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寒流暗涌（1/2）

九月丰收的喜悦，如同浓郁醇厚的春酒香气，仍弥漫在长安的街巷坊间，家家户户屋檐下挂着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仓廪里堆着新收的粟米，百姓脸上洋溢着许久未见的满足笑容。然而，这醉人的暖意尚未持续多久，十月的寒风便已迫不及待地从阴山、从漠北席卷而来，带来初冬凛冽的讯息。天空变得灰蒙蒙的，铅云低垂，风中带着刺骨的凉意，仿佛能穿透厚重的衣衫。

乐游原上，不久前还绚烂如火的秋叶，如今已迅速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如同褪去了华服的巨人。太学院落里那几棵见证了数朝兴衰的古槐，也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只剩下虬劲黝黑的枝干，如铁画银钩般倔强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是在无声地追问着天意。曲江池的水面，失去了游船画舫的点缀，在连续几夜的低温下，结起了一层薄薄的、琉璃般易碎的冰凌，在阴郁的天光下反射着微弱而冰冷的光泽。丰收带来的余温尚未散尽，一股无形的、源于人心与利益博弈的寒流，已在新政的肌理之下悄然涌动、渗透。

各地关于秋收的最终统计文书，已堆积在尚书省的紫檀木公案上，卷帙浩繁。汇总的数字无疑是喜人的，帝国迎来了多年未有的丰收，尤其是新开垦的荒地和分配给胡族部落的“授田”，其产量甚至超出了朝中最乐观官员的预期。尚书令王猛，每日埋首于这些散发着墨香和纸张陈旧气味的卷宗之中，烛光常常亮至深夜。连续数月的操劳，使他本就清瘦的脸庞更显棱角分明，颧骨微凸，唯有那双深邃的眼睛，依旧闪烁着不知疲倦的、洞察幽微的光芒。他看得比任何人都要仔细，不仅看各州汇总的总体数字，更反复核查各郡县的细账，比对胡汉田亩的产量差异，追踪税粮入库的进度与损耗，指尖划过一行行数字，仿佛在触摸帝国跳动的脉搏。

一日深夜，万籁俱寂，唯有尚书省值房内的烛火还在摇曳。冉闵踏着清冷的月色，未带仪仗，只由两名贴身侍卫远远跟着，悄然来到值房。他见王猛对着一份并州呈上的田亩户籍账册凝神不语，眉宇间锁着一缕挥之不去的忧思，便挥手屏退了正要通传的内侍，自行走入，开口问道：“景略，丰收已成定局，举国欢庆，为何你仍愁眉不展，似有重忧？”

王猛闻声抬头，见是皇帝，忙要起身行礼，被冉闵按住。他将那份账册推到冉闵面前，手指点着几个用朱笔细心圈出的数字，声音因熬夜而略带沙哑：“陛下请看，并州此番上报的新垦田亩数，共计八万七千余顷，比春耕时各郡县统计上报、记录在案的垦田数，多出了近三成。然而，相应新增的独立户籍，却只增加了一成半不到。”

冉闵目光骤然一凝，身为马上天子，他对数字极其敏感：“有人虚报垦田数目，冒领垦荒功劳？还是……地方豪强隐匿人口，制造隐户？”

“臣更倾向于后者。”王猛沉声道，语气肯定，“《均田令》颁行，核心在于‘计口授田’，授田与编户严格挂钩。一些地方豪强，无论是汉人地主，还是部落头人，他们不愿看到名下佃户、部民独立成户，分走原本由他们控制的田亩和劳力，便可能利用职权或影响力，欺上瞒下，将这些新开垦的田地记在自己、族人或亲信名下，而实际耕作者，依旧是依附于他们的隐户，租税徭役，仍由这些豪强控制。如此一来，他们既能多得田地，又能牢牢控制人口，朝廷的均田之策，到了地方，便可能被打折扣，甚至被扭曲为豪强兼并的新手段。此风若长，则新政根基动摇，国库虽增，民力未舒，后患无穷。”

