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易经概览42（2/2）

益卦与损卦相综相错，构成周易哲学中一对核心范畴。损卦讲“损下益上”，益卦讲“损上益下”；损卦主减损，益卦主增益。然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

从卦象来源看：损卦由泰卦（?）变来，泰卦九三与上六互换；益卦由否卦（?）变来，否卦九四与初六互换。泰为通，否为塞，损益二卦正是通塞转化的枢纽。泰极则损，否极则益，此乃天道循环的必然规律。

从哲学内涵看：损非单纯减少，而是减损多余以增益不足；益非单纯增加，而是增益不足以减损多余。损中有益，益中有损，如呼吸之吐纳、潮汐之涨落。真正智慧在于把握损益之机，该损时损，该益时益。

《周易·杂卦》曰：“损益，盛衰之始也。”损为衰之始，益为盛之始。然衰极必盛，盛极必衰，损益交替，构成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节律。明此理，则知富贵不可骄，贫贱不必忧；顺境当警惕，逆境怀希望。

益道的三重境界：物质之益、精神之益、无为之益

益卦所言之益，实有三重境界，层层递进：

其一，物质之益：有形层面的增益。如财富增长、资源增加、疆土扩大。此为益之基础，对应初九“利用为大作”、六四“迁国”之爻，强调物质基础的巩固与发展。

其二，精神之益：无形层面的增益。如德性提升、智慧增长、民心归附。此为益之关键，对应六二“永贞吉”、九五“有孚惠心”之爻，强调精神价值的培育与弘扬。

其三，无为之益：超越层面的自然。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不刻意求益而益自至。此为益之圆满，对应“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彖传精神，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的增益。

此三重境界与儒家“庶之、富之、教之”的治国方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智慧，佛家“福慧双修”的修行法门，皆有相通之处，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对“增益”的完整理解。

益道的实践智慧：时、位、中、应的四维把握

益卦六爻吉凶不同，全在于对“时、位、中、应”四要素的把握：

时：增益必须“与时偕行”。初九“大作”合乎始时，六三“用凶事”把握逆时，上九“勿恒”警示过时。顺应时势则吉，违背时宜则凶。

位：增益必须“各当其位”。初九在下当开创，六四在近当辅佐，九五在尊当惠民，上九在极当知止。失位则咎，如六三处多惧之位当谨慎。

中：增益必须“持守中道”。六二居中得“十朋之龟”，九五居中获“元吉”。中道是增益的基准线，过度益则生骄，不足益则失机。

应：增益必须“上下呼应”。初九应六四，六二应九五，六三应上九，形成阴阳相应的和谐网络。无应则孤，有应则通；应而不当则躁，应而适时则达。

此四要素构成增益实践的完整坐标系，任何增益行为都需在此坐标系中定位，方能元吉无咎。

五、益卦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回响

政治实践：富民强国与教化百姓

益卦“损上益下”思想，在中华政治传统中转化为“富民强国、教化百姓”的治国智慧。历代圣王明君，莫不以此为施政要义。

西周初年，周公在平定管蔡之乱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让利于民，巩固统治。《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教诲：“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增益民生。

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多含益道精神。如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鼓励农耕；楚国吴起“损有余补不足”，削弱贵族；秦国商鞅“奖励耕战”，使百姓通过努力获得爵位田宅。虽手段各异，皆旨在通过“损上益下”增强国力。

汉承秦制而革其弊，文帝、景帝行“与民休息”政策，减免田租，废除严刑，成就“文景之治”。武帝虽外攘夷狄，内亦兴太学、修水利，增益文化经济基础。宣帝中兴，常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深知官吏清廉为民即为最大之益。

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戒，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从谏如流。其《帝范》云：“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将益民视为固国之本。玄宗开元年间，姚崇、宋璟为相，劝课农桑，减轻刑罚，使天下大治，仓库充实，人口增长。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方式解决藩镇问题，避免战乱伤民。王安石变法，青苗、免役诸法虽争议甚大，其本意亦在“损有余补不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益卦“损上益下”精神的人格化体现。

明初朱元璋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制定《大明律》严惩贪官，编制《鱼鳞图册》平均赋役。清康熙帝永不加赋，雍正帝摊丁入亩，皆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益道智慧。

经济思想：藏富于民与可持续发展

益卦蕴含的经济智慧，形成中华文化特有的“藏富于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

《管子·治国篇》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减轻税赋来富民强国。这与益卦“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思想完全一致。《管子·牧民》更进一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物质之益是精神之益的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揭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主张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顺应经济规律发展生产，此即“益动而巽，日进无疆”的经济智慧。

传统经济思想特别重视“可持续”，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取用有度，此正是益卦“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生态经济中的体现。

伦理修养：积善成德与惠及他人

益卦大象传“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八字，成为儒家修养功夫的核心，与道家“积德”、佛家“积善”相互融通，形成中华文化独特的伦理传统。

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正是益卦“损上益下”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将广泛益人视为圣人之境。

孟子发展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思想，主张将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广到他人。《孟子·尽心上》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内在德性之益，必然显发于外。

荀子强调“积善成德”：“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将道德修养视为日积月累的增益过程，正合益卦“日进无疆”之旨。

宋明理学将益道提升到宇宙本体高度。周敦颐《通书》云：“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认为德性修养是人生最高价值。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皆是将小我之益扩展为大我之益的崇高境界。

