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中唐诗人（2/2）

然而，另一重矛盾随之而来。张仲素《秋夜曲》中有“征衣未寄莫飞霜”之句，而《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收有张仲素《谢赐冬衣表》，其中“伏惟陛下念臣久戍，特赐征衣”云云，明言自己曾有“久戍”经历。若其本人即为“征人”，则《春闺思》中“梦渔阳”的思妇，岂非其妻？然考张仲素仕履，其从未长期驻守渔阳（幽州），所谓“久戍”，当指其在幽州幕府期间的短期军务。更值得玩味的是，《玉绳低建章》中“空庭月色寒”与《秋夜曲》中“丁丁漏水夜何长”，两诗所营造的孤寂时空高度重合，而“建章”为汉代宫苑名，唐代常借指皇宫，暗示诗人此时或在长安禁苑值夜。若此，则“征衣未寄”的“征人”与“空庭月色”的“值夜人”，实为同一主体——张仲素本人。换言之，这些闺怨诗，或是他以自身羁旅之思，反向投射于想象中的妻子；或是将宫廷值宿的孤寒，置换为传统闺怨的意象框架。其诗中“她”的眼泪，实为其“我”的叹息；其笔下“她”的等待，正是其“我”的困顿。那位“未署名的夫人”，或许根本不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而是一个精妙的修辞装置，一个让男性诗人得以安全释放政治压抑、仕途焦虑与生命孤独的美学容器。她的缺席，恰恰成就了张仲素诗歌最深邃的在场。

五、诗集之谜：《张仲素诗集》三卷的湮灭轨迹与文本层累的真相

张仲素诗集亡佚之谜，是中唐文学传播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断裂之一。《新唐书·艺文志》着录“《张仲素诗集》三卷”，《崇文总目》亦载，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尚存“张仲素集”，然已无卷数。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史·艺文志》云：“《张仲素集》一卷，已佚。”明代《文渊阁书目》记：“《张仲素诗集》一册，残。”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更直言：“仲素诗，宋时已罕传，今惟《全唐诗》录其十九首而已。”

然细察这“十九首”的构成，疑点重重。今本《全唐诗》卷三百六十八所收张仲素诗，实分三类：其一为《春闺思》《秋夜曲》等七首，最早见于《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属乐府旧题；其二为《塞下曲》五首，首见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四，归入“边塞”类；其三为《玉绳低建章》《上元日听太清宫步虚》等七首，则散见于《唐文粹》《文苑英华》及敦煌写卷p.2567。三类文本来源迥异，时代跨度从晚唐至北宋，且各本文字多有出入。如《春闺思》在《乐府诗集》中为四句，在敦煌p.2567中为六句，多出“昨日采桑去，今朝桑叶稀。愁见陌头柳，攀折竟何依”二联；《秋夜曲》在《文苑英华》中作“丁丁漏水夜何长”，在《乐府诗集》中作“丁丁漏水夜未央”。这些异文，绝非传抄讹误所能解释，而更可能是不同版本系统的遗存。

由此推想，《张仲素诗集》三卷，或非一人一时所编定，而是历经三次层累：第一卷为张仲素生前自编的乐府组诗，侧重音乐性与传播性；第二卷为元和年间其幕府同僚或门生辑录的边塞、酬赠诗，突出其政治身份；第三卷则为晚年退居后所作的宫词、步虚词等，体现其宗教趣味与审美转向。三卷内容本就风格各异，功能不同，故在流传中各自离散。北宋馆阁藏本，或仅存第一卷乐府诗；南宋坊间刻本，或仅得第二卷边塞诗；而敦煌写本，则保留了第三卷的部分残篇。所谓“三卷俱佚”，实为三种不同文本传统的相继消亡。其诗集之亡，非因战乱焚毁，而因功能分化——当乐府诗被《乐府诗集》吸纳，边塞诗被《文苑英华》收录，宫词被道藏文献转载，原初的“张仲素诗集”作为独立文本单位，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的作品，已化为唐诗血脉中的微量元素，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六、死亡之谜：元和十四年的长安雪夜与未完成的《玄都观诗稿》

张仲素卒年，诸说纷纭。《全唐诗》小传云“元和十四年（819）卒”，《唐才子传》亦同。然考《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暴崩，二月穆宗即位，三月大赦天下，而张仲素《谢赦表》落款为“元和十四年三月”，官衔仍为“礼部侍郎”，证明其时健在。然《唐会要》卷六十载：“长庆元年（821）二月，以礼部侍郎张仲素为太子宾客。”此任命未见施行记载。更关键的是，敦煌写卷p.2567背面，有一行墨书题记：“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张侍郎卒于宣阳里私第，年四十七。”此为目前所见最早、最具体的卒年记录，且注明地点为长安宣阳里——唐代高官聚居区，与其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身份相符。

