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5 章 请愿（1/2）

9月1日，上京南郊劳工区，陈记早点铺。

清晨六点一刻，秋雾还未散尽。铺子外的煤炉已烧得通红，三层高的蒸笼冒着滚滚白气。

老板老陈正麻利地从笼里拣出包子、烧麦，码进竹匾。一个十五六岁小伙计，正蹲在门口小板凳上，“刺啦刺啦”磨着豆浆。

头一拨客人已经来了。

靠墙那张桌子坐了四个建筑工人，都是上京第一建筑公司的。

领头的是泥瓦工班长张大有，黑脸膛，粗手粗脚，正掰开个肉包子，蘸着辣椒油。

他对面是年轻工友阿兴，孔敬府人，来上京半年，汉语说得顺溜多了。

旁边一桌坐着三个码头搬运工，裤腿上还沾着河泥。

最靠外那张小桌，则是个头发花白、戴副断腿眼镜的老先生，慢条斯理地喝着粥。

这是附近小学的职工，姓刘，在学校看大门，早上总爱来这儿坐坐，众人都称他刘老师。

“老陈，报纸来了没？”张大有咽下口包子，朝柜台喊。

“来了来了！刚送来的，油墨味儿还没散透呢！”

老陈从柜台下抽出两份《上京日报》，一份递给张大有，一份夹在门口的简易报架上。

张大有摊开报纸，同桌几人都凑过头来。头版那行粗黑标题赫然入目：

“荼毒百姓的豺狼终自毙！沙立畏罪自杀于山区”

“死了好！这种祸害留着过年？”码头工那桌有人兴奋地拍了下大腿。

阿兴盯着报纸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嘴唇抿得紧紧的。

过了几秒，他才低声说：“我老家村子……就是被这种败兵抢的。我爹的肋骨，就是被枪托砸断的。”

旁边桌一个老码头工叹道：“你这还算轻的。我老家在川省，那会儿，兵匪一家，今天这个司令来征粮，明天那个队长来拉夫。

我老汉就是不肯交最后那袋谷种，被吊在村口树上打，抬回来没三天就咽气了。”

气氛一时沉重。

这时，铺子门口进来个新客人。约莫五十来岁，瘦削，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老陈一见就招呼：“周先生来啦！还是老三样？”

“哎，麻烦陈老板了。”被称作周先生的人在刘老师旁边坐下，朝众人点点头。

张大有认得他，这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叫周文瑞。

据说早年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做教书先生，去年才辗转来到夏国，如今在教育部下属的文化整理委员会做事，是个文化人。

“周先生，您看看这报纸。”张大有把报纸往他那桌递了递。

周文瑞接过，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他轻轻“哼”了一声，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周先生，您见识多，给说道说道？”刘老师开口问。

周文瑞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我在南洋……待了二十七年。从民国十六年跟着叔父下南洋，到去年回来。”

他并没有评论报纸上的事情，反而讲起了自己的过往，周围的人也都安静下来听着。

“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我做过小学教员，开过小书店。华人勤劳，肯吃苦，有点积蓄就置产业、供孩子读书。

可荷兰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是‘东方犹太人’；本地人又嫉妒我们，说我们抢了他们饭碗。”周文瑞语气没有波澜，但握着茶杯的手指节发白。

“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更不用说……我们那片街区的华人商铺，被抢被烧的，十家有七八家。我那小书店，三万册书，一把火烧得精光。”

老陈停下拣包子的手，叹了口气。

周文瑞继续道：“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荷兰人又回来了。四七年吧，我有次去市政厅办营业执照，那个荷兰办事员当着我的面说：

‘你们这些中国人，就像田里的老鼠，怎么清都清不完’。

我气得浑身发抖，可你能怎么办？那是人家的地盘，人家的规矩。”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茶摊里一认真听讲的脸：“去年初，我收到国内亲戚来信，说南边有个‘北圻联邦’，是咱们华人自己掌权，正招纳海外同胞。

我犹豫了三个月，半辈子家业都在那儿啊。

可有一天，我书店隔壁裁缝铺的老板，就因为‘非法囤积布料’的罪名，被荷兰警察抓走，店铺封了。

他的孙子才八岁，哭着来求我帮忙……我能帮什么？”

周文瑞声音有些发哽：“那天晚上，我就决定：走！什么都不要了，带着老婆孩子上船。

到了海防港，有移民官接待，问我会什么，我说教过书、认得字。

第二天就安排了住处，第三天上京就有人来安排我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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