教育思想：教学相长与有教无类

益卦“损上益下”思想深刻影响中华教育传统，形成“教学相长”“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开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无论贵贱贫富皆可受教育。其教育方法注重启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让学生在自己思考基础上获得真知。这种教育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师生相互增益的过程，正合益卦阴阳相应之理。

《礼记·学记》系统阐述教育思想：“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置于治国首位。又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与学相互促进，正是益道在教育中的体现。

后世书院制度，如宋代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代东林书院，皆承此传统。师生切磋学问，涵养德性，不仅增益知识，更增益人格。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讲学于贵阳书院，提倡“知行合一”，正是将德性之益与实践之益统一起来。

艺术美学：充实之谓美与文质彬彬

益卦“日进无疆”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艺术的审美观念，形成“充实之谓美”“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

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将内在充实视为美的基础，外在光辉视为美的升华。这与益卦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增益过程完全相应。

孔子论艺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强调艺术作品应有益于人心。又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求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内在品质与外在文饰和谐统一。

中国艺术讲究“功夫在诗外”，认为艺术境界的提升离不开人格修养的增益。如书法不仅重技法，更重书家品性；绘画不仅重形似，更重画家情怀。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代郭熙“饱游饫看”，清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皆是通过广泛学习、深厚积累来增益艺术境界。

六、益卦的现代启示：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

个人修养：在功利时代的德性持守

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人际关系常被简化为利益交换。益卦“有孚惠心”的智慧，为当代人提供超越功利的德性持守。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见善则迁”启示我们：真正的成长在于学习他人长处，而非嫉妒诋毁。如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开放心态接纳他人优点，化为己用，此乃持久增益之道。

在浮躁风气中，“有过则改”提醒我们：直面自身缺点需要勇气，改正过失需要毅力。曾国藩一生坚持写日记反省，毛泽东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皆含改过精神。通过不断修正，人格方能日臻完善。

“立心勿恒，凶”的爻辞，对现代人尤其警醒：在信息爆炸、选择多元的时代，许多人朝三暮四、缺乏定力，终一事无成。增益之道贵在专一恒久，如滴水穿石、铁杵成针。

社会发展：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

现代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分化、区域失衡等挑战。益卦“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思想，为共同富裕提供哲学基础。

传统发展观追求整体增长，易忽视分配公平。益卦启示我们：增长必须惠及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如阳光普照，高山得暖，低谷亦得暖；如雨露滋润，大树得润，小草亦得润。此即“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的现代诠释。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合理。这要求“损有余补不足”：通过税收、社保等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起点公平。如汉初轻徭薄赋而民富国强，唐初均田制而天下大治。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益卦“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高度契合。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需求，还要考虑后代利益；不仅要经济增长，还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和谐。此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益之道。

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与和而不同

在全球文明交流交融的今天，益卦“风雷相薄”的卦象，提供了一种文明互鉴的智慧模式。

风与雷性质不同而相互促进，不同文明亦当如此。中华文明历来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文明交流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相互学习、共同增益。

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交融，形成禅宗等中国化佛教；明清时期西方科技传入，徐光启等士大夫以开放心态学习，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这些皆体现“见善则迁”的文明胸怀。

今天，面对全球化浪潮，我们更需益卦智慧：既不妄自菲薄，全盘西化；也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而应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其他文明优长，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结语：益卦的永恒智慧

周易第四十二卦益卦，以风雷相薄之象，揭示范畴；以“损上益下”之辞，阐明法则；以“见善则迁”之训，指示功夫；以六爻递进之变，展示历程。益卦之“益”，非功利计算，而是天道自然；非短期暴增，而是持续生长；非独享其利，而是共享其惠。

纵观益卦全篇，其核心智慧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益道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生养万物，日月照耀乾坤，四时更替有序，皆增益之体现。明此理则知：有损必有益，有益必有损，损益相承，循环不息。不执着于一时之得失，而着眼于长远之成长。

其二，益道当合乎时中之德。益非一味增加，损非一味减少，关键在“与时偕行”“持守中道”。当益则益，当损则损；益不过度，损不过分。此需极高智慧，以洞察时机、把握分寸。

其三，益道的终极指向是民胞物与。从物质之益到精神之益，从有为之益到无为之益，层层提升，最终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如九五“有孚惠心”，如彖传“天施地生”，皆是通过益他而达至“天下为公”的境界。

益卦之智，小可用于修身齐家，大可用于治国平天下；浅可解一时之困，深可悟终身之道。在个人功利盛行的今天，益卦教我们利他；在社会发展失衡的今天，益卦教我们公平；在文明冲突加剧的今天，益卦教我们包容。

《周易·系辞》曰：“益，德之裕也。”增益他人是德性充裕的表现。又曰：“益以兴利。”增益之道可以兴办有利之事。还曰：“益，长裕而不设。”增益使人长久充裕而不虚伪造作。这三句是对益卦价值的最佳总结。

当现代人迷失在物质追求中，不妨重温益卦“有孚惠心”的启示：真正的富裕不在拥有多少，而在分享多少；真正的成长不在获取多少，而在付出多少；真正的智慧不在计算得失，而在顺应天道。

风雷益卦，如一位穿越千年的智者，以激荡的卦象、简洁的爻辞，向我们诉说永恒的天道人事之理。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益卦智慧如同催生万物的风雷，给予我们持续成长的力量与方向。而这，正是周易穿越三千年岁月，依然滋养今人心灵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