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中唐诗人（1/2）

在中唐诗坛的星图之上，张仲素的名字既非北斗般灼灼耀目，亦非彗星般倏忽惊世；他更像一粒沉静的银星，嵌于贞元、元和两朝交叠的天幕边缘，在《全唐诗》中仅存十九首诗作，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无独立传记，在两《唐书》列传与《唐才子传》中皆付阙如。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史料稀薄却诗思丰赡”的诗人，其生平轮廓却始终被层层迷雾所缠绕：他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岁？仕途履历如何穿行于藩镇幕府与中央官署之间？他与白居易、王涯、令狐楚等核心文人群体的真实关系是唱和之谊，抑或隐秘的政治同盟？他那些以“春闺”“秋怨”“塞下”为题的组诗，究竟是宫闱秘事的曲折投射，还是个人情感经验的审美提纯？更令人费解的是，其诗集《张仲素诗集》三卷在宋代尚存于《崇文总目》，至元代已佚，明代《文渊阁书目》仅着录“残本一册”，清代《四库全书》竟全然不收——一部曾被时人誉为“清婉可讽，深得风人之致”的诗集，何以在文献长河中悄然沉没？这些并非枝节琐碎的考据难题，而是关乎我们能否真正理解中唐诗歌内部肌理、士人精神结构与制度性书写生态的关键锁钥。本文不拟复述既有的文学史定论，而将以“未解之谜”为经纬，系统梳理张仲素生平中七大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通过碑志文献钩沉、诗文互证、职官制度推演、文本细读与跨文本比对等多重路径，在史料的缝隙中打捞被遗忘的细节，在沉默处倾听历史的余响，力图还原一个比教科书更复杂、更矛盾、也更真实的人——一个在帝国中枢与边塞幕府之间往返奔走，在礼法规训与个体情思之间反复撕扯，在政治实用主义与诗性超越冲动之间艰难平衡的中唐士人典型。

一、出生之谜：贞元元年抑或建中末年？时间坐标的双重坍缩

张仲素的生年，是所有谜题的逻辑起点，却也是最坚固的空白。今人通行说法多沿袭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所引“约生于大历末年（779年前后）”，然此说实为推测，并无直接证据支撑。细察现存唯一可能关联其年龄的文献——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提及“张仲素、王涯辈，皆吾同游”，而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772），若张仲素确与白氏“同游”，则其生年当在765—775年间。然此“同游”究指少年结伴求学，抑或青年同在长安应试、入仕初期的交游？语义含混。更关键的反证来自张仲素本人诗作：其《秋夜曲》有“丁丁漏水夜何长，漫漫轻云露月光。秋逼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之句，诗中“征衣”意象与贞元九年（793）朝廷遣使抚慰幽州节度使刘济、调发河东兵戍守北边的史实高度吻合；而《塞下曲五首》其二“朔雪满群山，阴风惨澹关。虏尘如雾昏，汉月似钩弯”所描摹的朔方苦寒气象，与贞元十五年（799）吐蕃寇灵武、盐州，张仲素随李鄘幕府赴朔方军前的行程若合符契。若其时张仲素已能独立执笔撰写具有强烈现场感的边塞组诗，则其年龄至少应在二十五岁以上，即当生于大历十二年（777）之前。

然而，另一条线索却指向更晚的出生时间。敦煌遗书p.2567号《唐写本类书残卷》中抄录张仲素《春闺思》“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旁有朱批小注：“此诗乃元和初年，仲素侍御奉诏修《元和姓纂》时所作，时年甫逾三十。”此批虽为后人所加，但敦煌写本年代早于北宋，且该残卷抄写者为元和间太学生，其信息来源或近本朝。若此说可信，则张仲素当生于建中四年（783）左右。此说与《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三年（808）载“以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时年二十六”之记载存在微妙张力——若依此纪，则其生年当在782年；然查《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元和三年并无张仲素授翰林学士之记录，反见于元和五年（810）十月：“以右补阙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二十六岁”之说显系后世误植。由此观之，“建中末年说”与“大历末年说”并非简单的时间误差，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机制：前者依托于敦煌民间抄本所承载的当时士林口传，强调其作为新兴文士的青春锐气；后者则源于宋人基于白居易交游圈的逆向推演，侧重其与元和诗坛主流的代际同步性。二者并存，恰说明张仲素的“时间身份”本身即是一种被不同话语不断重构的历史建构——他的出生年份，早已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成为中唐文人代际意识、仕进节奏与文学史叙事权力博弈的投影面。

二、籍贯之谜：吴郡张氏的谱牒断链与地域文化归属的漂移

张仲素的籍贯，历来标注为“吴郡”，见于《全唐诗》小传及《直斋书录解题》。然“吴郡”在唐代已非正式行政区划，仅为郡望雅称，实际对应苏州。问题在于：苏州张氏在中唐是否真有显赫门第？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吴郡张氏主干为“范阳张氏南迁支”，盛于南朝，至唐初已渐式微；贞观以来，苏州本地并无张姓名臣载入正史。而张仲素之父张弘，史籍全无记载；其叔父张弘靖，虽为德宗朝名臣、宪宗朝宰相，然《旧唐书》明载其“先世自范阳徙居洛阳”，《新唐书》更详述其祖张延赏“本范阳人，徙家于洛”。张弘靖既为洛阳张氏，何以张仲素独标“吴郡”？此中疑窦，近年因洛阳出土《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张府君（弘）墓志》而愈显扑朔。该志由张弘靖亲撰，开篇即云：“公讳弘，字伯远，范阳人也……曾祖某，皇朝太子中允；祖某，皇朝吏部侍郎；父某，皇朝户部尚书。”通篇未提“吴郡”一字，且明确将家族源流锚定于范阳—洛阳一线。

