不妨先从义学着手。”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周子瑜怔然良久，深深一揖：“谢林公指点。”

钟声在此时响起，浑厚悠长，穿透层层宫墙。百官鱼贯入殿，林明德走在最前，步履沉稳。他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站在文官队列的首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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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朝的内容与往日并无二致：漕运、边关、赋税、灾荒。但林明德听得格外认真，仿佛要将这熟悉的一切刻入骨髓。当龙椅上的天子问到吏部考功事宜时，他出列跪奏，声音清晰：

“臣以为，考核官员，当重实绩而非虚文；重民生而非奉迎。近年来各地虚报垦田、夸大政绩之风渐起，皆因考核标准失之偏颇。臣请重修《考功法》，增加百姓评价权重，削减形式文书要求。”

殿中一片寂静。这话说得直白，几乎戳破了许多人心照不宣的规则。

龙椅上，年轻的天子沉吟片刻：“林爱卿所言甚是。只是此事牵涉甚广，需从长计议。”

“陛下，”林明德再拜，“正因牵涉广，更当早行。若待风气成型，再改就难了。臣近日整理父亲遗稿，发现袁宗公早在二十年前便提出类似建议，却因阻力重重而未能施行。二十年间，因此虚浮之风而受苦的百姓，何止千万？”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手稿副本，由内侍呈上。那是袁宗当年亲笔所写的《吏治十议》，字字珠玑，句句泣血。

天子翻阅良久，殿中只闻纸页沙沙声。终于，他抬头道：“准奏。此事便由林爱卿主持，周子瑜协理。”

林明德却道：“臣请以周子瑜为主，臣为辅。子瑜年轻有为，思路新颖，更需历练。臣年老力衰，只愿从旁提点。”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谁都知道这份差事若是办成，便是大功一件，林明德竟将主位让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周子瑜慌忙出列推辞，林明德却摆摆手，继续道：“臣还有一请——望陛下准臣卸去吏部尚书之职，转任国子监祭酒，兼修先帝实录。”

这次连天子都怔住了：“林爱卿正值壮年，何出此言？”

“臣今年五十有六，已不算年轻。”林明德微笑，那笑容中有种卸下重担后的释然，“这些年在吏部，虽竭力而为，终究精力有限。近来常感力不从心，深恐贻误国事。反观国子监，乃育才之本源；修史之事，乃传承之要务。这两件，恰是臣余生最想做好之事。”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恳切：“朝中有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机会、需要舞台。臣这一代人，是时候退一步，把位置让出来，把经验传下去。星斗轮转，世代交替，本是天道。”

这番话他说得平静，却如巨石投入深潭，在每个人心中激起波澜。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也有人暗自松了口气——毕竟林明德在吏部这些年，太过刚正不阿，挡了不少人的路。

天子沉默良久，终是叹了口气：“朕准了。只是林爱卿虽转任，若有要事，仍需入宫参议。”

“谢陛下隆恩。”

退朝时，阳光已洒满金銮殿前的广场。林明德走在长长的御道上，第一次觉得脚步如此轻盈。周子瑜追上来，眼中满是复杂情绪：“林公何必如此？您明明还能为朝廷效力多年。”

林明德驻足，望向远处巍峨的宫门：“子瑜，你见过农夫插秧吗？”

周子瑜一愣：“见过。”

“插秧时，要往后退，秧苗才能往前插。治国也是如此。”林明德缓缓道，“我父亲袁宗公一生致力改革，最大的遗憾不是政敌阻挠，而是没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后继之人。他去世后，许多新政便人亡政息。这个教训，我记了十年。”

他转身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你现在的位置，恰如我三十年前。那时我父亲还在，他退后半步，给了我施展的空间。如今，我也该退这半步了。”

周子瑜眼眶微红，深深长揖：“晚辈定不负林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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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林明德正式移交吏部印信。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着两个老仆，几箱书稿，安静地迁往国子监旁的官舍。院子不大，却有一棵老槐树，盛夏时节浓荫如盖，让他想起老家宅院里的那棵树。

