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9章 毛熊国的决裂（6000字大章）（2/2）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是极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国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群眾意见”或“过激批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瞄准他政治生命的构陷！
风格与当初戴立春那种利用工作矛盾正面施压截然不同，更加阴险，更加致命。
写信的人，不仅了解部里和项目上的情况，而且深諳政治运动的要害，知道在“鸣放”背景下，將工作问题与“对d的政策有怀疑”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掛鉤，会產生多么可怕的杀伤力。
是谁
戴立春倒台后残余的势力
自己因为坚持某些技术路线，或者因为保护陈经纬等人，挡了谁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锐批评，触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为沈星雨的直接领导，成了被迁怒、甚至被用来“杀鸡儆猴”的靶子
电光石火间，他脑子里闪过部里那位以保守著称、曾被沈星雨不点名批评的郑副部长。
最近在討论那个全国性生物產业发展规划草案时，自己確实提出过“在坚持自力更生、学习毛熊的同时，也应適当关注西方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参考和借鑑”，这与郑副部长坚持的“全面、彻底学习毛熊”的基调略有不同。
当时郑副部长只是淡淡说了句“要注意政治影响”，並未深究。
难道……是郑副部长还是他身边的人
不，现在不是猜测的时候。
现在最关键的是，面对这致命的指控，他必须立刻、坚决、清晰地予以驳斥，不能有任何含糊。
王建国挺直了脊背，目光坦然地看向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声音因为极力控制情绪而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斩钉截铁：
“李部长，赵处长。对於这最后一条指控，我坚决否认！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衊，是別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捏造构陷！”
他稍微停顿，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王建国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受d教育培养，对d的忠诚从未动摇。对於『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d中央的英明决策，我歷来是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的。我们在骨胶、蛋白腖等技术上取得突破，正是学习毛熊相关基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这一点，有大量的技术文件和工作总结可以证明。”
“在工作中，我和同志们討论技术问题，包括学习外国经验时，確实强调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我们是在具体的技术路径选择层面上进行探討，目的是为了使学习更有效，使引进的技术能更好地服务於我国建设。这完全是在d的方针政策框架內进行的正常业务討论，绝没有丝毫怀疑d的方针政策本身的意思！將这种正常的技术探討，歪曲成对d的政策的『怀疑』和『消极议论』，是极其恶毒的！”
“至於同情『右倾言论』，更是无稽之谈！我从未发表过，也绝不认同任何违背d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我的言行，司里指挥部的许多同志可以作证。我请求组织上对此进行严肃调查，查明这封匿名信的来源，揭露诬告者的真面目！”
他的语气激烈，但內容清晰，立场坚定。
李副部长一直仔细听著，手指轻轻敲著桌面。
赵处长则低头记录著。
等王建国说完，李副部长缓缓开口，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严肃：“建国同志，你的態度，组织上看到了。
举报信的事情，组织上会按照程序处理。你说的，和你否认的，我们都会记录在案。
现在运动期间，各种意见都有，你要正確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不能有丝毫含糊。”
“你的工作成绩，组织上是肯定的。但成绩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关於技术决策和用人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反思。关於那些政治言论的指控，既然你坚决否认，组织上也会进一步了解。但在没有查清之前，你自己要谨言慎行，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那几条指控，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又问了一些工作上的细节，特別是关於陈经纬的使用和“肃反”时的处理过程。
王建国一一做了说明，並再次强调了当时的技术紧迫性和现实表现原则。
离开李副部长办公室时，王建国感觉脚步有些虚浮，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冰冷。
他知道，最危险的时刻暂时过去了，但危机远未解除。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已经亮了出来，虽然没有立刻刺中要害，但毒液已经渗入空气。
组织上“进一步了解”的说法，意味著调查不会停止，而“谨言慎行”的告诫，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约束。
回到临时住处，王建国关上门，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后怕。
匿名信的內容如此具体，如此恶毒，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是谁要置他於死地他必须弄清楚，至少要有防备。
他首先排除了沈星雨。
虽然沈的言论给他带来了麻烦，但匿名信的风格与沈星雨那种公开、尖锐、理想化的抨击完全不同，更加阴损，更擅长罗织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標似乎是更上层的官僚习气，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自己这个还算支持他工作的直接领导。
戴立春的余党
有可能，但戴倒台后树倒猢猻散，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和胆子，在“鸣放”这个敏感时期，精准地製造政治指控
思路渐渐聚焦到郑副部长身上。
匿名信中关於“对学习毛熊有疑虑”的指控，与自己在规划討论会上与郑副部长那细微的分歧，隱隱吻合。
如果是郑副部长，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沈星雨的批评而迁怒，进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同时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术干部，这完全说得通。
而且，郑副部长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完全能做到让匿名信“引起高层震动”。
王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如果对手真的是这个级別，那事情就极为棘手了。
就在此时，部里传来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关於中毛两国的关係！
王建国心中一惊，看了看时间，马上就是两国决裂的时间了！
1957年的最后几个月，空气中瀰漫著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確定性，这种感受在这次的北京之行后，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
他这次紧急进京，名义上是匯报那个新抗生素原料药中试项目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去寻求帮助，或者至少是去確认一些传闻。
项目筹备了大半年，基础设计参照了苏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资料，关键的发酵工艺放大参数和后处理工段的特种设备（尤其是几个耐腐蚀、耐高压的特种钢材反应釜）的详细设计，却迟迟没有下文。
苏方联络人员的回覆从最初的“正在准备”，到后来的“需要国內专家审核”，再到最近这次的“国內生產任务繁重，相关专家暂时无法派出，具体图纸提供时间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经不加掩饰。
派到项目上指导了前期的两位毛熊专家，態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热心细致，变得客气而疏离，对於技术细节的追问，常常以“这是我国成熟工艺，具体参数需要根据你们实际情况调整”或者“这个问题我需要请示国內”来搪塞，涉及核心工艺控制点时，更是语焉不详。
项目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发酵单位提不上去，杂质含量波动大，反应釜的材质选择和结构设计也因缺乏关键数据而难以最终定案。
整个团队憋著一股劲，却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进展缓慢，人心也开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