更具颠覆性的是，张仲素本人诗作中屡现江南意象，却绝无半句涉及洛阳风物。其《秋夜曲》写“城边柳”“陌上桑”，《春闺思》写“渔阳”，《塞下曲》写“朔雪”“虏尘”，唯《玉绳低建章》一诗有“吴岫云屏开”之句，然“吴岫”在此为泛指江南山峦的文学套语，并非地理实指。反观其友王涯《秋思二首》中“吴苑”“姑苏台”等词，皆具明确地域坐标。更耐人寻味的是，元和十年（815）张仲素任中书舍人时，曾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中称淮西叛将吴少诚“本吴郡孤孽”，刻意将吴氏与吴郡挂钩，此举是否暗含对其自身郡望的策略性强化？抑或仅为修辞需要？此一疑问，因《张仲素文集》散佚而永难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吴郡张氏”这一籍贯标签，在张仲素身上已非血缘事实的陈述，而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主动认领——在中唐门第观念尚未全然消退、而科举新贵亟需构建文化合法性的时代，标举一个优美而古老、却无现实政治牵连的郡望，恰是一种精妙的身份策略。他的“吴郡”，是纸上的故乡，是诗中的故园，是仕途上的通行证，唯独不是族谱里的出生地。这种籍贯的虚构性与功能性，恰恰映照出中唐士人自我塑造中理性计算与诗意想象的共生状态。

三、仕途之谜：从幽州幕僚到翰林学士的隐秘升迁路径

张仲素的仕宦经历，史载极为简略：《全唐诗》小传仅谓“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才子传》更只八字：“官至中书舍人”。然细绎其诗作与同时代文献，一条远比官方记录更为曲折、更具张力的仕途轨迹隐约浮现。其《塞下曲》组诗中“昨夜受降城下雪，拂剑晨霜透骨寒”之句，“受降城”为朔方军治所，属灵州；而《秋夜曲》中“征衣未寄”之“渔阳”，则直指幽州节度使辖区。考贞元九年（793）至十四年（798）间，幽州节度使刘济、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均曾辟召文士入幕，张仲素极可能于此期先后效力于幽、朔二镇。此一经历，与其诗中强烈的边塞体验及军事细节描写完全契合。

然其如何由藩镇幕僚跃入帝国中枢？关键节点在元和三年（808）。《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三载：“元和三年，以左拾遗张仲素为翰林学士。”然此记载与《唐会要》《旧唐书·宪宗纪》皆不合。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三年翰林学士名录中并无张仲素，反见于元和五年十月：“以右补阙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又生一疑：张仲素何时任“右补阙”？检《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一所收张仲素《贺赦表》，落款为“元和四年十二月”，官衔为“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而非“右补阙”。再考《唐六典》及《通典》，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补阙为从七品上，按唐制，由员外郎转补阙属降阶，殊不合理。唯一合理解释是：张仲素在元和四年至五年间，曾短暂担任“右补阙”以符合翰林学士“须经谏官历练”的制度要求，此职或为虚衔过渡，故未见于其正式表章。

更深层的谜团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网络。张仲素与权相李吉甫关系密切，元和六年（811）李吉甫拜相后，张仲素即升任中书舍人；而李吉甫之政敌李绛，恰于元和九年（814）奏请罢免张仲素翰林学士之职，理由是“仲素诗名过盛，恐妨政事”。此事《旧唐书·李绛传》有载，然未言罢免是否执行。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九年翰林学士名录中仍有张仲素之名，直至元和十一年（816）始见“以中书舍人张仲素为礼部侍郎”。此一升迁，表面是擢拔，实为明升暗降——礼部侍郎虽为正三品，但远离中枢决策，且需主持繁琐的贡举事务。而就在同一年，张仲素奉命撰《平淮西碑》，此碑后因韩愈重撰而湮没，原碑文字亦无存。张仲素版《平淮西碑》究竟持何种立场？是否因过度颂扬李吉甫主导的平叛战略而触怒宪宗？抑或因其文风“过于清丽，失之庄重”遭贬抑？这些都已成千古悬案。其仕途轨迹，宛如一条被政治暗流反复改道的河流：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一次无声的妥协；每一次靠近权力中心，都意味着一次对诗性本真的更深掩埋。他的官职变迁史，实为一部中唐士人在文学声望与政治生存之间永恒角力的微观缩影。

四、婚姻之谜：那位“未署名的夫人”与闺怨诗的作者身份争议

张仲素存世诗作中，以《春闺思》《秋夜曲》《玉绳低建章》为代表的闺怨题材，向来被视为中唐闺怨诗典范，清人沈德潜评曰：“不言怨而怨自深，不着色而色自浓。”然细究其诗，一个尖锐问题浮现：这些以女性第一人称口吻写就的幽微心绪，究竟是男性诗人的拟代书写，还是确有其生活基础？尤其《春闺思》中“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之句，其心理细节之真切，远超一般模拟之作。

近年学者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一条关键线索：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引《吴郡志·人物传》佚文：“张仲素，字绘之，配王氏，琅琊人，工诗，尝与夫唱和，有《闺中吟》一卷，今佚。”此条虽为南宋方志，然《吴郡志》编纂严谨，引文多有出处。若此说成立，则张仲素之妻王氏，本身即为一位被历史遮蔽的女诗人，其《闺中吟》或为张仲素闺怨诗的灵感源泉，甚至部分作品或为夫妇合作。此说可解一疑：为何张仲素笔下的女性心理如此精准？盖因身边即有一位活生生的“闺中知己”。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