国子监的工作节奏与吏部截然不同。每日清晨，他先在槐树下打一套养生拳，随后步行至监内。辰时开讲，他选的不是四书五经中的艰深篇章，而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是《汉书》中的《食货志》，是历代能臣实干家的传记。

第一堂课，他看着台下那些或好奇、或漠然、或倨傲的年轻面孔，开口便问：“你们读书，所求为何？”

答案五花八门：为功名，为报国，为光宗耀祖，为明理修身。

林明德点点头，又问：“那你们可知，百姓最需要什么样的官？”

这次安静了许多。终于有人怯怯道：“清官？”

“清官自然好，但不够。”林明德走下讲台，在学子间缓步穿行，“百姓需要懂稼穑的官，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需要懂水利的官，能带他们修渠筑坝；需要懂算学的官，能让赋税公平合理；需要懂医理的官，能在疫病来时有所作为。”

他停在讲堂中央，声音提高：“你们读圣贤书，自然重要。但若只会背『民为贵，社稷次之』，却不知米价几钱、布价几许，不知一地赋税几何、劳役几日，那便是空谈误国！”

这番话如惊雷，震得满堂学子目瞪口呆。自科举取士以来，何曾有师长这样直白地批评过圣贤书？

林明德不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道：“从今日起，我讲史，不讲权谋心术，只讲民生经济；不讲宫廷秘闻，只讲地方治理。我要你们知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在田垄间，在市井中，在百姓的炊烟里。”

起初，有些世家子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偏离正道”。但林明德不在乎，他只管讲他的：讲管仲如何通过盐铁专营富国强兵，讲桑弘羊如何平准均输稳定物价，讲刘晏如何改革漕运解决粮运难题。他讲这些人的成功，也讲他们的局限；讲制度的精妙，也讲执行的艰难。

渐渐地，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国子监的学子，连一些年轻官员也慕名而来，悄悄坐在后排。林明德讲课时，常让他们现身说法——曾在户部任职的讲赋税征收的实际困难，曾在地方为官的讲县衙运作的具体细节。讲堂变成了朝堂之外的议政厅，充满鲜活气息。

这一日，他正讲到唐代两税法改革，忽然有个年轻学子站起来问：“先生，既然两税法简化税制、有利民生，为何后世未能延续？”

林明德赞许地点头：“问得好。任何良法，都需良吏执行。两税法之所以后来弊端丛生，一因土地兼并愈烈，二因地方官吏趁机加征。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官才是好官？”

他让学子们分组辩论，自己则坐在一旁静听。看着那些年轻面孔上时而激动、时而困惑的神情，他仿佛看到无数可能性在萌芽。这比在吏部批阅那些千篇一律的考核文书，更让他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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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先帝实录的编纂已进行多年，林明德接手后，没有急于推进，而是先将此前草稿通读三遍。他发现一个问题：实录中记载的多是朝会议论、君臣奏对，却少民间实况；多政策条文，少执行效果；多褒奖之词，少反思之语。

一日，他将编纂团队召集至档案库，指着堆积如山的卷宗道：“这些，是历年的灾荒奏报、税赋记录、人口黄册。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们简化为『某年某地大旱，朝廷赈济』这样一句话，而是要通过这些数字、这些描述，还原真实的民生。”

他让每人负责一个省份，逐年梳理其人口、田亩、赋税、灾异的变化，绘制成表。工作繁琐至极，有人抱怨这是“刀笔小吏之务”，林明德只反问：“不知百姓疾苦，如何评断朝政得失？”

他自己选择了最复杂的江南地区。连续半个月，每日埋首故纸堆，从洪武年的鱼鳞图册，到正德年的清丈记录，一笔一笔核对。助手见他眼睛熬得通红，劝他休息，他却摇头：“我在找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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