他顿了顿，拿起另一份来自陇西的文书，递给冉闵：“慕容翰在陇西推行清丈土地，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只是形式不同。一些羌人部落以‘共耕共享’乃祖宗旧俗为名，拒绝官府详细登记各户丁口和田亩细目，只愿以一个部落的总数、一个模糊的范围为准，上报朝廷。这背后，恐怕也是部落头人想维持旧有的、对部民和资源的控制权，不愿朝廷力量深入基层。”

冉闵沉默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缓缓道：“看来，光是分田到户还远远不够。人头的统计，比田亩的丈量，更难，也更要紧。掌握了人，才能真正掌握这片土地。”

“陛下圣明。”王猛点头，脸上忧色更重，“而且，清查隐户，重新编定户籍，此事牵扯极广，触动的是千百年来地方豪强和部落首领最根本的利益。这比并州之乱那种明火执仗的冲突更为棘手。并州之乱是扬汤止沸，尚可派兵平定；而这隐户之弊，则是暗流漩涡，遍布帝国肌体，处理不当，引发的动荡可能更为广泛、隐蔽和持久。”

除了土地与人口问题的暗流，另一项旨在打破门阀垄断的新政——科举，在尝试从开创性的恩科转向常态化、制度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新的、更为精致的阻力。

十月中，礼部循例呈报了关于明年，即建安二十四年春闱常科考试的初步方案。其中一条由几位出身世家、德高望重的考官联名提出的建议，在朝堂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波澜：他们提出，为“保证取士质量，维护朝廷体面”，应适当提高报考门槛，比如要求考生需有地方官学或着名大儒开设的私塾出具的“品学兼优”荐书，或对儒家经义的掌握需达到某种“家学渊源”的证明，需有族中长辈或名士作保。

此议一出，不仅在无数寒门学子中引起巨大恐慌和愤慨，连一些通过首届科举入仕、正欲大展拳脚的胡族进士也感到深深的不安。慕容翰在陇西得知消息后，愤懑难平，连夜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又充满忧虑的密奏，通过王猛建立的特殊邮驿渠道，直送冉闵案头。他在奏章中直言不讳：“若设此门槛，则无异于为世家子弟专开捷径，寒门与胡族子弟中那些天赋卓绝却求学无门者，将永绝仕途！科举‘惟才是举’之初衷尽失，恐重蹈魏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覆辙！此例一开，新政精神荡然无存！”

冉闵阅后，勃然大怒，翌日朝会，便将这份奏章狠狠摔在那几位提议提高门槛的礼部官员面前，声色俱厉，目光如刀：“朕开科举，是要打破门第之见，揽天下英才！尔等却想方设法要给这新开的门再砌上一道高墙？是何居心？！莫非还想将这天下，变回你们几家几姓的天下不成？！”

皇帝雷霆之怒，使得那道提议被强行压下，最终未能写入章程。但朝堂之上，那种因首届科举成功而带来的些许缓和与希望的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反对新政的势力，似乎从之前的正面强攻、激烈反对，转变了策略，开始利用规则、程序，在细节上设置障碍，进行更为隐蔽的“软抵抗”。

与此同时，慕容翰在陇西的处境，也随着他地位的提升而变得愈发复杂、险峻。他因推行《漕运新规》和初步清丈土地卓有成效，政绩斐然，被冉闵特旨嘉奖，擢升为陇西道巡察使，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协助州刺史处理陇西、天水等数郡的民政事务。然而，这升迁和重用，也将他彻底推到了各方利益交织的矛盾漩涡中心。

他不再是那个仅仅处理具体漕运或刑名事务的郡丞，而是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平衡各种关系、手握实权的“能吏”。邀请与压力接踵而至：羌人头人盛情邀请他参加部落最神圣的祭祀大典，席间歌舞方酣，头人便婉转提出，希望能保留对部民的部分司法权，“以安部落之心”；汉人乡绅则轮流设宴款待，席上珍馐美馔，席后则暗示只要他在接下来的田亩清查上“稍稍通融，勿要过于苛细”，必有“寸心”相酬；甚至连长安的一些世家势力，也通过不同渠道，或写信示好，或派人传话，或施以压力，希望他能“识时务”，“为自己留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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