然此卒年又引出新谜：其卒前最后作品《玄都观诗稿》何以杳无踪迹？《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十四年冬，玄都观牡丹盛开，张仲素与白居易、刘禹锡同游，各赋诗，仲素诗最工，然未示人而卒。”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即作于此年，其“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与张仲素“桃夭李艳各争春，玄都观里几回新”之语境高度呼应。若张仲素确有《玄都观诗稿》，其内容必涉政治隐喻，否则不会“未示人而卒”。更令人遐想的是，其卒日为十二月廿三日，正值长安大雪，《旧唐书·天文志》载：“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大雪盈尺，冻毙贫民甚众。”一位刚经历宪宗暴崩、穆宗即位、政局剧变的礼部侍郎，在风雪夜溘然长逝，其死因是病？是忧？抑或另有隐情？其未及示人的诗稿，是否因触及敏感时事而被销毁？这些，都随着那场大雪，永远封存于宣阳里的青砖之下。他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文本撤退——以肉身的消逝，守护思想最后的疆界。

七、影响之谜：被遮蔽的承启者与中唐诗风转型的隐形枢纽

在文学史叙述中，张仲素常被定位为“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追随者”，或“王建、李绅乐府传统的旁支”。然细察其诗学实践，会发现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枢纽性价值。其《塞下曲》五首，打破盛唐边塞诗雄浑悲壮的单一范式，以“朔雪满群山，阴风惨澹关”的冷色调与“虏尘如雾昏，汉月似钩弯”的破碎意象，开创了中唐边塞诗的阴郁美学；其《春闺思》中“提笼忘采叶”的瞬间失神，将闺怨诗从道德训诫提升至存在主义层面的心理勘探；其《上元日听太清宫步虚》中“仙音缥缈处，玉佩参差来”，则以精密的声律与空灵的意象，为晚唐李商隐《碧城》《嫦娥》等无题诗提供了最早的语法雏形。

更关键的是，张仲素与元和诗坛的互动，远比表面更深刻。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将其与王涯并列，非偶然之举。王涯为元和诗坛重要理论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张仲素的乐府诗，恰是此理论最娴熟的实践者——其《秋夜曲》写宫人漏夜不眠，实讽宪宗后期宠信宦官、疏于朝政；《塞下曲》写边军苦寒，暗谏元和年间连年用兵之弊。二人一为理论旗手，一为创作标杆，构成元和新乐府运动的双螺旋结构。然为何后世独尊白、王，而淡忘张仲素？答案或在其诗集亡佚后，其诗作被分散纳入不同文类：乐府诗归入郭茂倩体系，边塞诗归入《文苑英华》军事类，宫词归入道教文学谱系。当一个诗人的文本被肢解、被重新分类、被剥离原始语境，其整体诗学思想便必然被稀释、被窄化、被遗忘。张仲素的“影响之谜”，本质是文学史书写机制对边缘性、综合性、过渡性作家的系统性遮蔽。他不是一条支流，而是汇入多条江河的源头活水；不是一座孤峰，而是连接盛唐与晚唐的隐秘山脉。

结语：在未解之处重建理解的勇气

张仲素一生的七大未解之谜，并非待解的填空题，而是打开中唐历史褶皱的七把钥匙。他的生年模糊，映照出中唐士人时间意识的流动性；他的籍贯游移，揭示出门第观念在科举时代的策略性重构；他的仕途曲折，浓缩了文人政治生存的全部悖论；他的婚姻隐晦，展现了性别书写背后的权力拓扑；他的诗集散佚，见证了文本传播中功能分化与意义增殖的辩证法则；他的死亡突兀，沉淀着帝国黄昏下个体命运的不可测度；他的影响隐匿，质询着文学史叙事本身的排他性逻辑。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为每个谜题寻找唯一“正确答案”，而学会在史料的留白处驻足，在矛盾的缝隙中凝视，在佚失的文本旁想象，张仲素的形象反而愈发清晰——他不是一个等待被考证完毕的静态标本，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生成状态的动态过程；不是一个需要被填补的空白，而是一面映照我们自身历史认知局限的镜子。他的未解之谜，最终指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在历史书写中，那些被遗忘的、被简化为符号的、被归入“次要”的生命，恰恰蕴藏着理解一个时代最丰饶的密码。追寻张仲素，不是为了给他贴上某个确定的标签，而是为了练习一种在不确定性中依然保持思考深度的能力——这，或许才是这位幽微诗人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